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 ¹。1872年，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诞生，之后在美国西部兴起了一场国家公园运动^[1]。罗纳德·纳什认为，作为美国“最好的创意”，国家公园可以反映出美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与经历^[2]。

20世纪初，随着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的构建和完善，这一兼具审美、生态、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新兴产物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被世界诸国纷纷效仿，并扩散至太平洋对面的中国。作为理解近代中国的一面窗口，国家公园可以折射出复杂多元的社会面向，其中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现代国家之构建、土地权属之界定、央地关系之互动等丰富的意涵。然而，作为自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国家公园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实践经过了较为曲折的历程，并最终“中道流产”。

目前，有关近代中国“公园”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城市史、社会史等领域颇有建树^[3-7]，亦有从环境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8]。然而，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国家公园”的关注不多，只是有所提及^[9-10]。林学界对之有所关注，但集中于环境科学的研究范式，或侧重于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11-14]，对其思想源流、实践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公园的理念传入、理论拓荒、筹设过程和实践成果，以期从全球化的视角加深对中国近代转型的理解，并为当今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   理念入华：“国家公园”思想的传入与时人认知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萌生出国家公园思想，而同一时期，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近代公园（Public Park）理念已由西方人士引入中国，并在城市中开展相关实践。近代公园产生于18世纪欧洲诸国的公园开放运动，后于19世纪在美国流行，并渐及世界^[4]。1868年，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园——上海外滩公园在租界内开辟而成。该公园完全引自西方模式，被命名为“Public Park”，时人译作“公家花园”，以表“公众所有”的涵义^[5]。此后，“公家花园”简化为“公园”，在近代中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7]。

而美国国家公园的理念建立于近代公园的基础之上，最初同样由西方人士引入中国。20世纪初，不少在华外文报刊中开始出现关于“国家公园”的报道，其中最早提及 “National Park”一词的，可能是英国人创办的《字林西报》。1911年，一则报道称日本将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开幕前于东京建立一个宏伟的国家公园^[15]。1914年，又有报道称加拿大决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划出一块区域作为国家公园^[16]。然而，以上报道仅限于介绍他国建设国家公园的事实，并未涉及其思想源流和运营模式，也并未呈现出国家公园与近代公园的本质区别。

随后，在华外文报刊上有关美国国家公园的报道趋多，对“National Park”的介绍也渐趋深入。1914年，一篇关于美国冰川公园的见闻录刊登于中美合办的《大陆报》上，其篇幅占据了该期报纸的大半版面^[17]，其中生动地分享了美国人在冰川公园内的游玩经历和野外生活，包括钓上体型极大的鳟鱼、居住于原始色彩浓厚的木屋旅馆、亲眼见到北极熊等珍贵物种、不允许携带枪支猎杀动物等内容。1916年，又一篇报道对冰川公园的运营模式进行了介绍，其中特别强调公园所属地的荒野几乎没有受到人类文明的干扰^[18]。在以上两篇报道中，美国国家公园的公益性原则与保护性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得以凸显，展现出与近代城市公园截然不同的风貌。

1916年，一张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照片刊登于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刊物《进步》上，将美国国家公园的“野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画面中央，一只野鹿孤身立于白雪皑皑的荒原中，眼神纯净而空灵，与周围枯败的枝桠融为一体。在该则简讯中，“National Park”被译作中文“国立公园”^[19]。而这一译法并非此时草创，早在1911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家公园申请之时，已将“National Park”译作“国立公园”，这一译法在日本沿用至今。由此推知，“国立公园”的译法或许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国内宗教界的知识青年在引介国家公园理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1917年，《字林西报》中的一篇报道开创性地呼吁在中国长白山地区建立一座“National Park”，以保护原始的自然环境、建立理想的避暑胜地。这篇报道非常关键，表明西方人士已将建设国家公园的目光投向近代中国。文中呈现出较为明确的现代生态观念，并将长白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强调其内部人类、树木、草药、昆虫、鸟类、鱼类、河流、降水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至于选择长白山作为建立首个国家公园理想选址地的原因，在于该地的生态环境在开发浪潮中日遭破坏，其荒野风貌难以存续^[20]。国家公园在此文中被视作保护自然边疆的重要举措，延续了美国在西部边疆创设国家公园的思路。

