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摒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这意味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制造业资源利用低效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将被替代^[1]。“绿色转型”是全球产业发展的竞争制高点，也是破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障碍的必由之路。政策环境方面，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引导企业绿色转型。例如最早出现在我国广东省的“腾笼换鸟”策略，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这一策略是指在政策等外力引导下实现区域内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的置换，有规划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加快重污染行业转型速度。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企业积极推行绿色转型，以应对政府提供的机遇与压力。而为了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节约能耗与降低成本，企业也会做出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动力，通过实现全过程绿色化生产来减少工业排放的战略性绿色转型主动性行为，最终达成环境-经济效益双丰收^[2]。制造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与环境资源的主要消耗者，研究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成效的影响机制，对经济转型和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立足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构建理论框架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条件组态作出解释，以期为推动我国企业绿色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借鉴。

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回顾

已有关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绿色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外部因素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受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双重约束：政策规制、外部融资渠道、能源价格等共同构成企业选择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原因^[3]。政策可能通过刺激绿色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来直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也可能通过刺激需求来间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4]。环境税^[5]、碳排放交易试点^[6]等可以正向激励企业转型。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区域环境的“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可能会促使企业采纳绿色技术^[7]。从企业内部因素来看，有学者基于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情境，提炼出网络嵌入与绿色动态能力两大影响企业绿色战略行为的因素^[8]；绿色企业家如果具备可信力、确保项目获利且绿色的能力、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吸引非绿色行为者的能力，那么其可以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9]；另外，先进制造技术^[10]、数字技术^[11]等新兴生产要素的影响也得到深入探讨。二是基于案例的企业绿色转型路径与模式讨论。黄光球等^[12]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提出5条重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路径，并计算各路径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增长率。任相伟等^[13]采用根因分析法对21份案例进行因素归纳，得出要素驱动、行为驱动和目标导向3种企业绿色转型路径。然而，对企业绿色转型因素的研究着眼于企业内外部双元情境、整合分析框架的较少。虽然也有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利用规模效应和竞争机制激励内部推进绿色转型效果优化^[14]，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个主要条件的净效应，基于少量案例分析转型路径。实际管理实践中，企业绿色转型行为受到各种转型条件的综合影响，已有研究还未得出企业绿色转型因果机制的一致结论。

二   理论分析

基于以上理论局限和呼应国家对绿色转型的战略需求，本文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uli-Shili-Renli Systems Approach，简称WSR方法论），研究企业如何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资源和能力以成功实现绿色转型。本文以2019年申请绿色专利的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从企业物理、事理、人理3个层面出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处理多个前因条件，研究总结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因果机制构型，弥补了以往单一要素研究的不足，为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WSR方法论是顾基发和朱志昌在1994年提出的一套复杂系统方法论，综合中国古代的系统思想，融合东西方系统方法论研究，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原则方法和理论工具^[15]。物理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和技术运行的一般规律，与制度、文化、认识、习惯等无关；事理涉及社会-组织系统的管理和协调过程，兼具效果检验的客观性和管理者介入的主观性；人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物、事、人之间的协调^[16]。企业绿色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绿色技术开发和流程改造必然需要物理层面的资源投入，运用绿色化方式介入管理流程，并且需要人理层面——战略管理者认识与思想的绿色化。

1   物理层面

绿色转型是企业应对环境动态性的重要战略选择，但其本身也属于不确定性强的未来回报项目。企业获得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协调的卓越效果，本质上需要培养持续性自主创新的能力^[12]。绿色转型存在外部性，且所需创新多属于新颖技术的开发，因此资金需求旺盛，回报周期较长，挤占企业资源，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由于存在高资金投入和短期内低效益问题，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在企业绿色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有效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财政补贴可有效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短缺的情况和减轻企业经营负担^[18]。从激励效果和成本上来说，Özdemir等^[19]关于新能源企业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短期内可有效促进投资，长期则有助于新能源企业提升成本效率，因此，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转型有促进作用。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作为企业显性资源特征，企业规模是企业绿色转型依托的客观存在，对企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更多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但随着规模继续扩大，企业实施转型升级行为会减缓，两者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20]。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受制于路径依赖、结构惰性和心理承诺3方面悖论^[21]：企业获得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后，会因客观资源投入的扩大和已有成功的正向反馈，被锁定在原来的路径上；结构惰性会固化企业原有的能力结构，使企业缺乏在动态环境中的调整柔性；决策的施行本身带有承诺的含义，在心理层面和经济层面，结构惰性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强化^[22]。基于这一分析，中小规模企业绿色转型难度更小。同时，绿色转型的系统复杂性对企业各个环节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的要求较高，依据WSR物理层面的定义，资源投入的运行技术规律不受人的意志影响，属于物理层面。与资源投入运行技术规律相关的财务柔性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能力，为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对新领域的投资与探索等提供足够的现金流。高财务柔性能够帮助企业通过增加债务和调用现金储备来筹集资金^[23]，进行企业自我造血、自我循环，为绿色转型提供支持。

