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德文郡境内的达特莫尔荒原是一处以高沼地为主要景观类型的生态栖息地，并享有英格兰西南地区 “第一自然奇观”的美誉。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同样丰富的地区，即英国青铜时代考古遗址最集中的地区和14世纪以来英国王储的世袭领地，达特莫尔荒原于1951年被纳入英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名单。因英国国家公园法律并不排斥园区内的私人用地，加之达特莫尔荒原的土地利用方式尤为多样，故极具自然与文化价值的达特莫尔荒原，在转变为可供游人休闲和后代观赏的国家公园时，主要依赖于土地使用者的观念转变，以及由报刊撰稿人和教育者共同引发的广泛民意支持。据此，从民众志愿守护荒原的视角探讨达特莫尔国家公园建立的原因，能更好地依据群众史观及新史学方法，阐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如何能在民意支持下获得稳定发展。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农业改良行动的落幕和资源型矿业的衰竭，达特莫尔荒原并未被工业革命改造成不列颠岛上的新工业园区。相反，工业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冲击，愈发激起当地民众对达特莫尔荒原空旷、冷僻且原初的自然气质的怀念。尽管此种生态印象最初仅是属于达特莫尔荒原农牧民和德文郡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但随着1840—1951年大众报刊对达特莫尔人地互动的关注，以及公民教育对达特莫尔生态资源的讲述，其逐渐演变为打破地域限制的公共常识。因此，与其说国家公园的建立激发了英国民众保育高沼地的热情，不如说其建立只是从法理层面确认了公共观念中早已存在的达特莫尔荒原保护地。尽管国家公园委员会能划定保护区边界并规范活动者的行为，但英国民众共同认可的荒原保育价值及目标才是达特莫尔国家公园得以良好运营的社会基础。

时至今日，西方学界根据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的数字档案、各科研院所刊布的调查报告及丰富的报刊资料，从园区治理 ^[1]、遗存考古^[2]和用地规划^[3]等方面细致考察了该国家公园的发展状况，并为英国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运营法规和实施成效等问题提供了新案例。但国内学界对英国国家公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更多关注英国国家公园立法、园林景观特色和乡村准入等问题 ^[4-6] 。故笔者认为，考察英国达特莫尔国家公园创建史中的民众志愿行动，既不失为从知识史视角把握地方性生态知识传播路径的努力，又不失为从环境史视角把握该地人与自然真实互动的尝试，以揭示民众自愿守护本土生态资源的公共观念对我国国家公园选址、建设及运营的重要意义——民众是自然之美的发现者、国家公园的共建者以及环境事业的监督者。恰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所指出的那样：“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7]因此，公众经验和集体选择既能为我国国家公园的选建及管理节约大量社会成本，亦能促使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自然审美及户外休闲需求，从而将“共建、共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原则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据此，笔者依据1840—1951年间《泰晤士报》《北德文郡日报》《柴郡观察周刊》《莱斯特纪事报》等资料，基于该时期报刊撰稿人对民间保护活动的记录及学校教育者对荒原保育观念的传播，探讨英国民众百年间志愿守护达特莫尔荒原的观念与行动如何促成了国家公园的建立。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筹建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及重要历史事件见图1。其中，《泰晤士报》作为英国声望颇高且全境发行的综合类报刊，能敏锐捕捉国家层面上的民意变化，其与关注地方知识、审美与舆论倾向的《北德文郡日报》《柴郡观察周刊》《莱斯特纪事报》形成史料互补。在盖尔数据库将上述报刊全面电子化后，笔者得以从地方层面到英格兰西南地区层面，再到国家层面，逐级考察英国民众在达特莫尔荒原保护事宜上行动和观念的变化。

图  1  英国达特莫尔国家公园建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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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撰稿人的保护主义倾向

