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结晶。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推动绿色发展的物质场域，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保障。公园国家若是一种美丽中国的理想，国家公园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典范之地。国家公园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有效联结的自然保护地范式，其所内生的自然价值是支撑其内涵的核心要义。或者说，国家公园是自然界的精华集萃，更是生命价值的有机联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1]国家公园的设想最初由美国艺术学家乔治·卡特林提出, “在如此优美壮阔的园地中，保存着自然的美丽与原始……在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公园里，人与万物共存，充满着最原始的惊艳”^[2]，通过“设立能够展现原始自然之美的国家公园”，为印第安土著与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自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设立，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国家公园。我国在2021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促进自然万物在更受保护的新生境中繁衍生息，保护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创造了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适度利用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2023年8月19日，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上发布了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全面展示了第一批以自然价值为核心要义的国家公园建设对区域内动植物生境的改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因其独特的价值共同存在于地球之上，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国家公园设立之初，是乌托邦主义的荒野保护，在自然层面保留了“天地大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研究大自然的过程中创立了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学。在他看来，面对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生存挑战，以及过度干预自然、控制自然所造成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通过设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荒野”体系来重视自然价值，给予了大自然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范式。为此，界定国家公园自然存在的边界、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内涵、国家公园自然存在与自然价值的关系及融合以及保护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伦理原则，成为梳理国家公园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一环，也可为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一.   从自然存在到自然价值：国家公园的“同心圆”价值序列

国家公园是人类以自然存在优先、自然价值至上为指导，将适度的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审美境界的提高相融合的产物。自然先于人类存在，其存在本身不依赖人类的评价与判断。在有目的的劳动促进人类产生意识之后，人类制定了以“价值”为准绳的衡量标准，逐渐认识到自然存在的意义和自然存在的价值。自然价值是人类对自然界中能够满足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存在需求及其有用性的存在物的诠释。自然价值，一方面是人类存在及整体发展对自然界万物共生形态的表征，另一方面是对更广泛意义上宇宙生态圈所内含的人与非人动植物生命及自然界的有机物、无机物和谐共在共存之生命结构的描述。从自然物的“自然存在”到其内含的“自然价值”，自然日渐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场域。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让自然界逐步回归“自我运行的世界”^[3]，让国家公园进一步认识“自然价值”并全面回归“自然存在”。

一   从自然存在到自然价值

在生态学视域下，融入自然界的国家公园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是人类赖以生存、休憩、科考的基础。在人类“控制自然”的思想及行为出现之后，自然界原初的秩序被打乱，自然生态系统也面临诸多问题。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逐渐增强，探索和开发地球自然资源的过程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系统逐渐失去了平衡，人与自然的冲突日益尖锐。自然界不再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进化的纯自然系统，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创造性改造”^[4]。面对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的脆弱地球环境，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公园除具备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还必须保留自然“自我运行”的规律。

在分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价值时，余谋昌提出“‘自然价值论’应该成为其理论基础之一”^[5]。在经济学领域，自然价值是对自然存在物的价值评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自然价值则是承认自然生命本身存在的权利和意义。主张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是因为“我们的伦理思考必须更深入地将自然的价值从主观的人类经验扩展至客观的存在物，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关怀自然”^[6]。在国家公园的伦理思辨中，应该明确国家公园不能被单纯理解为传统哲学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人也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如果用“满足人的需要”来界定国家公园价值的大小，则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被弱化，导致国家公园内在的属性和特征被忽视，容易演变为人对于自然物剥削的“公有地悲剧”。由此可见，以国家公园的设立为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善，需要从本质上改变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