2   事理层面

物理层面的资源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客观的物质支持，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但资源配置结果也因企业管理者而异，即事理介入引致结果的不同。事理涵盖企业的内部文化、管理思想、组织管理，且与外部市场、政策因素等相互作用。在不稳定外部环境下，企业绿色转型高度依赖企业内部的技术、组织和管理过程，以及企业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上的独特性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源于情境特征与自身特征的相互作用引致不同的战略选择^[24]。受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市场和企业的运行仍然受到各级政府的强力干预。政府专项任务的推进，加速企业向制度合法性靠拢，而在这一过程中调整步伐落后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环境规制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转型影响的研究很多，学者普遍认为环境规制设计可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但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25]。就环境规制工具类型而言，有更多学者通过实证得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如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成本粘性效应和增加合法性压力促使企业转型^[5]。杨仁发等考虑规制强度和地区差异，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已成为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而在我国西部地区“挤出效应”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U型关系^[26]。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有重要作用，势必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促使企业在事理层面作出改变以实现绿色转型内化过程。

3   人理层面

“人理”回答“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是人对事和物的处理方式，体现人的利益观与价值观，对物理和事理具有直接的影响^[15]。企业绿色转型本质上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战略决策，与多方股东利益直接相关。股权制衡是指企业股权的内部牵制，主要形式见于几大股东的相互监督制约，或是中小股东联合与大股东的制衡关系，能够有效防止一股独大的影响，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27]。企业绿色转型后，其准公共产品属性有助于提升环境与社会合法性并创造长期战略价值，企业在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的过程中逐渐突破原有能力束缚，但产生的效益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大股东满足私利动机的决策目标，因此，股权制衡较低的情况会抑制企业转型意愿^[28]。相较于中小股东，大股东可能具备更强的政治关联属性，在企业外部环境压力过高时，可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从中斡旋，从而降低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另外，由于绿色转型复杂化、多元化的特征，大股东的非专业干预也会导致绿色创新效率降低^[29]。中小股东群体较大，追求企业经营长期存续与股利稳定分配，在股权制衡较高的情况下，中小股东可以对大股东的投机行为进行监督，增加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的潜在成本；背景各异、融资渠道多样的中小股东积极参与企业绿色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充实的资金、人力、知识等创新资源^[30]。但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价消息敏感，有意避免负面信号的冲击，导致管理层趋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且共同治理的掣肘可能会造成决策效率的下降^[29]。综上所述，股权制衡所反映的利益相关者关系，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事理和物理的有机统一，符合WSR方法论对人理的定义。基于此，本文认为股权制衡在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综上，本文在WSR方法论的指导下，整合企业绿色转型物理-事理-人理层面的理论框架，以环境规制统揽事理全局，基于企业规模、政府补贴等物理客观存在，明确财务柔性的核心地位，阐释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机制，同时引入人理因素——股权制衡，在系统性视角下探索企业绿色转型的因果机制。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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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案例导向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布尔代数和集合理论来实现对案例的充分比较，探索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研究现象的联合效应，能够分析多因素并发的因果复杂性问题^[31-32]。QCA的效应检验能够实现复杂性系统问题的机制构型解答，因此本文通过QCA检验环境规制、政府补贴、财务柔性、企业规模和股权制衡5个因素如何交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企业绿色转型。其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以布尔代数思想为基础，对结果稳健性的分析与样本大小关系不强。该方法主张因果非对称性，便于应对前因复杂性，能准确分析因果机制，并且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更易分析的构型，在降低现象复杂性的同时不孤立解构变量，从而完整解读案例^[33]，在小样本基础上实现本文分析前因条件多种组态影响的目标，并规避传统回归中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问题。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9年申请绿色专利的全部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选择制造业企业，一方面是因为制造业企业作为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另一方面是因为上市制造业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绿色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参考吴建祖等^[34]的研究，将前因条件滞后一期处理，包含191家初始样本案例企业，根据以下条件对数据进行筛选：①剔除2019年绿色专利申请量为0的案例；②剔除政府补贴、财务柔性等数据缺失的案例；③剔除被标记为非正常财务状况（ST或ST*）的案例。最终剩余涉及14个行业共计80家案例企业，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见图2）。地区分布上，来自广东省的案例占企业总数的21.25%，其次是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占企业总数的16.25%和15%（见表1）。研究数据中财务数据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环境规制数据来自我国各省统计年鉴，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库，通过与世界知识产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匹配，得到绿色专利数据。