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长白山曾保留了大量原始的自然景观。晚清时期，英国人H.詹姆斯·埃文来华游历时，曾在其名为《长白山》的考察记录中对长白山的自然景观大加赞叹，认为该地的“自然是未加雕琢的璞玉，时光也没有侵扰这片沃土”^[21]。而长白山的生态状况得以维持原始性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清前中期实行的“封禁”政策有关。在此篇报道中，作者对此举大为赞赏。然“封禁”之目的实则在于满足权贵利益、维护皇权统治，与近代公园“为国家所有、为公众所享”的现代观念背道而驰。

20世纪20年代，科学界“天然纪念物运动”的新思潮传入近代中国，这一思潮中关于自然景观与人文价值关系的思考，为日后国家公园在中国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天然纪念物运动”在日本的发起人三好学教授在会议上对之进行了介绍，并呼吁保护太平洋沿岸的天然纪念物。陶烈、魏嵒寿、胡先骕等在场的科学界学人深受启发，回国后撰文加以宣传^[22]。

1928年，植物学者胡先骕成为北平临时文物维护会会员，提议“着手组织委员会，调查各地之史迹名胜，及其天然纪念物”，并为之撰写宣言，以唤起社会之注意。在宣言中，胡先骕强调，“天然纪念物”亦为“吾国之精华”，应当加以维护。并将美国政府建立国家公园的举措作为正面案例加以宣传：“对于加利福尼亚州里数千年之桸楏树，不令砍伐；黄石公园之驯熊，禁止狩猎；而对于奈亚加拉大瀑布，且思设法阻止其自然崩坏之趋势。”又援引日本组织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会之例，呈请内政部、农矿部及各地方政府加以借鉴。此外，胡先骕结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训政开始，百废俱兴”的时代背景，谈及此举之于塑造现代国民的作用：“借以广国人游览之所，餍士庶探访之怀，则于德育智育美育皆有深切之裨益，效用将其不仅止于存史迹与天然纪念物而已焉。”^[23]

此后，关于国家公园的报道陆续出现于国内大型综合报刊之中，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在相关报道中，“National Park”通常被译作“国家公园”，其涵义与“国立公园”相同，渐与“国立公园”并用，而“国家公园”这一表述沿用至今。

1929年，《东方杂志》《政治刊物》中的两篇文章均对美国国家公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显示出国人对国家公园认知的日渐深入。相关文章围绕美国国家公园的荒野景观、土地权属、经费筹措、行政管理、运营思路等问题展开介绍^[24]，并谈及美国创设国家公园之目的：“保持景物本来的面目”，“让各人的个性去欣赏大自然的美”。这一时期，随着近代公园事业的发展，国内学人开始借鉴美国国家公园的筹建思路，萌生出在中国生态优美的边疆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的构想：“我国的西北方、川边及扬子江流域的巫峡，都是实施这种计划的好场所。”^[25]

除美国之外，中外报刊中还陆续出现了其他国家兴建国家公园的报道，展现出世界各国的特色与风采。例如，瑞士国家公园主要是为科学研究而设立，因此不允许在公园内钓鱼^[26]。苏联国家公园“每个公园内必设有科学站、博物馆、试验室、科学研究所等”，“在北冰洋界之希宾区，亦有一植物园”^[27]。而日本在经济大萧条后开启国家公园的建设，并以此作为吸引外资、驱动复兴的经济策略，以应对“大不景”时代：“际此大不景时代，为诱致海外观光客起见，设定国立公园，为适时宜之急务。”^[28]其中，日本以“驱动经济”为核心的策略对近代中国国家公园的实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二.   理论拓荒：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之形成

随着国家公园理念传入近代中国，世界国家公园的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加之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为之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公园的筹设由之而兴。然而，近代中国首个国家公园的规划并非创设于生态优美的边疆地区，而是经济富庶的太湖地区。其提案最初并非来自于中央政府的主导，而是由地方政府提议的，且最初意欲创立的公园类型并非国家公园，而是森林公园。