二   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

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是体现国家公园美丽形态的关键所在。离开自然，国家公园的价值无从体现。失去价值，自然中的国家公园也将消失。国家公园与自然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内生的，更是紧密的。自然价值是国家公园首要的精神标签，从物质意义上的自然存在，到观念层面的自然价值，国家公园源于自然而生成，因自然而持存，更因自然而常在。在将人类环境伦理引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的进程中，“自然价值”是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自然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概念，是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反思和解读。人类对于自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人的意识觉醒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开启了运用科学技术解读自然奥秘，支配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自然物对于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命的有用性逐渐被挖掘，自然的“工具价值”得以彰显。这一时期并没有成规模的自然保护，大自然在人类面前褪去“神秘的面纱”，成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之后，随着生态问题频发和环境伦理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自然仅仅具有工具价值”的理念受到质疑。环境伦理学家将传统哲学提出的人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生态系统，甚至是非生命的物质，自然的“内在价值”得以呈现。

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典范价值，有效地将自然存在和价值认同相联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区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以及这一区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同时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休闲的和游憩的机会”^[7]。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以自然存在为基础，形成自然生态系统并按照自然规律发展，以自然生态系统原真式保护为目的，为自然原生物种和衍生物种的存在创造了独特的条件。在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公园自然存在的不可替代之价值，及其所涵盖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生态文化价值等，进而开启对自然价值的新理念解读和新应用诠释。其中，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内在于自然本身，无须凭借其他辅助事物便可以被发现的价值^[8]。系统价值是由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的，即“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不归结为部分价值的加和，而是充满创造性的过程”^[6]。生态文化价值则是国家公园的自然存在对于人类生态文化需要的满足，更多体现为文化领域的科研、教育、审美、艺术创造等功能的实现。国家公园具有的系统价值和生态文化价值成为国家公园自然价值认同的重要方面。

三   国家公园的“同心圆”价值序列

国家公园体现了人类对最原初的“自然价值”存在的关注。国家公园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生态文化价值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依据价值判断标准，可以将国家公园价值序列理解为“内在价值—系统价值—生态文化价值”等多个层面向外展开的“同心圆”模式。其中，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相互交织在一起，与国家公园所具有的生态文化价值协调发展。这里的“同心圆”不是严格地按照几何图形来进行价值的排序，国家公园所组成的自然系统不是单一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价值有效融通的有机体。不同价值系列在国家公园的自然存在中交汇贯通、相互影响并彼此促进。

首先，内在价值是国家公园自然价值认同的核心，与系统价值相互作用。国家公园以自身的存在为核心，彰显其内在价值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内在价值是主体性概念，以自我存在为价值尺度，是生命和自然界的自主存在。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内在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体生物之中，而且对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长期的自然环境发展史来看，生物之间自我发展、相互依存，经历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从孤立的个体到形成群体的过程。虽然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有着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总趋势是朝着物种进化和生态有序化的方向发展。物种之间需要相互依赖才能生存，不同自然物在自然界中持续交互碰撞，必然会作用到其他生物上，因此，国家公园内生物的内在价值为生态系统整全价值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自然界的内在发展和系统进化，不仅维护了生命个体的生存所需，而且为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更促进了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理念在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中的实现。因此，我国为了提升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在大的生境范围内展开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的维持，共同促进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发展，使其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每一种自然对应一种文化”^[9]。国家公园内的物种因其存在本身，为人类带来不同的生态文化价值。生态文化价值是万物共生的自然界之于人类精神生产及其文化生活所具有的价值。自然先于文化存在，自然界在包容万物的基础上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内容。从国家公园的定位来看，国家公园不属于供游客游览的“公园”，也不是旅游娱乐的“风景区”，而是在以自然生态保护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开展有限的科研、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国家公园在遵循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理念之下发展，不断地挖掘科研价值、自然审美价值和旅游使用价值等多种文化价值。挖掘国家公园的文化资源，建好用好国家公园文化，推进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融合发展，可以促进国家公园更好地发展。

最后，人类在认知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进程中采用了遇见自然—体验自然—审美自然的交往方式，形成富有生态意义的观念支撑国家公园保护，推动人类环境伦理回归自然价值。其中，遇见、体验以及审美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认知过程。遇见是人与自然交往的最初阶段，但人类对自然界主观的认识和改造，却是一种不幸。自然界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相对独立性，人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了地球原有的生态系统。遇见之后，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本真，对自然的利用不再是仅仅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成为体验自然的第一步。在国家公园自然价值认同的审美阶段，人与国家公园的关系提升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实现了人类的终极生命样态在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逐渐自然化、科学化与规范化，对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认同也逐渐趋于明晰与深入。

