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解决长期严峻的“三农”问题^[1]。“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工农、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于市场体制框架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2]，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主要依靠资源分配的另一只手——政策的引导干预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级各地及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出台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3]。学界也及时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解读、分析和评价研究，为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指导。此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维度、多视角的乡村振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分别对政策工具^[4]、政策目标^[5]、政策主题特征^[6]、政策战略目标^[7]、参与主体^[8]、保障体系^[9]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二是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实现路径^[10]、创新机制^[11]、政策体系^[12]、政策重点方向^[13]、政策整合^[14]等方面的探讨。三是对国际上有关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借鉴研究^[15]。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没有从乡村振兴政策需求的角度去考察政策供给。从有效性角度看，政策要达成目标，政策供给必须高度契合乡村发展的内在政策需求。这就需要从乡村振兴政策内在需求逻辑角度，对现有政策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以弄清当前乡村振兴政策供给是否能满足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完善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抓手，也是本文研究的命题。

一.   乡村振兴政策需求

公共政策发布的背后必然隐含特定的理论逻辑。对乡村振兴政策而言，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预测政策走向的理论框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格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本意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这种增长过程始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此时，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开始升高，国家经济增长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工农两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时才结束。此时，国家经济增长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农业部门实现现代化，整个国家也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一理论主要通过将农业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移至高效的工业部门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在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直至与工业部门趋于一致^[16]。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工农二元格局逐步形成，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城镇工业部门大量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乡村人口开始向城镇单向流动，乡村地区呈现衰落之势。据统计，从2000年开始，平均每年有超过两亿农民工进入城市，2018年为2. 87亿^[12]。但是，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出并没有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相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并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技术装备推广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和商业化。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占比为98.51%，且85.43%的农户经营面积小于10亩^[17]。另外，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 ~ 80%，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甚至超过了90%，而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刚刚突破60%^[18]。经测算，2020年，我国的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达65. 47% ，生产体系现代化程度达到65. 26%，经营体系现代化程度达到62. 89%^[19]，总体水平均不高。

工农之间的二元格局，除了两个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差距，还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交叠影响。如某些领域城乡之间并行存在的两种具有差异的制度安排，包括城乡保险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社会公共服务制度、金融制度等。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失衡^[20]，一定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城镇地区的发展和福利支出，乡村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相差甚远。例如，2015年，我国城区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校均固定资产分别是乡村地区的3.1倍和4.9倍，城乡之间教学设施差距明显^[21]。2020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额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19.25倍，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保障标准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22]。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还会刺激人力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源加速逃离乡村，造成乡村的深度衰落。

从上述意义来说，二元的工农和城乡结构是我国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乡村人口的减少、产业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因此，我国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就是消弭二元工农和城乡结构。2018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定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可见，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与破除工农、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由此也进一步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应充分参考二元理论，其政策供给应紧扣理论逻辑需求，以推动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的充分实现。

基于上述逻辑，全面振兴乡村的根本在于系统破除工农和城乡二元结构。相应的内在政策需求首先是破除工农二元结构的农业现代化支持政策，包括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现代化。其次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政策，包括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共享、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共建共享等具体政策。最后，政策系统的不断优化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完善，体制机制的完善贯穿于各类乡村振兴政策。综上所述，本文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完善”的六维乡村振兴政策内容考察框架，通过将乡村振兴政策需求的理论逻辑划分为六个方面，可以直接观察与识别乡村振兴政策关注的重点，更科学与精准地评价现有政策体系与理论逻辑需求的一致性并预测其发展方向。

二.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   政策文本选择与总体趋势

因2018年之前的政策文本中没有乡村振兴这一提法，故本文将2018年之后称为乡村振兴时期，2018年之前称“前一时期”。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央层面2018年1月2日至2023年3月16日发布的366项政策。为了进一步凸显乡村振兴政策的特征，参考高强等^[23]对农业发展时期的划分（2013年之后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本文又加入中央层面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9日发布的292项涉“三农”政策，与2018年1月2日至2023年3月16日发布的366项涉“三农”政策（文中称乡村振兴政策）做对比分析。这658份文本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和各部委官方网站、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内容涵盖国家机关发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

