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曾提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邓小平也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靠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在农民，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可见农民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农民教育的必要性。所谓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对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及其相关产业的已构成生产力要素的农民群体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它包括思想、文化、技能和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党组织和领导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抓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又在于教育。只有高度重视并加强农民教育，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现代化农民，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农民教育工作，致力于通过教育解决农民实际问题，提升农民主体性发展能力，并在持续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建党初期单纯地为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发动农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培养有文化的农民，再到改革开放后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农民，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途径，丰富不同阶段的教育内容，推动传统农民从“小自耕农”“革命农民”逐步转变为“现代农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   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阶级都是坚定的拥护者和贡献者。为联合农民的力量，党在不同时期都将农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提高农民思想觉悟、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引导其参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注重革命斗争教育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深受压迫和剥削，而他们却普遍选择忍受这种状态，即使少数人站出来反抗也只是为了改变当前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也宛如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教育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冲破农村封建思想的禁锢，使其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远大的理想抱负，才能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反革命斗争中。为此，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强调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国三三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2]。随后，中共三大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结合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保护农民利益来促进革命，从而把发动农民参与革命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农民对待革命的两面性，要将农民的力量变成一股强大势力，有必要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

为了组织和发动农民，将农民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救出来，中国共产党以唤醒农民革命意识为核心，大力开展革命斗争教育。首先，深入农村调查，宣传农民深受封建地主压迫的事实，唤醒农民革命反抗意识。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便成立了萧山衙前农民协会，通过协会向农民宣传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带领农民公开与封建地主、贪官污吏对抗，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类似的农民协会与组织迅猛发展起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反对苛捐杂税、剥削纳税等。此外，党还积极“发动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参加暴动，建立革命政权”^[3]，夺取属于自己的土地权利。随着解放战争号角的吹响，党为了争取广大农民支持，及时修改了当时的土地政策，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政策，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需求，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其次，围绕时代主题展开针对性教育，激发农民革命斗争意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愈演愈烈，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上下必须联动起来。为此，毛泽东号召对农民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激发其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使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抗日战争结束后，社会主要矛盾又转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农民教育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变化，主要围绕农民对土地的需要问题展开。党内上下采取诉苦和算账的方式，增强广大农民的个人意识，使其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改变现状，燃起对改革的热情。然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为此，党“将战争动员、参军运动、武装农民剿灭土匪、搜缴地主武装、组织民兵自卫队等工作联系起来”^[4]，让农民明确站位、明晰任务，主动参与到战斗之中。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前线提供物质保障，推动解放区农业发展。

这一阶段党的农民教育工作已经开启，也获得了较好反响，但教育本身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该阶段的农民教育旨在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内容侧重于革命斗争教育，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党的政治思想宣传不足。党在教育过程中也总结到，“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而只知凭空去做政治宣传，以致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并不能取得群众”^[5]，对农民的教育难以取得效果。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8年）：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文化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党面临的环境非常复杂，既要带领农民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又要积极开展教育，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广大农民群众受教育水平低下，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比大，加之思想意识也比较封建、保守，必须先要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破除其落后思想。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兼顾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以扫盲为主的基础文化教育。

为了引导农民更好地适应和投入社会主义事业，党从两个角度展开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围绕阶段性党的主要任务进行教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阶级意识。1950年，通过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化农民阶级意识，使其清楚想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自觉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同年年底，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教育中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指示》，提出“农民业余教育工作必须和这个运动取得密切配合，以扩大农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教育”^[6]，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针对农村思想落后问题进行教育，加深农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为克服农村存在的小农思想，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必须经常地以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社员，特别是具体地进行合作社同国家的关系的教育，克服社员随时滋长的资本主义倾向”^[7]，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化道路，更主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生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通过分派小册子或直接讲解的方式，将教育内容传授给农民，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下认识并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966年后，党的农民教育方针强调“劳动高于教育”，大力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等活动，通过开办“五七干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培养了一批会种田、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党同时致力于对农民的基础文化教育，教育方式由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发展到学校教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推行农村扫盲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的扫盲识字教育工作仍在持续并不断深入。如1949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冬学，利用农闲时间扫除农村文盲。仅4年的时间，全国冬学人数就从1 300万增加到14 085万人次，增长了近10倍^[8]。随着农民学习兴致以及文化基础的提高，党的农民教育不再局限于冬学形式，由季节性的业余学习发展为常年的业余民校，延长了农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并逐渐形成统一规范的学校教育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但是，到1955年全国农村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依旧很多，其中15岁至45岁的青壮年文盲和半文盲率就达到了80%^[9]。1956年3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更是把扫除文盲当作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推进^[10]。截至1958年，全国参加扫盲识字的人数超过1亿，实际扫除文盲人数在5 000万以上，甚至次年仅上半年就有6 050万人参与扫盲运动^[11]。此外，党中央还将妇女作为扫盲教育的重要目标，为实现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提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12]，号召推进妇女扫盲工作，带领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来。由此，农村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得到明显降低，包括妇女在内的农民群体逐渐摆脱了文盲状态。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农民教育不再局限于带领农民革命，而是把重心放在农民自身的发展，使其逐步摆脱旧社会的诸多束缚，初步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基础文化水平。然而，这种基础性的教育并不能让农民完全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仍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家工作重心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与经济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也拓展到农民文化素质、实用技术和精神文明等方面，致力于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有文化、有技术、有素质的新型农民。