二.   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内涵梳理：新生境哲学的阐释

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是国家公园原真性存在的原点，更是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意识来源。自然价值所折射出的新生境哲学，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公园融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自然是原真的生境，新生境是自然界被污染、被破坏之后的有效恢复。生境之新，新境之生，以环境为依托，彼此作用，相互伴生。新生境是自然生命与地球生态和谐融合的场域，也体现了原生生态系统有效修复并融于自然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是对新生境之存在与发展的辩证反思与哲学诠释，是源于对地球生态系统重构的整体观念。新生境哲学重在对自然生命新境界的系统思考，致力于对生命、生物、环境、生态与自然之关系的平衡式理解。

在梳理国家公园自然价值之内涵的过程中，人类开始以新的视角反思国家公园在自然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以及人对待国家公园的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对自然的“返魅”，成为一种新生境哲学。新生境哲学是在生境基础上的进一步哲学思辨。在《生态学词典》中，生境是指“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处的具体环境” ，是特定地段上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是“场态存在”“关联存在”“共生存在”^[10]。在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原生“生存之境”的存在状态的情形下，国家公园作为一种新生境的存在为野生动植物提供原生的栖息地，给予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在特定的空间生长发育、相互共生依存的机会，使生态系统成为“某一空间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综合体”^[11]。国家公园新生境的存在与人的生态观念的改善共同构成了新生境哲学。国家公园在新生境哲学理念的促进下，出于对万物生命的尊重，以万物自然、和谐、稳定存在为根本目的，重视对原生生境的改善，恢复自然万物的再生能力，在物物相生、万物互联中推动国家公园自然价值和生态文化价值的提升。

一   新生境为生存之境

新生境是自然的生存之境，以自然物的生存为基本取向。人类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开始关注自然生命，关注自然生命在环境中的稳定生存。这种稳定，不仅在于“活着”，而在于更好地生活。国家公园的设立，是源于人类认识到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改造打破了自然的“新陈代谢”，认识到需要给自然界的生物保留可以自由生活的“荒野”；人类开始认识到生物存在本身的意义，也是自然存在对于人类的意义，即可以满足人类对良好生态和绿色生活的需要。国家公园的设立，使自然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循环性得以延展，使生态系统更加丰富、和谐。国家公园内原生栖息地碎片化、单一化的状况得到改善，为生物种群的恢复和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可能。我国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在不断优化动植物的生存之境，如地跨四川、陕西、甘肃3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着力打通13条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新生境建设让旗舰种群数量得到快速恢复，让生态系统朝着产生自然价值的方向发展。这种价值并不是仅与人类相关的外在价值，而是以生命本身作为存在意义，以内在价值为出发点，以生态文化价值为辐射，并具有生态系统价值。

二   新生境是生生之境

新生境是自然物的生生之境，以自然物的生命延展为基本取向。自然是一本“生命之书”，《易经·系辞下》中记录有“天地之大德曰生” 。自然万物具有系统的创造力，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相互依赖和竞争中得以进化繁衍。国家公园的存在为自然提供了生命汇集之所、生命绵延之地，形成了多元存在的系统，其中既有生命的张力，也有选择的压力。国家公园内的物种在进化循环的过程中自由生存和生产繁衍，系统内部的物种和遗传信息越来越丰富。同时，自然生命在国家公园中按照生物进化、代谢规律发展。这种生命内在的生机与外在的系统价值相结合，构成了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整体性存在。自然价值在自然系统中转化成其他物的工具价值，使地球生命共同体成为“生命和价值的原始源泉”。国家公园作为“荒野”，是自然的原生状态，是生命万物的根源，也是万物可以生生不息的场所。短视的人群经常会忽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而用他者视角看待利用自然的工具价值。然而，由于国家公园设立的特殊性，人类对国家公园的利用只能停留在生态文化价值层面。这种生态文化价值的重构意味着人的生态意识与自然生命存在的双重发展。负有维护自然生命共同体责任的人类在评估自然价值时，通过合乎生态伦理的方式去认识自然、感知自然、体验自然，并在国家公园生态文化重构过程中理解并产生国家公园的生态文化价值，进而为生态伦理赋能。