经统计发现：第一，近十年来，涉“三农”政策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乡村振兴政策的年均发布量远高于前一时期（见图1）。其中，2019年发布政策数量增幅最大，2021年政策数量最多，达89个。第二，参与乡村振兴政策发布的部门数量明显多于前一时期（见图1），各部门合力推进“三农”发展的积极性显著提升。其中，2019年参与部门数量最多，达55个。第三，从“六维”需求来看，在乡村振兴政策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类政策数量最多，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完善和城乡统筹发展类政策数量较多，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类政策数量排名第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类政策数量最少。从2018年前后对比来看，除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类政策外，乡村振兴政策在其他五个层面的发布数量都较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其中，城乡统筹发展类政策增幅最大（见图2）。

图  1  政策发布数量及参与部门数量

注：2023年政策发布日期截至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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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振兴政策类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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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ROST软件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这种方法将海量的政策文本转化为抽象化、特征化、可计算的结构化数据，再根据研究目标融合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方法对数据进行数学统计、主题建模、网络构建等定量分析，最终结果由研究人员根据专业知识进行定性解读^[24]。针对乡村振兴政策内容，本文首先通过绘制语义网络图来查看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地，根据语义网络结构距离，将乡村振兴政策内容划分为中心层、次中心层、外围层。其次，通过对比2018年前后政策的高频词分布来进一步发现、总结和归纳乡村振兴政策的特征和趋势（见表1）。

表  1  排名前10的高频词在各类政策中的分布

	2013—2017年	2018—2023年3月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农产品（873）、企业（682）、资源（566）、休闲（524）、技术（498）、渔业（492）、创新（460）、经营（458）、加工（450）、市场（439）	农产品（838）、 企业（821）、渔业（703）、养殖（690）、质量（647）、安全（629）、服务（591）、加工（445）、市场（436）、创新（393）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技术（626）、推广（564）、配方（354）、补贴（346）、服务（263）、农机（234）、质量（210）、产量（193）、指导（193）、科技（188）	农机（743）、农田（683）、机械（508）、技术（470）、鉴定（438）、标准（422）、服务（418）、科技（375）、机械化（349）、补贴（345）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合作社（1546）、服务（1125）、农机（884）、创业（701）、经营（623）、培训（590）、创新（562）、人才（403）、新型（370）、主体（358）	服务（566）、经营（462）、合作社（373）、创业（315）、组织（287）、主体（243）、小农（222）、成员（206）、新型（186）、创新（172）
城乡统筹发展	服务（525）、儿童（380）、留守（306）、保护（242）、社会（240）、农场（232）、组织（227）、家庭（225）、保障（224）、物流（204）	服务（812）、保障（579）、振兴（549）、脱贫（528）、教育（481）、社会（466）、学校（435）、公路（433）、城乡（423）、资金（416）
新型城镇化建设	人口（300）、服务（211）、城镇（205）、 城镇化（198）、规划（192）、机制（182）、 秸秆（169）、环境（168）、公共（151）、设施（147）	生态（438）、标准化（438）、绿色（426）、保护（373）、环境（275）、规划（238）、污染（229）、生物（227）、设施（214）、耕地（211）
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完善	管理（1461）、项目（1245）、部门（1025）、安全（679）、农产品（652）、粮食（639）、质量（591）、 机构（569）、资金（519）、土地（495）	管理（1468）、部门（1445）、项目（789）、经营（712）、行政（602）、资金（591）、土地（579）、监督（504）、绩效（451）、改革（433）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该词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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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村振兴政策供给现状

一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实现工农业平衡发展是消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条件，这是由二元经济理论、我国现实情况以及各国发展经验总结而来的，理应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此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用大量篇幅对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进行专门部署。

由语义网络图可知（见图3），“农业”“农村”“发展”“企业”等词位于中心层，与其他关键节点紧密联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词位于次中心层，“特色”“融合”“创新”等词位于最外层。结合词频统计以及网络语义图，可以将乡村振兴政策中有关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建设农业强国，农业类政策一直致力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乡村振兴政策坚持了此方面的内容并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此类政策的重点是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相较于前一时期，乡村振兴政策更加突出强调“质量”一词，具体内容包括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开展奶业振兴行动等。三是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此类政策的重点在于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图  3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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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指农业生产要素的获取与配置，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25]，然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普遍薄弱。就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而言，其大多建于20世纪50—70年代，普遍存在标准低、不配套、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26]。再者，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需要对大量农业公共物品进行投入，此举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综上，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理应获得政策的大力支持。