图  2  样本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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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案例企业分布地区及数量

地域分布	数量/家		地域分布	数量/家
广东省	17		福建省	2
江苏省	13		江西省	2
浙江省	12		重庆市	1
北京市	9		山西省	1
上海市	5		青海省	1
四川省	5		贵州省	1
安徽省	5		甘肃省	1
山东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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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选取

基于前述创新驱动下上市公司绿色转型机理分析，本文选择的结果变量如下。

绿色转型。当前学者关于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还未达成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35]认为，工业绿色转型主要指工业转向能源资源利用集约、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过程。卢强等^[36]认为，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是指工业发展以绿色创新为核心，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生产全过程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污染物排放逐步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过程。综上可以得出，绿色转型需要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开发绿色创新能力，获得可持续性的转型动力。因此，本文从投入、产出两个角度，使用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衡量绿色转型。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投入方面，选取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衡量研发强度；产出方面，为避免企业规模、研发能力等产生的系统误差，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与当年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衡量绿色创新强度。绿色转型两个维度指标均属于0 ~ 1之间的连续变量，使用0.05、0.5、0.95三个阈值处理后，划分得到企业绿色转型的水平。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条件变量选取如下：①环境规制。本文参考沈能等^[37]的研究，采用企业所在省份工业环保投资完成额在当地工业产值中的占比，并用工业产值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修正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该方法使用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且较为完整，同时能避免产业结构差异造成的误差。②政府补贴。采用企业年报中营业外收入一栏中的政府补贴来表示，单位为万元。③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的指标选取多样，结合前文研究设计要求，参考花贵如等^[38]的研究，选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④财务柔性。本文参考肖忠意等^[39]的多指标综合法测度企业财务柔性，即财务柔性等于现金柔性与负债柔性之和，计算公式为财务柔性 = 公司现金比率 − 行业平均现金比率 + max（0，行业平均负债比率 − 公司负债比率）。⑤股权制衡。本文采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总持股量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的比值来衡量股权制衡^[40]。

三   数据校准

政府补贴、企业规模、财务柔性、股权制衡不属于0 ~ 1之间的连续变量。借鉴现有研究，将各变量都视作一个集合，为了更好刻画案例与集合的隶属关系，在变量校准过程中，在fs/QCA 3.0软件中使用直接校准法将这4个指标校准为0 ~ 1之间的模糊集^[41]。本文依据杜运周等^[31]和吴琴等^[42]的校准标准以及案例的实际情况，对所有变量进行校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分别为0.95、0.5和0.05分位点。各条件和结果的校准信息如表2所示。该处理过程将各变量转化为集合，对处于各个分位点的案例数据值赋予集合隶属度^[43]，因而能够量化和比较案例的隶属程度。

表  2  各变量校准

变量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研发强度	0.1203	0.0456	0.0053
	绿色创新强度	0.5950	0.0458	0.0035
条件变量	环境规制	0.0238	0.0038	0.0029
	政府补贴	26.7426	0.3112	0.0078
	企业规模	17.0281	13.3864	11.3238
	财务柔性	2.9526	−0.2843	−0.7867
	股权制衡	2.5074	0.8190	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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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结合主流QCA研究，有必要对各条件的“必要性”逐一进行检验，分析单一条件包括其非集（用“~变量”表示）是否构成上市公司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是必要性的重要检测标准，表明单一条件对结果的解释程度，当一致性大于0.9时，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示结果发生时该条件始终存在^[43]。表3为使用fs/QCA 3.0软件分析的企业高水平和低水平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由表3可知，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的一致性水平最大为0.894，小于0.9，表明5个条件都不能单独构成企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