人们共情自然与审美外物的能力绝非为工业文明所培育，其甚或始自人类诞生之初。人们虽不至时刻触景生情、感物伤怀，却也会对周遭事物投入感情，并在确保自身安全及满足生活所需之时，本能地爱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环境。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前，达特莫尔荒原上的农牧民和德文郡居民既依靠荒原上的自然资源谋生，又单纯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迷人物种。

1836年5月2日《谢伯恩信使报》撰文称：“马市经营惨淡，那里出售的多是达特莫尔荒原的矮马。它们曾遭受漫长冬季的折磨，看上去状态不佳且十分可怜。”^[8]当地居民既视圈养和贩卖矮马为正当生意，又对生存堪忧的矮马投去同情。这种矛盾且普遍的心理，直至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被动物保护主义所改变，即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认为牧户应更好地保障圈养矮马的生活，且不该继续猎捕野生矮马。

上述观念的转变，从微观层面来看是由个体居民环境认知的理性化发展所致，从宏观层面来看则是由工业革命造就的新环境需求与大众报刊对此种需求的助推所致。19世纪40年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以扩大化的物质生产及商品交换养活了更多人口，并以机械化生产和多样化劳动分工初步缓解了以往自给自足型经济模式的生产压力。英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前工业时代饥荒频仍、交通不便及讯息闭塞的生活困境，并可能拥有享受自然和悦纳环境的闲适心情，这对19世纪中后期的文学作者、报评人和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尤为如此。同时，工业化使英国民众目所能及的城市景观和人造景观急剧增加，达到全新量级的现代景观又引发了他们对自然原野的审美需求 ¹。

该时期，英国报业获得了显著发展，并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传播自然知识和倡导生态保护的责任。由于“1855年和1861年（英国）两度废除‘知识税’（对报纸征收的印花税，以及对纸张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这）促使伦敦和地方上的自由报业诞生……特别是在地方上，绝大多数报纸在政治和一般性观点方面都非常开放”^[9] 。以德文郡为地理中心的地方报社开始更多关注达特莫尔荒原的生态价值及文化价值，并以此展现自身追求科学报道的求实之意和回应民众新环境需求的共情之心。

1875年2月4日，《北德文郡日报》报道了由巴恩斯特普尔文学及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专题演讲《在达特莫尔高地上》。该报道既介绍了高沼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又披露了考古研究的最新进展，如德鲁伊教遗址保存有6英尺（约1.8 m）高的外墙，20英尺（约6.1 m）宽的地基 ^[10] 。此外，《埃克塞特与普利茅斯公报》于1871年8月报道奥克汉普顿的一桩婚礼时，亦不忘书写作为“婚礼见证者”之一的达特莫尔群山 ^[11] 。因此，在报刊撰稿人眼中，荒原的绝美景色值得在那些重要且美好的事件报道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自媒体尚未产生的19世纪中后期，德文郡及英格兰西南部地方报社大力宣扬达特莫尔荒原美景，凭借相对集中的媒介话语权，与当地民众共同构建了引人入胜的荒原传奇。1864年9月，《皇家康沃尔公报》对法尔茅斯年度艺术画展上的作品《达特莫尔落日》进行了报道：它出自“最受欢迎的画师”西德尼·霍奇斯之手——荒原温暖的落日余晖播撒着溢出纸面的幸福 ^[12] 。同年11月，《埃克塞特与普利茅斯公报》抢先发布了威杰里先生即将展出素描作品《达特莫尔夏日系列》的消息 ^[13] 。

《柴郡观察周刊》于1866年5月24日长篇记述了达特莫尔荒原美景：尽管怀斯克利斯河是达特莫尔荒原诸多隽美河流中流程最短的一条，但它拥有卓绝群伦的沿岸风景。没有哪条河流是起源于高地，却迅速游离贫瘠的花岗岩旷野，流向土壤肥沃的低地，并最终注入海洋的。它就这样一头牵系着达特莫尔，一头牵系着汪洋大海……若在某个炎热的夏日，你从北方，例如从乌斯河上游，越过分水岭走来，并察觉自己置身于一处荒凉孤寂的沼泽地，四周没有任何动物的影踪，耳边仅萦绕着田凫忧郁的哭号，或野翁古雅乏味的音调。霎时，你就会惊愕地发现，如怀斯克利斯河这般狂野、凶猛和喧闹的事物，竟诞生于此般孤寂之中 ^[14] 。