由语义网络图可知（见图4），“农田”“技术”“管理”等词位于中心层，“农机”“鉴定”“创新”“设施”“机械化”等词位于次中心层，“资金”“购置”“推广”等词位于外围层，这些词充分体现了农业生产体系类政策的特征。一是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在乡村振兴政策中，“农田”一词出现的频次仅次于“农机”（见表1），位列第二。此类政策的重点内容是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是到2022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亿亩。二是更加注重提高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的机械化水平。相较于前一时期，“机械”与“机械化”作为新出现的关键词在乡村振兴政策中跻身前列（见表1）。此类政策的重点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提升农机装备研发水平、推进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具体的工作部署包括要求各地引导市场化主体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建设农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科技平台基地，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一体化试点，遴选和培养农机生产及使用一线“土专家”等。

图  4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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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的基础^[27]，也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理应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对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提法始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政策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由语义网络图可见（见图5），“经营”“服务”“管理”等词位于网络图的中心，与其他节点关键词联系紧密，“主体”“组织”“合作社”“鼓励”“政策”等词位于次中心层，“集体经济”“创新”等词位于最外层。总的来讲，乡村振兴政策中涉及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内容有三个：一是接续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农民合作社是重点帮扶对象。二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加注重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相较于前一时期，“小农”出现在乡村振兴政策的高频词中（见表1）。代表性的政策文件有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三是培育和引进农业人才。此类政策的重点是将城市各方面人才引入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建设中去。具体的政策有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等。

图  5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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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的城乡关系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表现为城市对乡村各类资源的控制利用，使得资源从乡村向城市净流动^[28]。城乡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源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包括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这些制度亟待调整甚至破除。

从语义网络图来看（见图6），“保障”一词加入中心层，“公路”“脱贫”等词作为次中心层，“交通”“统筹”“设施”等词作为外围层。基于此，乡村振兴政策有关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可以被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类政策，相较于前一时期，乡村振兴政策更加强调城乡建设的一体化。此类政策的重点是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文化体育、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社会保障以及农村教育是重点关注内容。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类政策。此类政策的重点是加快农村公路、交通、照明、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是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类政策，这是乡村振兴政策的新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十分重视这项任务，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9年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图  6  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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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必由之路^[2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挤占乡村空间，给农村带来了生产空间布局混乱、生活空间盲目扩张、生态空间污染严峻等问题^[30]，因此，必须依靠政策重构城乡合理关系。

从语义网络图来看（见图7），“城乡”“发展”“建设”等词位于网络图中央，“生态”“环境”“城镇化”等位于次中心层，“规划”“县域”“污染”等位于外围层。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政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通过村庄布局规划、乡村用地监管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颁布《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标志着村庄规划相关工作正式启动。二是通过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已遭破坏的生态资源。具体内容包括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膜科学回收、秸秆综合利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加强天然保护林修复、草原修养生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三是通过农业产业、农村能源转型来实现绿色发展，这是乡村振兴政策的新内容，标志着农业由提质增效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具体的政策内容包括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农产品绿色低碳运输、推广农产品绿色电商模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建立全产业链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加强绿色科技基础研究、加快绿色农机装备研制等。

图  7  新型城镇化建设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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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完善

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体制机制，是指乡村振兴工作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以及乡村振兴工作系统内部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任何工作的开展，都需要通过严密的规则、秩序、流程来实现，而严密的规则、秩序、流程取决于实践活动中工作体制机制是否系统完整、是否得到严格遵守和贯彻^[31]。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贯穿其中。

从语义网络图来看（见图8），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政策除了聚焦“农业”“农村”“建设”“管理”“项目”等中心词之外，“资金”“机制”“办法”“治理”“投资”“绩效”等关键词也成为聚焦点，为中心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是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这是乡村振兴政策的新内容。此类政策的重点内容包括党组织建设、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村级组织服务能力提升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纲领性文件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二是创新管理与监督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监督机制的设立比任何工作环节的开展都要花费更多的成本，这也是许多政策监督机制薄弱的主要原因^[32]。相较于前一时期，乡村振兴政策更加突出强调了“资金”“监督”“绩效”“改革”等概念（见表1）。这表明，乡村振兴工作的体制机制正在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三是对农村基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主要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图  8  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完善政策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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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乡村振兴政策供给特征与优化展望