加大农村扫盲力度，培养有文化的农民。为降低农村文盲、半文盲率，中国共产党于1982年继续推进农村扫盲工作，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必须扫除文盲。1993年对扫盲工作又作了进一步要求，表示到20世纪末使青壮年文盲率降低至5%以下，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文盲率已从1990年的15.88%下降为6.72%，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到5%以下，基本实现扫除农村文盲的目标。同时，鉴于城乡教育差距较大，为促进教育公平，党中央采取系列措施提高农村教育覆盖率，给广大农民创造了更多学习条件和机会。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保全农村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我国在2001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此外，党和国家还在西部地区开发助学工程，在贫困地区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保障了贫困地区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十八大以后，党进一步强调将教育置于优先地位，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重点应放在农村、贫困、民族等地区。习近平还首次提出“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列入其中，为扶持农村教育、改善农民贫困状态创造了条件。始终重视并不断强化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不仅能让农民拥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能让其通过学习提升自己、改变命运，逐步成为现代化农民。

加快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培养有技术的农民。为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国务院于1986年批准实行“星火计划”，打造了上千个较为完善的星火培训体系，累计培训农民超过7 00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但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是在1990年，由农业部印发《关于开展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进入绿色证书工程实施阶段。此后，中国共产党还挖掘出各种农业技能培训形式，如燎原计划千百万工程、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等。据统计，到1991年，全国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服务的机构高达21.416万个，参加县农民技术培训学习的人员有1 272.39万人^[13]，在农村基层形成了一支专业化、职业型的农业生产队伍。1993年党中央又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农村教育应为“三农”工作服务，突出了党在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侧重点。2012年党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年8月，农业部出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全国100个县（市、区）推行试点，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应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截至2019年3月，全国农村实用性人才已突破2 000万，其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 500万^[14]。国家层面各种政策的出台，推动各地职业化农民教育的发展，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技术型人才支撑。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教育，培养有素质的农民。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村思想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应加大农民精神文化和素质层面的教育，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就已提出，直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党中央把教育重点放在农民文化素质方面。如2006年初，胡锦涛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五个指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乡风文明”就是要求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养。随着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强调应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农村地区的素质教育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各地坚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用党的理论筑牢农村意识形态阵地，提高农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一方面，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节庆日、重大活动和事件等推进“四史”教育，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乡风民风；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如建设文明村、评选三好家庭等，对农民进行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而目前农民素质培养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方式过于单一，应转变学习方式，开拓包括体验、实践和探究等在内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特别强调调动农民的学习动机。

二.   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基本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历经百年，不同时期的要求、内容和方式皆不相同，但都有其特定的逻辑。这主要表现为：坚持和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始终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服务和服从于时代主题，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具体工作；助力和推动农民自身发展，把传统农民逐步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民。

一   强化党的政治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是重要且必要的。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强调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通过教育激发农民的革命斗争意识，带领农民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到，以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政治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加注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党对农民进行了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文化教育，领导农民完成历史遗留任务，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党创新发展教育模式，拓展出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新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培养其成为专业的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推动农村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不同时期，始终非常重视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对农民思想、文化、技术、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推动了党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确保农民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二   服务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依据党的中心任务而变化，为不同时代的主题而服务，不同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决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和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主题为战争和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革命运动，将农民的力量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然而，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志并不积极，必须要对其进行教育。因此，农民教育的内容以政治教化、思想教育为主，目的在于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任务，党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也随之变化。为了教育和团结广大农民阶级破除旧思想的束缚，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以适应新中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教育重点则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大规模扫盲方面。同时，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专业化农业技术人才，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能培训。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民教育也服务于此。在进一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尽管从纵向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在不同时期内容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都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时代主题，都是在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都是在帮助农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5]。新时代党的农民教育也应与当下社会主要任务相衔接，服从和服务于乡村振兴这一主旋律。