清末以来，随着近代公园的理念传入中国，国内不少都市开启了自建公园的热潮。至民国时期，近代公园的理论得到了丰富与拓展，筹建不同类型的公园已成为市政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以服务于城市化发展的内在需要^[7]。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环太湖地区成为全国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中心，该区域的市政建设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一环。在林学界归国学人的推动下，“都市森林化”的理念被引入公园的筹设方案，而“森林公园”这一兼具“发扬风景”与“提倡林业”功能的新兴公园类型受到江浙政府的青睐^[8]。

1928年，江苏省政府将设置“省有森林公园”写入《苏省十七年度施政大纲》^[29]。1929年，江苏省将建设首都森林公园、太湖森林公园的议案提交到国民政府农矿部组织的全国林政会^[30]。该年12月，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经宁杭公路抵杭，沿路观赏太湖的清幽景色，认为太湖为“大有可为之地”，并意欲与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联合“创立一规模宏大之江浙大公园”。该计划之目的仅局限于“江浙人士相与流连”，“使两省人民，增一公余游乐地点之议”^[31]。然而，由于创立太湖公园“需费至巨，两省财政，均甚艰窘，力难筹拨”，钮、张二人遂“向国府提议，请由国库拨款建设”^[32]。

此提案经全国林政会议讨论通过，随后农矿部委派林政司刘连筹、设计委员会委员陈植等人专赴洞庭东西两山一带展开实地勘察。经考察后，陈植认为“考太湖形势，水乡为夥，论其质量，似与仅以森林为形成因子之森林公园异趣”。加之区域规模颇大，“财力既非一省所能胜任，事业亦非一省所可完成”，更适合建设“国立公园”，故决定调整原方案^[33]。

陈植于早年留学日本，先攻造林，后攻造园。留学期间，陈植发现作为学科名称的“造园”源自中国古籍《园冶》，此后多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视角对现代造园学加以理解。归国后，陈植一心钻研中国造园学事业的发展，组织中华造园学会，“以图国粹之复兴，及学术之介绍”^[34]。在规划国立太湖公园之时，陈植已完成专著《都市与公园论》，并着手撰写《造园学概论》一书。可见，他所提出的国家公园理论建立于学科化、体系化的造园学理论之上，不仅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

1929年冬，陈植完成《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书》。该计划书作为中国首个关于国家公园的完备的规划方案，推动了近代中国有关国家公园的感性认知转化为学理性概念，成为国民政府决定于太湖设立国立公园的重要依据，对日后中国国家公园的筹设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计划书的篇幅长达万字，主要围绕国立太湖公园之“形势及区域”“风景”“交通系统”“设备”“风景林之建造”几个部分展开，生动详实地描绘出“国立太湖公园”的多维形象。陈植自身的学术思想脉络贯穿于规划之中，对“国立公园”的构想彰显出与美国国家公园不同的风貌。

在绪论部分，陈植首先介绍了“国立公园”的思想源流：“国立公园四字，相缀而成名词，盖译之英语（Natural Park）者也。国立公园发源于美国，渐及于欧洲、日本诸国，然其发达乃最近十年间事，故其名称于最近数年间始流入我国。”随后，他将“国立公园”置于造园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从公园分类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将之划分为“天然公园”中的一种，并阐明与“森林公园”之异同：“天然公园中以森林为形成因子，而面积在数百亩或数千或数万亩者，为森林公园（Forest Park）；其面积在数万亩，数十万亩，或数百万亩，其形成因子繁多，不仅限于森林，而足供盛夏之避暑，隆冬之滑冰，及远足、田猎并学术上之种种参证者，为国立公园（National Park）。”^[33]

陈植认为，国立公园“以具有国民的兴味为特征，以风景之保存及开发为事业”，其性质与“国家纪念物”“天然保护区”异趣。至于国立公园之本义，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为风景之保存，一为风景之启发”。其使命亦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保存国土原始的状态，以资国民之教化上及学术上之臂助。”^[33]以上观念与美国国家公园的创设目标具有相似性，一方面以保存原始环境为原则，一方面以便利公众享用为目的。