一   结　论

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在于系统地破除工农和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六维”政策观察框架，以2018年1月2日—2023年3月16日发布的366项乡村振兴政策为主，以2013年1月1日—2017年12月29日发布的292项“三农”政策为辅，研究了乡村振兴政策供给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乡村振兴政策结构的调整与破解工农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逻辑需求相契合。首先，乡村振兴政策的数量和参与主体在2018年之后大幅增长，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程度，也充分表明了当前国家正在举各部门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其次，前一时期的短板——城乡统筹发展类政策在乡村振兴时期得到很大的补充，这体现了中国政府为缩小城乡差距而做的努力。

2）乡村振兴政策内容广泛而全面。乡村振兴政策围绕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建设而展开，六个维度下的政策内容皆较为翔实，后发政策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精细化的特点。例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类政策的内容从玉米、稻谷、小麦等粮食种植业延伸至畜牧业、渔业、种业，2021年之后又增加了茶产业和中药材产业；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持类政策的内容从农机的推广与应用拓展到农机的报废与更新、修复与维护。

3）乡村振兴政策发展目标具有阶段性，并已初具现代化的特征。通过对政策内容的把握，本文将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乡村振兴开局阶段（2018—2020年），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2021年至今）。前一阶段的政策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展开；后一阶段的政策则更注重强调“现代化”建设，相应的政策目标也越来越高。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时，变成了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从“发展壮大”到“高质量”发展，从“增收”到“致富”，乡村振兴政策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4）乡村振兴政策越来越重视监督反馈机制的建立。基本上每一份“三农”政策文件都会提出工作的路径和方法，但只有少部分文件会对监督方式和负责部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乡村振兴政策对此作出了很大的改善。从高频词来看，“监督”一词在2018年之前的政策中出现的年均频次为129次，而在2018年之后的乡村振兴政策中出现的年均频次为247次。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来看，2021年首次将“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模块提出来，代表性的政策文件有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发布的《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发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修订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

二   优化展望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可见，乡村振兴工作在“十四五”时期仍然至关重要。基于上文，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展望与优化建议。

一是乡村振兴政策结构不断优化，将向着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发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公平交换、合理分配，加速破解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当然，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仍应该被当作重中之重。众多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优先发展农业，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更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33]。因此，今后的乡村振兴政策应继续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切实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二是“高质量”“可持续”将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政策目标的关键词。已有乡村振兴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增数量，对提质量的关注度不足，如农民公共服务就业政策、农业机械化政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政策等。鉴于此，未来的乡村振兴政策将立足于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和污染环境治理，从整体上提升“三农”发展质量。对于政策目标的设定，也应向着更具体的方向发展。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置一个政策目标评估小组，评估出乡村振兴各个目标的考核量化标准、各目标实现的优先序，然后根据总体规划整合各部门的资源进行集中投资，最大化资源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益，引导政策落实向着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三是监督反馈机制走向常态化、法制化，对于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其监督方式和负责部门应逐渐明确。此外，中央各部门应将监督资源不断向地方和基层推进，以充实基层力量，提升现场监管能力。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审计工作的资金监督功能，促进资金有力筹集、科学分配、规范使用。为了进一步健全乡村振兴工作考核落实机制，将重大项目的建设结果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综合考察评价应成为常态。

四是国家和地方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度不断提高。应更加注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横向沟通和纵向协调性，并加大政策的协调度，逐渐完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目标一致和政策措施上相互配合的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政策框架体系。例如，可以针对重要工作，出台相应的政策分工文件。这一举措最早曾在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中有所展现，其他部门可以随之效仿。

最后，关于乡村振兴政策的评价，本文只关注了政策内容是否能涵盖理论需求，并未对政策形式、政策主体、政策效力等方面进行考察。政策形式能够反映文件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度等特征，政策主体能够反映文件制定或执行过程中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程度及其运行特征，政策效力更是能体现政策的配套性和系统性^[34]。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具有研究的局限性，如无法追踪一项政策目标是否具体或者落实是否到位，这就需要结合地方政策甚至是微观层面进行考察。结合这些方面对乡村振兴政策开展进一步的评价，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