此后伴随大众报社的接力宣传，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乃至从未涉足达特莫尔荒原的外乡人，也能通过阅读了解当地的文化及生态价值。其中，《晨报》和《西部时报》联合报道了举办于1873年7月30日至8月1日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考古研究所年会，并明确指出达特莫尔荒原的考古价值——未经开垦的大片土地有利于保存那些在其他环境下已经销蚀的古代花岗岩遗迹 ^[15-17] 。《泰晤士报》于1885年报道了达特莫尔保护协会举办的座谈会，并坚定支持该协会的环保主张，即从公地权入手，制止高沼地自然资源的滥用。从该报道不难看出，彼时外乡民众仍对达特莫尔荒原充满陌生感，故撰稿人写道：“‘保护漠泽’一词在他们看来十分可笑，因就其偶然习得的经验知识而言，他们印象中的高沼地仅是隐蔽于迷雾之后的辽阔荒漠。”^[18]

因此，重构外乡民众心中的达特莫尔荒原形象，始终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诸报的重要任务。尽管并无哪家报社专门论及自身秉持保护主义理念的原因，但它们的确在实践中稳定发布与达特莫尔荒原农牧民和德文郡居民相同情感立场的文章。上述努力也终于在更广泛的公共认知层面，构建起“保育”与“道德”二者间的语义关联，以至越来越多的外乡民众在面对指称模糊的大语境时，会下意识将“保护达特莫尔”视作合乎道德甚至理所应当的行为。1899年，《西方时报》报道称：“布拉什菲尔德博士虽非德文郡人，但他一定无法认同外界对德文郡人的冷漠指控，只因德文郡人在保护荣耀的达特莫尔荒原及诸相关事宜上异常积极。”^[19]

二.   教育者的生态主义导向

1840年以降，对英国民众自然观念产生显著影响的，除却秉持保护主义立场的大众报业，还有日臻成熟的公民教育。较之达特莫尔荒原农牧民及德文郡居民原始且单纯的情感冲动，外乡人对高沼地的爱护之情更多建立在教育者建构的自然想象之上。公民教育形塑民众自然观的方式，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自然教育课程的引入以及理性思维方式的传授，使民众具备接纳科教信息和环保观念的心理倾向及知识储备。

在公立教育诞生前，英国已有历史悠久的家庭教育、私立公学教育及教会学校教育。虽然家庭教育也可为学生提供教育，但不能为学生提供社会化场所，故学校作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公共权威，更能塑造学生相对同质化的知识体系和道德观念。但由于私立学校较为昂贵且教会学校承载力不足，故“19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承认，光靠教会的自愿努力，无法提供足以满足工业国家需求的基础教育体系。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公立小学”^[9] 。

对德文郡而言，技能型私校是公立教育开办前填补地方教育空白的主要机构，此后私立公学也伴随公立学校的开办有所增多。此种私立–公立学校双轨并行式的教育体制，满足了德文郡民众多层次的教育需求：一方面培育了低龄学生的乡土依恋感，另一方面引导高龄学生将成长环境中熟识且习以为常的自然事物，融入审美体验并刻画于诗文、乐曲及绘画作品之中。基于此，对达特莫尔荒原农牧民及德文郡居民而言，爱护高沼地不再是本能情感的抒发，任何有碍荒原之美的举动，也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行为。