此外，陈植对“国立”二字的涵义进行了阐发，认为“国立公园”的一大特征在于“公园国营”，且应在全国乃至国际的层面上发挥价值：“风景为全国罕有，且具足以诱致全国国民及国际游客之伟大价值者，仅由一地方经营，以各种关系，不足以充分发挥其本能，须进而永归国家保存而善为启发之。”^[33]然而，土地所有问题为我国发展国家公园事业的一大障碍，受人口稠密、土地权属复杂的社会条件限制，我国很难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以国立公园区域内所有土地，概为国有”。

或许是深受日本国立公园发展模式的影响，加之与国民政府的利益直接相关，陈植纵观他国国家公园所带来的旅游收入，高度重视国立公园对国家经济的驱动作用：“国立公园之设置，其目的固不仅限于享乐，对于经济，尤有无限利益，而不可茂视。”他认为，国立公园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收入：“不惟足以增加国际旅客之数目，且可延长游人留连之日期，故于外客经济之收入，定可递增而未有已也。”^[33]

在分析经济作用之时，陈植提到与之相关的“间接之利益”：“以森林繁茂，得以实现各种保安作用；以交通频繁，得以增进地方经济，避免盗匪啸聚；以事业发达，得以提高土地价值，增加人民职业，他如农工商各种事业之发展；以环境关系，其影响且有不可胜言者。”^[33]其中，“保安作用”主要依赖于森林在保水、保土、防风、固沙等方面的效用。可见，陈植将森林的生态效用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纳入经济范畴中。此种将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相互关联的思考方式，与国民政府林业政策发展目标中“迅速恢复荒废林野，振兴中国林业，发展国民经济，保障人民安宁”具有一致性^[30]。自然资源管理中“开发”与“保护”本是一对难以调和的关系，而此时国家公园的规划明显更倾向于“开发”，或者说“保护”是以“开发”为目标的。

在结论中，陈植认为国家公园的事业在中国任重道远：“国立公园，在一国造园政策上，占最高地位，故其计画非少数人所能完成，其工程非数载内所可毕事。” 受民国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国立公园很难完全由国家出资和直接经营。为解决经费这一难题，他提出了由国家与地方合办公园的想法：“当此国库支绌之秋，不妨将造林筑路等各种事业，与地方合作办理。”至于公园的经营，“可于交通较便之无锡境内滨湖一带设一国立太湖公园管理局（设置总务设计施工管理四科），负责经营之”。除地方政府之外，还需与“铁路轮船等各种交通机关，当地各企业家，善为联络协力合作之”^[33]。

1930年3月，国民政府议决，拟将太湖区域开辟为“国立第一公园”，以建设为供全国民众游乐休息之地。至于经费这一棘手的问题，编制相关工程预算，预估年需经费三十万，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担。此外，国民政府决定于无锡滨河处设国立太湖公园管理局，在五年之内分期建设完成^[35-36] 。由此，“国家公园”从理论上升为政令，开启了在近代中国的实践之路。

国立太湖公园的政令公开后，不少报刊对之加以报道，颇受时人关注，并引发社会热议。《锡报》中的一则报道指出，太湖地区集秀美的自然风光、优越的地理位置、富庶的经济环境于一身，不失为国立公园的绝佳选址地：“太湖跨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风景佳胜，秀美壮丽，兼而有之，滨湖各县，尤多为近畿繁富之区，实系江浙两省精华所在”。且该地交通系统完善，便于发展旅游：“宁杭公路建筑完成”，“而由京沪诸地至锡，亦有京沪、沪杭甬铁路可通”^[32]。《申报》中的一篇文章同样对在太湖创设国立公园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太湖地区毗邻商业中心上海，中外游人于此往来频繁，若建设一大型公园，在商埠上海与当时的首都南京之间形成旅游集群效应，有利于刺激消费以拉动经济：“此种大计画，需款殆数百万，然将来可吸收外款数万万，乃值得花费者。”^[37]

综上，在南京国民政府初生之时，“国立公园”的诞生服务于现代市政建设的需要，被赋予了驱动国家经济的厚望，其性质与美国以荒野保护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异趣，在土地权属、经费筹措、运营模式等方面亦有不同。从长白山到太湖，国家公园的理想选址地从边疆荒原转向经济腹地，这一转变融入了近代中国本土与时代的特色。