表  3  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环境规制	0.420	0.663
~环境规制	0.836	0.544
企业规模	0.584	0.623
~企业规模	0.840	0.680
财务柔性	0.672	0.722
~财务柔性	0.745	0.601
股权制衡	0.675	0.638
~股权制衡	0.715	0.643
政府补贴	0.514	0.757
~政府补贴	0.894	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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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本文通过fs/QCA 3.0软件分析80家案例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的组态，参考程聪等^[44]的研究设定一致性门槛值为0.8，根据样本规模确定频数阈值为1，对前因条件组态进行核心-边缘条件分析。由于现有研究关于5个条件变量分别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没有一致结论或缺乏明确预期，难以得出明确的反事实分析，因此在产生中间解的步骤中，对5个条件变量的何种状态会引致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本文选择用“存在”或“缺席”来回答。当前因条件在中间解与简单解中都存在时，确认该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时该条件为辅助条件^[45]。表4是依据中间解和简单解列示的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组态。

表  4  企业实现高水平绿色转型的组态

条件变量	组态
	1	2	3	4	5	6
环境规制		●	〇	〇	●
企业规模	⊗	⊗	⊗	●	●	⊗
财务柔性		●		●	〇	●
股权制衡	⊗		●		●
政府补贴	●		⊗	●	●	⊗
原始覆盖度	0.391	0.316	0.450	0.291	0.158	0.593
净覆盖度	0.014	0.004	0.069	0.027	0.005	0.021
一致性	0.902	0.931	0.840	0.921	0.977	0.866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07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51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〇表示辅助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组态中这一条件的存在与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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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中的6种组态，从单一解及总体解的一致性来看，解释度均高于0.8，符合充分条件组合标准，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751，说明6种组态均可在较高程度上解释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从各个组态自身来看，组态1中，政府补贴发挥核心作用。组态2中，环境规制、财务柔性为核心条件，环境规制政策使公司环保压力剧增，倒逼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财务柔性条件存在保证了企业可以进行自我造血，支持绿色创新。组态3中，股权制衡发挥核心作用，较高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企业做出更符合中小股东利益的战略选择，有助于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获得新的战略发展点。组态4与组态5具有相同的两个核心条件，即企业规模与政府补贴，组态4中环境规制条件的缺席发挥辅助作用。组态5中环境规制与股权制衡也为核心条件，规模庞大的企业拥有深厚的资源基础，但转型灵活度受限，政府补贴的激励和引导，能够促进企业在绿色转型上有所行动。组态6中，财务柔性是核心条件，与组态2、组态4一同印证了自我造血的柔性能力在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为了证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一致性水平从0.8调整到0.85，频数保持不变，再次进行组态分析，共得到6种组态。与一致性水平为0.8的结果相比，总体解的覆盖度从0.751上升到0.761，总体解的一致性从0.807变化为0.801，两者变化均较小。从组态间的关系来看，得到的6种组态依次对应。由此可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根据6种组态的构型归纳出3种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路径，即灵活求变型、结构制衡型、政府扶持型。

灵活求变型。对应的有组态6与组态2。组态6对应的原始覆盖度最高，为0.593，说明这一路径对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的主要形式有最高的解释程度。当财务柔性为核心条件时，企业规模与高水平绿色转型的出现并非必然相关，可以说明企业通过较为充足的现金储备和举债能力灵活开发和重组企业内外部资源，使不同规模的企业都得以兼顾转型与效益。

结构制衡型。组态3与组态5中，股权制衡均为核心条件，中小股东参与企业治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转型意愿。由组态3可知，当企业规模较小时，股权制衡能有效约束大股东选择短期盈利项目，减少其非专业干预企业创新的行为。组态5中，中小股东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与较高的环保意识促使其倾向于支持管理层实施绿色转型战略，以提高企业合法性；获得政府补贴能够改善因企业财务柔性缺席可能导致的资源支持不足情况。

政府扶持型。与前两种转型路径不同，政府扶持型主要受政府补贴的影响，对应的组态为组态1和组态4，政府补贴均为核心条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积极开展高水平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大部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意愿不强；同时，企业绿色创新周期长、成本高，部分企业需要独自承担绿色创新风险，资源难以为继。依据信号理论，政府补贴除了能够缓解企业的经营风险，还会向社会传递该企业具备良好的政企关系的信号，有利于企业加强对外融资从而向绿色创新领域进军，因此，政府补贴是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的重要助推力。