19世纪下半叶，达特莫尔荒原既是德文郡私立–公立学校选址考量的重要环境因素，又是家长择校的重要环境指标——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高沼地能成为孩童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玩伴”。1869年，勒斯特利学校在夏季招生简介中特别指出：校舍位于达特莫尔荒原近旁风景如画且环境优美之地^[20] 。位于达特莫尔查格福德的女子寄宿学校同样声明：学生们会受到认真对待，并拥有美丽的学舍环境和清新的居所空气^[20] 。此外，奥克汉普顿女子学校在1883年发布的招生简介中强调：该校位于美丽舒适之地，拥有清新的空气和迷人的风景，且临近达特莫尔荒原上的网球场^[21]。塔维斯托克的凯利学院为中学部学生提供了面向达特莫尔荒原的校舍以及10英亩（约4万m²）的运动场^[21] 。

与此同时，仍在基础教育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德文郡教会学校，也引入了关于达特莫尔荒原自然知识和历史遗迹的教学活动。1879年2月24日，卫斯理教堂主日学校举办了校园开放日。期间，学校教师托马斯·安德鲁讲授了一堂关于达特莫尔荒原的公开课，他向学生讲解了达特莫尔荒原的地质结构，以及腓尼基时代留下的历史遗迹^[22]。

相较德文郡地方学校，外乡学校虽不会频繁将达特莫尔荒原作为教学对象，其学生也不会频繁前往高沼地进行考察，但达特莫尔荒原仍以不列颠岛风景如画之地的形象，出现在教材的字里行间。因此，公民教育的推广使达特莫尔荒原以符号化和图腾化的方式，固着于英国民众的观念之中。换言之，当外乡学生将其爱与审美的天赋，融入景观想象和价值构设时，达特莫尔荒原便在文化语境中变成了受教者所共识的纪念物。由此形成的移情式自然保护观，也见于英国民众对其他自然景致或野生物种的态度中。如英国史学家托马斯·斯莫特在研究海豹保护观时说道：“事实上，海豹自远古以来就始终面对猎手；但现在人类已自愿退出了这场生存竞赛……在20世纪，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即文化的方式）构建自然。谈及科学赞同这一文化结果可能会言过其实，但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由于科学家支持保护海豹，大众文化便将海豹视为一种图腾式生物。”^[23]

除却私立–公立学校数量的增多，课程体系在树立科学修辞的权威性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言：“（科学）权威性来源……主要是科学教科书以及模仿它们的普及读物和哲学著作……教科书本身旨在传达当代科学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普及读物则企图用较为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来描述这些科学成果。”^[24]显然，科普读物和科研新闻不仅在向公众传递考古学、地质学及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在不遗余力地破除外乡人心中蛮荒无用的达特莫尔高沼地形象。

1875年9月，《特鲁曼之埃克塞特飞行邮报》介绍了数册导览书籍，书中皆称达特莫尔荒原上的每处突岩都是值得攀援的——徒行者有理由期待看到荒芜之外全新且更富魅力的高沼地景观^[25] 。1887年11月，《西部时报》着重介绍了《达特莫尔之古老十字架》一书：其作者准确评价了达特莫尔荒原的历史遗迹，并细致描述了诸历史遗迹的周边环境 ^[26] 。因此，公民教育在增强公众对科学修辞的信念感后，与科普读物和捕捉最新科研成果的报刊共同构筑了英国民众对达特莫尔荒原的自然印象和保护观念。

三.   民众志愿保护与国家公园建立

报刊撰稿人的保护主义立场与学校教育者的生态主义导向，既使荒原农牧民和德文郡居民志愿守护乡土美景，又使外乡民众参与到由科学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发起，再由全民共建的荒原保护事业之中。1883年2月5日，《蓓尔美街公报》发布了两封读者来函，其中一封信函指出保护达特莫尔荒原的紧迫性：“普林斯顿（监狱）的服刑者们，以所谓‘改良’的名义，垦辟了达特莫尔荒原从未开垦的土地，其行为摧毁了高沼地上最迷人且公众最常涉足的那些区域。对此，他们无法提供合理原因以证明其‘正义事业’的必要性。同时，高沼地的其他区域也被察觉有遭到破坏的风险。”^[27]另一封信函则主要指出狱囚屯垦行为已触犯荒原农牧民的公地权，希望通过新闻提醒当地居民关注此事^[27]。