三.   初步实践：庐山牯岭国家公园之筹办

由于太湖国立公园计划的形成及陈植等人在理论拓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国民政府和时人对发展国家公园事业积累了一定的信心和经验。虽然该计划受时局的影响及经费的限制并未付诸实践，但是推动了国家公园事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太湖之外，国家公园的提案在更为广泛的地区陆续形成，包括庐山国家公园（1935）、黄山国家公园(1935)、南岳国家公园（1946）、西湖国家公园（1947）、水垣霸国家公园（1948）等^[11]。

其中，庐山国家公园的提案形成时间最早且较为完备。庐山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具有特殊性，从晚清至民国，庐山随着江西九江的开埠而逐渐走向开放，其间各类主权斗争不断。庐山牯岭在主权收回后所开展的国家公园实践，交织着对抗空间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实践，更能展现出转型时代多元的社会面貌和政治文化特征。

牯岭作为庐山的避暑中心，是近代中国较早开发建设为以现代休闲为主的地带。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强行租借该地，对之有意经营并强行扩张。此后，其试图将之从租借地转变为租界，通过仿效殖民统治的租界制度，采取建立自治机构、订立土地章程、配置警察等方式控制牯岭的行政主权。至民国初年，牯岭已被建设为集避暑、游览、娱乐、商业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城市。然而由于深受西方的影响，牯岭在建筑风格、宗教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彰显着西化的印记，有学者认为其实质是“空间殖民主义”^[9]。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庐山成为“夏都”，建立了组织完善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是全国军事政治之中心，而牯岭的殖民色彩与庐山的身份不协调。因此，收回英国租借地的相关工作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然而至1936年元旦，牯岭的主权才得以完全收回。在此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策略为日后正式收回租借地奠定基础、创造环境^[38]。

1935年8月8日，时任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澄同英国驻汉口领事默思交涉商讨，并签订《牯岭产业地交还江西省政府协定（草案）》，开启了收回牯岭主权的第一步动作^[39]。10月13日，蒋志澄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收回庐山英租界草约经过”。在这次交谈中，蒋志澄首次提出“庐山租界收回后，拟辟为国家公园”的建设方针^[40]。 10月17日、19日，蒋志澄再次向行政院报告收回庐山英国租借地经过，其中又一次明确谈及于庐山建立大规模国家公园的规划^[41]，并将之与建设庐山公墓、庐山自来水厂等工程方案并列提出^[42]。

12月30日，蒋志澄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默思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牯岭产业地交还江西省政府协定》上签字。该协定共有14条，其中详细规定了庐山产业区在行政、房产、捐税、商业等多个方面的主权交接问题。在涉及土地产权交接的问题上，其具体规定则较为严格：“外人得移转其现有之永租契，但须照章向庐山管理局将该项移转声请登记，并缴纳规定之费”，“遇有无理由欠缴段捐及地税者，有进入地段并处分之权”。此外，或许是出于未来在该地建设国家公园的考虑，附件中明确提出“保证庐山之安适，关于水源地及森林养成，尤须加以尊重”，显现出开发建设中的环保意识。在契据式样中，也规定租户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重环保行为：“永租人不得容许任何不洁物件，由家宅内流入经过永租地之溪流水道，不得改变此项溪流或水道或行施可以阻碍或污秽流水之行为。”^[43]

1936年1月1日，庐山牯岭主权交接典礼举行，“到中外观礼者十馀人，晚间且举行提灯大会，群情忻跃若狂”^[43]。自此，庐山主权正式交归于中方，在激愤的民族情绪中，庐山终于结束了长达40年的租借历史。