三   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是什么引致企业无法实现高水平绿色转型，本文又分析了产生低水平绿色转型的组态结果。在频数阈值为1，一致性水平设为0.8的情况下，得到低水平绿色转型组态结果如表5所示。6种组态单一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599，为6种组态可以被视为企业低水平绿色转型的充分性条件组合提供了较高的解释力度。从各个条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在所有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表明企业规模限制了企业绿色转型，从而说明物理层面上企业规模悖论的存在。

表  5  企业实现低水平绿色转型的组态构型

条件变量	组态
	1	2	3	4	5	6
环境规制	⊗	●	●	⊗	●	⊗
企业规模	●	●	●	●	●	●
财务柔性	⊗	●	⊗	●	⊗	⊗
股权制衡	⊗	⊗	●	●	⊗	●
政府补贴	⊗	⊗	⊗	⊗	●	●
原始覆盖度	0.394	0.196	0.196	0.283	0.184	0.232
净覆盖度	0.095	0.010	0.038	0.064	0.017	0.030
一致性	0.935	0.963	0.970	0.925	0.981	0.954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1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599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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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种组态的构成及逻辑，在企业规模较为庞大的前提下，以股权制衡为分析起点，概括出2种企业低水平绿色转型路径，即固步自封型和垄断逐利型。

固步自封型。组态3、4、6中，企业规模与股权制衡均为核心条件，中小股东的诉求是获得持久稳定的股利分配，大型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竞争优势与成功经验，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对绿色转型的探索趋于保守。且在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小、政府补贴与财务柔性缺席的情况下，当企业面临再融资需求时，管理层倾向于规避绿色转型带来的高风险与资金挤出后果。

垄断逐利型。垄断逐利型包括组态1、2、5，企业规模的存在与股权制衡的缺席为核心条件，在该路径中财务柔性与政府补贴没有同时产生影响。“股东消极主义”假说下，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第二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因自利心理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利用内部人身份和非对称信息进行利益掏空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在大型企业中，当大股东不愿意牺牲目前稳定的最大化利益来换取未来的绿色转型收益时，将促使管理层倾向于短期内增加回报更快的投资，侵占投入绿色转型的资源。

四.   结论及建议

一   结　论

本文以WSR方法论为指导，通过构建物理-事理-人理理论分析框架，从组态视角切入，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机制构型进行研究。本文从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企业规模、财务柔性、股权制衡5个因素提出研究设计，以80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究推动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的不同组态路径，并总结出灵活求变型、结构制衡型、政府扶持型3种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的路径。在进一步分析中，从转型失败视角，识别导致企业低水平绿色转型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组态类型（固步自封型与垄断逐利型）。最终主要结论为：首先，财务柔性能力对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最为重要，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资产流动性，支撑企业柔性调整组织战略，以适应环境规制压力及其他不确定性。其次，企业规模所导致的结构惰性会影响高水平绿色转型成效。以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的组态中同时存在政府补贴的助力，能有效激励战略管理者的绿色转型意愿，政策扶持对企业高水平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拉力作用。最后，进一步分析企业低水平绿色转型组态。受制于能力悖论困境，大型企业一旦缺乏财务柔性能力与政府补贴带来的资金流动性优势，股权制衡高的企业会迎合中小股东稳健保守性目标，股权制衡低的企业容易陷入“股东消极主义”陷阱，两者都将引致企业绿色转型低效的结果。

二   建　议

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引擎。企业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行动者，需要洞察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审视内外资源因素组合，协调“物理”“事理”“人理”，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采用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模式。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建议：从企业层面来说，事理方面，企业应积极顺应社会绿色转型的大趋势，转变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观念，争取绿色转型的主导权，从而抢占未来市场的优势地位。物理方面，增强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除了加强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以外，还需完善企业营收管理与开支管理，重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的提升，保障企业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结构弹性，建立显性资源优势的同时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以提升动态环境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人理方面，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提高企业股权制衡程度，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建立健全控股股东行为监督机制，保障中小股东利益，鼓励中小股东参与企业治理，助推企业绿色转型。政府政策设计层面，应以经济激励型工具为主，加大政府补贴强度，建立行业企业补助名录，完善政府补贴发放效益考核机制，确保输血及时、科学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