19世纪中期发端于北美的世界国家公园运动，以及1872年全球首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的建立，皆促使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开启了国家公园建设进程^[28]。1929年，艾迪生委员会成为英国首个国家公园调查委员会和国家公园志愿常设委员会^[28]，其虽为非官方机构，却承担着英国国家公园筹划阶段的调研任务。达特莫尔荒原作为众多国家公园候选地之一，始终备受争议。此事不仅占据英国报刊的大幅版面，还引发支持者与反对者在种种场合的意见交锋。

以当地居民和热爱高沼地的外乡民众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设立达特莫尔国家公园一事，既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又有充分的现实理由：较之以往屡屡失败的商业开发活动，达特莫尔荒原凭借自身的自然与文化优势，设立为国家公园会发挥显著的社会效应。这十分契合国家公园选址的初衷——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守护英国民众普遍珍视的自然场所和文化空间，并保有民众自由进出的体验权。

1931年1月，《西部时报》转载了托特内斯·路特力俱乐部 R. 汉斯福德·沃思先生的调查报告，其文称：“建立达特莫尔国家公园会使国家利益得到显著提升。在英格兰，没有哪里比达特莫尔荒原更接近自然的原初状态，也没有哪里比达特莫尔荒原更完整地拥有史前遗址群；尽管人们在这里进行过农业改良和矿业开发，但如果已知最早的那批居民得以返回这里，他们定能在熟悉的风景中找到其房屋和其他建筑。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除却粗放式畜牧业，达特莫尔的未来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每次试图将达特莫尔荒原束缚在某个华而不实的（经济）计划上时，结果就会像哲学家言说的那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29]

故在支持者心中，开发未果的高沼地，恰能适配彼时英国政府倡导的珍稀自然资源保护计划，而不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建成的国家公园不仅能全面保持达特莫尔荒原的农业，还能全面保护其历史价值，维持该区域史前文化与近世文化的联系；同时，国家公园能够也应当保持漠泽风景的魅力，并确保民众登山游玩之公共权利的永久性。”^[29]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国家公园建设运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工党政府顺应科学呼吁并希望获取基层民众支持。同时，呼吁建立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的英国民众也欲借机增强己方同土地开发者的议价能力。1951年10月，经过为期6年的公开调查及辩论，达特莫尔国家公园正式落成。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的建立一方面依据1947年霍布豪斯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确认了达特莫尔荒原的特殊价值及自然美，还确认了高沼地的多种用地形式，包括军事训练场”^[30]；另一方面基于英国议会颁布的《1949年国家公园及乡村准入法案》进行园区管理。英国政府称该法案是历史上首部为所有户外爱好者制定的全面可行的权利宪章^[28]。

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管理局始终以英国民众普遍秉持的荒原保育观为运营宗旨。这就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园区建设和日常管理中洞悉如下事实：真正的保护不是将达特莫尔荒原变为笼中困兽，以保护为名，行破坏之实；高沼地的荒野气质不容任何机构侵蚀，画地为牢只能摧毁真正的达特莫尔荒原，因为将其驯化为人工园林既非保护本意，亦非保护目的。正如开发漠泽需要适应其地理环境，保护荒野亦需顺应其自然特质。如此一来，园区边界仅存于导览图册，而不以藩篱或围墙之形外显。因此，国家公园管理局从未试图将达特莫尔荒原变成供人瞻仰的园林景观，而只是作为仲裁者提醒各方正视其多元价值，并在土地流转中协调资源配置。20世纪下半叶，达特莫尔荒原既免于公地悲剧，以令荒野之景尚存；又免于单方用益，以使漠泽之观共享。