1936年4月，江西省政府任命谭炳训为新一任庐山管理局局长，开展主权收回后的后续工作。该年8月，出台《庐山管理局牯岭区交换租契办法》，明确规定租户完成主权交接的具体方案。该年9月，完善庐山管理局的组织章程，确定该局的管辖范围及人事安排^[44]。在此期间，推动新时期庐山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加强现代市政建设，并设计完成了两期的造林计划^[45]。其中，“国家公园”被视为重点方案：庐山位于扬子江之中流，蜿蜒百数十里。丛峰七十馀，胜景雄奇，为南方第一宜于避暑之地。不特盛夏中外人士群集，即秋冬亦多游侣联翩。自本年元旦接收英人和借地，璧还我有，开辟尤亟。新任管理局长谭炳训就职后，对于山中各项建设，如修筑山路、葺建圯毁名迹、创设电灯、扩充自来水、培植树木、改造点缀风景建筑物及环境卫生等积极筹划。现已聘委工程及卫生专门人员分别设计，拟于最近期内依次实现，使游者于欣赏自然风景中，得享现在化生活之种种便利，成为游览及修养身心之国家公园云^[46]。

在正式收回庐山牯岭的主权之际，管理局计划将之进一步开发建设为中外避暑胜地。有关“国家公园”的规划思路依旧遵循陈植所提出理论，“风景之保存与启发，二者缺一不可”。在彰显庐山雄奇的山水胜景之时，特别注重加强对庐山的现代市政建设，以使游者在游览过程中享受现代生活之便利、修养身心。

虽然牯岭本身就是西方势力渗入后形成的现代化产物，但它的诞生和发展源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繁华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外国传教士实现殖民统治的妄想，其中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殖民主义的色彩。在经历了长达9年的收回主权斗争后，为推动庐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国民政府对牯岭的市政建设不能仅仅停留于推动“现代性”的层面，还需浓墨重彩地彰显国家主权在牯岭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国家公园”作为以“国家”命名的大型公园，“风景为全国之罕有，且具足以诱致全国国民，及国际游客之伟大价值者”，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权意志。与道路、自来水、发电厂等现代化的配套设施相比，“国家公园”这一空间能衍生出更为浓烈的民族情感，更有利于将牯岭在新时期塑造为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并符合广大民众对于牯岭崭新时代面貌的期待。

而在建设庐山国家公园的具体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困扰和挑战。首先就是省府经费紧缺，难以支撑地方独立建设和运营公园。江西省政府曾呈请行政院：“牯岭避暑地经收回后，赣省无力兼营，请中央接收办理，以为国有公园。否则拟请于经济人才，酌予补助。”^[44]后经行政院决议：“庐山管理局仍归江西省政府管辖，关于经费可由中央补助，人才亦可由中央各机关商调”，“暂定每年补助十万元”^[44]。可见，为应对国家财政较为紧张的局面，由国家与地方合办国家公园的模式已成为这一时期建设与运营的一种常规模式，印证了陈植在计划书中的观点。而近代中国“国家公园”中“国家”之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演化，并非完全等同于美、日等国“土地归国家所有”“直接由国家经营”的意涵。

除此之外，“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共游览空间，本来就具有面向国内外游客开放，以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职能。但由于庐山特殊的政治背景，政府与民众对其未来的建设抱有鲜明的民族情绪，“国际性”“开放性”反而成为庐山国家公园的敏感之处，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给庐山国家公园的筹设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936年9月，庐山管理局局长谭炳训呈请江西省政府，“外人是否可以在牯岭设肆营业一案”。他表示牯岭在收回主权后，“除常年驻山之外籍商业机关已有悠久之历史，并已在前牯岭公事房登记有业者外，尚有汉口等处外商于暑期临时求山贸易者”。他认为此现象不符合通商条约中“非通商口岸或租借地外人不得列肆业”的规定，“似应加以取缔”。然而，仍“多有书面或亲自来局申请于明年夏季仍来继续开市者”。而管理者对之也有不同的看法：“徐次长并曾来函询及庐山既号称辟为国际公园，而商人来山亦与繁荣庐山有关。”^[47]国家公园的商业性和庐山牯岭的政治性已发展为一对矛盾。

对此，江西省政府作出回应：“查签订牯岭产业地交还江西省政府协定时，凡在牯岭公事房登记有案之外籍商店，自应按照协定第十条之规定，准其继续营业。其汉口各处外商于暑期临时来山贸易者，如查明果有相当历史，得令填具申请书，声明顾遵守当地市政章程及规则，并缴纳政府随时加课之一切捐税，补行登记，由该局许其继续营业。惟自经此次补行登记之后，将来一切外籍商人，均不得再在牯岭开设商店。”^[47]