三   助推农民发展

历史上，我国农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他们不懂得通过革命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革命年代的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发动农民参与革命，党将农民从封建地主、官僚军阀的剥削中解救出来，组织和领导农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传统农民从“小自耕农”向“革命农民”的转变。此后，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政治素养、文化水平和农业技术能力，党加强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将农民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实现了自身的解放。比如1950年和1952年两次农村扫盲运动为农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但受益主体较少，而1982年再次推行扫盲工作，重点放在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妇女文盲上，使得广大农民阶级能够更大范围地接受教育，基本实现扫除农村文盲的目标。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旧式的农民多数已经具备基础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的农技能力，党中央则侧重于农民素质和精神文化的教育，旨在培养拥有现代化技术且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从发动农民参与革命和建设到扫除文盲、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以及培育新时代有文化、有技术、有素质的新型农民，逐步推动传统农民成长为现代化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目标，也是推行农民教育的结果。

三.   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时代进路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和实践，在农民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新时代深化农民教育工作，带领农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启示。

一   加大教育力度，筑牢农村文化之魂

农民教育应始终予以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在农村地区形成良好的文化教育氛围，为农村发展铸造文化之魂。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动员、依靠农民力量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于组织起来的农民，“如不能加以相当的教育和训练，结果所谓组织，只是一种形式，会失去作用”^[16]。因此，党通过组织农民、教育农民将其发展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带领农民争取自身权利，获得了个人解放。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党的农民教育开始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以增强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专业知识水平、科技应用和经营管理能力等，全方面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推动了农村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民教育体系，逐渐使封建农民蜕变为有文化、有技术、有素质的新型农民。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就是要培育农村文化之魂。在新时代，党的农民教育应厚植“乡村中国”的文化底蕴，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通过乡村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平台的搭建，孵化与传播高质量的乡村文化，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改善农村群体的精神风貌。此外，农民教育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必须持续推进，并不断强化对农民教育的扶持力度，不仅要扶贫，更要扶志、扶智，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17]，才能逐步改善农村贫困现状。新时代的农民教育，需要从观念上入手，提高农民对自身教育的认知态度，使其充分认同并支持农村文化教育工作，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全过程，更高效地推进农村文化教育现代化。

二   紧扣发展需求，推动农民现代化

农民教育应紧跟时代，根据不同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开展重点工作，推动农民素质发展。历经一百多年的考验，我国农民教育工作的内容是有迹可循的，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而不断变化^[18]。如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教育从土地革命时期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重点，到抗日战争时期强调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到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争取农民最大权益为重点，先后经历三个阶段。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争年代的教育内容已经逐渐显现出与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趋势，党为恢复战后经济、扩大生产，将农民教育与生产活动相结合，推进扫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生产，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也应有所提升。为此，党强调将农民教育与科技相结合，不但重视农民的政治、文化教育，更注重农民技术、管理能力的培训，提高了农民生产效率。历史经验表明，党的农民教育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展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进入新时代，现代农业和农村加速发展，农民教育的内容也要服务于大局，根据主要任务推进，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新型农民，推动农民现代化。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农民教育必须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具备道德、科学、农业技术、文化等方面知识和能力的现代农民 ^[19]。为此，要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适应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新趋势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培育更多新型职业农民。一要加快农民的观念转型，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农民观念意识的现代化；二要加强对农民的素质教育，使其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现代化；三要加大对农民的专业化、技能化培训力度，使其掌握必备的现代生产技能，更好地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   指向现实问题，促进教育内容与形式创新

农民教育应充分考虑农村现实问题，依据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调整优化，丰富并发展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实现农民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长期以来，党在农村地区开展了诸多形式的教育活动，比如在根据地创建各种文化教育组织，开办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等，既丰富了农民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同时，还探索出宣传教育、文字教育、寓教于乐和诉苦算账等教育方式，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农民教育的效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时代，党的农民教育要借鉴已有经验，有效整合各地农民教育资源，创新性地展开农民教育工作。一是始终把“为农民服务”作为农民教育工作的中心逻辑，坚持办好让农民满意的教育。聚焦农民群众生活生产难题，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将教育内容融入农业生产一线以及农村日常生活，增强农民教育工作的适用性。二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发挥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的作用，以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方向，创新和优化农民教育方式。面向未来，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走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必须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更加注重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帮助农民教育突破时空限制^[20]，建构农民教育发展的新格局，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最后，充分满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推动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发展，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顺应农民求知、致富与发展的要求，整合城乡教育资源，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民教育体系，为农民终身教育打下坚实基础，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后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