四.   鉴往而知来

英国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众既是“风景如画之地”的发现者和热爱者，又是“风景如画之地”的保护者和监管者。鉴于“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7]，且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理应在国家公园选址、建园及运营的过程中，充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7] ，并基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群众史观的当代价值，充分发挥民众作为自然之美发现者、国家公园共建者、环境事业监督者的重要作用。

一   民众是自然之美的发现者

英国达特莫尔荒原的审美价值由近乡居民发觉，再经地方报社和学校传播，终为外乡民众和议会议员所知。这种先于国家公园立法产生的民意诉求，既避免将生产价值过分高于审美价值的土地设为风景保护区，以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又避免议会议员在信息不对称的决策环境下将民众喜爱度不高的地方划为园区，以造成公共资金的浪费。由于国家公园建设既需要考虑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又需要衡量民众寄情山水的情感需求，因此决策者和建设者理应于公园选址阶段，高度重视民众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经验。恰如德文郡居民与荒原农牧民早在19世纪中后期便认识到达特莫尔荒原不适宜机械化农业和规模化工业发展的事实，并较早关注到荒原景观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户外休闲价值。

二   民众是国家公园的共建者

在20世纪中期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英国民众始终发挥着建言献策、资金筹措、志愿参与和价值传递的重要作用。国家公园是文明与自然相遇的场所——既回应着社会文化对绿色体验的强烈呼声，又受到社会文化的多重塑造。因此，民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既能使园区环境充分契合民意诉求，以实现国家公园建设的人本目标，又能使园区运营成本显著降低，以社会资源助力国家公园发展。恰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所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应“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7] 。据此，只有将民众视为国家公园的共建者，才能落实全民共享公园生态价值的建设宗旨，并实现全民共担公园运营成本的高效发展。

三   民众是环境事业的监督者

英国报刊撰稿人及教育者之所以能捕捉到民众对达特莫尔荒原的喜爱之情，主要是因为人与自然的频繁互动创造出大量可供书写和言说的故事。因此，情系荒原的英国民众始终是荒原保护事业最有力的推动者和监督者。此外，由于绝大多数英国民众既非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公职人员，亦非荒原经济收益的直接受惠人，因此他们能以第三方身份展开行之有效且公正公开的监督活动。据此，我国同样应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完善公共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畅通环保监督渠道”^[7] ，以确保国家公园有序运营且充分满足民众的怡情需求。

五.   结　　语

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德文郡及周边地区报社联手地方学校，以权威性话语、导向性情感及规范性判断，率先激发了近乡居民的乡土保护热情。这不是在达特莫尔荒原遭遇生态危机后诞生的亡羊补牢式生态价值，而是在英国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上酝酿的未雨绸缪式生态理想。此后百余年间，在报刊撰稿人和学校教育者的大力宣传下，越来越多的外乡人开始关注达特莫尔荒原。继而，英国民众不仅在思想层面意在抗衡资本社会的生产文化，以呼吁议员关注当地的中长期利益，更在实践层面希望推动国家公园的建立，以更好地保障荒原的生态资源。1951年10月，随着达特莫尔国家公园的建立，民众志愿守护行动不但未因公园管理局的出现而减少，而且成为辅助管理局运营和保护荒原的重要社会活动。

依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事业提出的核心要求，即始终将国家公园视作满足民众自然审美及户外休闲需求的重要生态场所，我国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民间环保机构及其他各类与国家公园建设相关的参与群体，皆应明确先于国家公园产生的公共生态观念，既是前期直接保护生态资源的文化手段，又是后期间接保障国家公园平稳运行的社会基础。这意味着地方民众在充分的人地互动中得出的生态经验，能够在大众媒体和大众教育的帮助下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态理念。如此，国家公园建设事业才能在有效降低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并在满足民众当前的物质及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尽量保存有益于未来社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