最终，省政府还是决定严格遵照《收回牯岭英租借地之协定》的相关规定，仅准许有相当经营历史的外商在补行登记并缴纳捐税后继续营业，而禁止其后一切外商的经营，并没有因为国家公园的“公益性”而在“外商经营权”这一问题上有所让步。

仿照西洋的“国家公园”是庐山新时期建设的重要一环，但该公园仍是牯岭收回主权后带有浓烈民族情感的产物，与同时期美国、日本等国以保护荒野、驱动经济为目标所创立的国家公园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与近代中国其他国家公园的计划相比，庐山国家公园创立之本义虽同样在于风景之“保存”与“启发”，但其中更多地寄托了20世纪30年代时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情感与构想。受庐山特殊的历史背景及时代风潮的影响，国家公园成为彰显国家主权、塑造现代国民的现代民族主义空间。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愈剧，抵抗侵略、保卫国族的任务成为当时的燃眉之急。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进入战时财政状态，政府已经无力打造颇费资金的庐山国家公园。在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这一“民族主义空间”的建设被迫中止。1939年4月庐山被日侵占，又一次丧失了国家主权，而庐山国家公园的实践也从宏伟的蓝图变为昙花一现的尝试。

四.   结　　语

抗战结束后，国家公园的复建计划在愈发浓重的民族主义潮流中应运而生。随着植物学界取得“发现水杉”的重大突破，国家公园的规划中萌生出生态意识。然而，随着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溃败，国家公园的事业也最终“流产”。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促进了人员、商品、知识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交融。19世纪，中国被迫卷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中。然而中国脱离于世界已久，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呈现出难以与世界相对接的局面。为尽快融入世界，近代中国在战争、改良、革命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与斗争。直至民国时期，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积极引入西方的体制、知识、文化已成为主流。

本文以“国家公园”为个案，以此透视民国时期西方知识文化传入中国并展开实践的过程。作为自西方传入的“舶来品”， 国家公园在近代中国的“嫁接”过程并非易事，是国人尝试融入世界浪潮、追逐“现代化”的印证。从国家公园理念入华，到理论拓荒、初步实践，再到战后复建，其思想内涵和筹建模式来自于对西洋知识和经验的借鉴，深受美国、日本等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又融入了同本土特色与自身传统的调适。

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场域之一，“国家公园”凝聚着塑造现代国民、推动市政建设、驱动国家经济的价值引导，又夹杂着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初生的生态环保意识。然而，“国家公园”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并非一朝一夕。面对如此浩大的宏伟工程，国民政府虽有美好的畅想，也有较为完备的计划，却很难将之落地生根，其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稳固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财政支持。由于国家公园缺乏自生自发的社会土壤，该项事业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中道流产”的坎坷命运。

国家公园在近代中国的引入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但并未阻止现代中国对该项事业的持续探索。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为新时期国家公园的筹设与实践提供了更为稳固和成熟的社会环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计划被提上日程。自2013年以来，国家公园的相关试点工作陆续启动，并于2021年10月正式设立首批国家公园。与民国时期相比，现代中国国家公园的筹设和实践呈现出更为崭新的面貌。在借鉴西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经验之时，相关规划不再停留于亦步亦趋的状态，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现实与特色。与民国时期国家公园的提案颇为零星、分散和割裂相比，如今国家公园的空间分布更为体系化、更具全局观。2022年11月，我国已经进入全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阶段。

现阶段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其中蕴含着“维护后代权益”的意图，颇具前瞻性。而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局组织法》同样明确提出，“保护风景、自然历史遗迹与野生动物，使其不受损害，以供后代使用”^[48-49]。可见“保护环境以维护后代权益”不仅是国家公园创意诞生的初衷，更是其得以建立与发展的根基。民国时期，国家公园的筹设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其目的侧重于风景之“启发”。如今，“保护”与“启发”的天平得到了重新调适，我国力图使国家公园的建设在保护性利用与公益性发挥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