三   新生境哲学始终坚持保护自然价值

“生境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恰当状况，它从原初状态中体现其生成的态势。新生境离不开人的实践作用。”新生境是对生存之境、生生之境的描绘，而新生境哲学是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追问。在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中，新生境哲学是以保护自然价值中的核心价值为重心的哲学思想。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使其不依附于人类的工具价值、审美价值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系统实现的目的价值。国家公园的新生境哲学，可以从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客观主义和泛主体性两个角度证明：价值客观主义是以人类为主体考虑国家公园的存在及价值，而泛主体论则是将国家公园作为主体。价值客观主义主要是论证国家公园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缩影，是在人类技术发展过程中保留下的生命孵化的基质。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国家公园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首先，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产生的空气、土壤、河流以及菌群等物质资源为人类持续存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国家公园成为形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之地。其次，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经济价值，建立国家公园意味着在新质生产力范式中重塑自然，利用其原生自然环境资源满足人类生态经济与生产生活的需求，推动生态经济与自然属性挂钩。最后，在新生境中产生环境哲学思辨，领悟人类生态文化的历史命运，探究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相较于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发展的人类世界，国家公园的新生境拥有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保障了人类与万物生命在共生发展中学习复制与变异的能力和构建生态系统的循环联结，进而发展出可持续的生态文化体系。

四   新生境哲学促进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融合双赢

新生境哲学是“源于生态、融入生态、契合生态”的存在。人们通过挖掘和认识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获得亲自然的生态文化认同，使国家公园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自然价值的存在，让人们从环境文化的层面思考人与自然的联结，并且给予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荒野”更多的文化关怀，“恢复人对自然的感知能力，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让活的自然来回答人类提出的问题”^[12]。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价值衍生的文化价值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让人类从“全面的环境本性来理解自然环境的意义，用文化的眼光看待自然环境的价值”^[13]。多元的文化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文化发展趋势，这就需要给予大自然伦理道德层面的关切。新生境哲学认为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能用产生危机的方式去解决危机，只能依靠文化价值培育人类亲自然的德性。新生境哲学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视角，通过文化价值作用于国家公园建设，有助于还原原始的自然，维护自然环境自然存在的状态，并对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行为进行干预和管理。

在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中，新生境哲学坚持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双赢的解决方案。“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14]然而，在少数区域国家公园的布局建设中，自然价值与生态文化价值并不同步，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技术发展的步伐普遍快于生态文化发展的步伐，生态文化价值的多元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的稳定性存在冲突，往往出现生态文化价值不能及时响应自然变化，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以适应自然内在价值及系统价值的状况。毕竟生态文化发展易受工具价值、技术控制、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因此，在生态决策中，生态文化价值要适度让位于自然的内在价值。罗尔斯顿提出“文化产生于自然”，并且“自然支持文化的发展”^[9]。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彰显提供物质场域和理论空间，全力真实还原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让人们在理念价值与审美意识上重新认识这个身在其中但往往因惯性偏见而熟视无睹的自然世界。

三.   保护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四个伦理原则

新生境哲学是新时代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有效阐释，是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环境哲学形态的再更新。新生境哲学与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相契合，共同作为支撑美丽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精神属性与观念特征的内涵挖掘上，体现着生命多元性、连接循环性、原生系统性与环境再造性的特征。生命多元性是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新生境哲学的首要内涵。自然界万物生命的存在及和谐共生，是形塑国家公园的物质之源。生命多元性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它深刻地提醒着我们，人类是地球的后来人，只是自然界具有能动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者与维护者，不能以征服者、掠夺者及享受者的姿态自居。国家公园中动植物的生命也应该平等地受到尊重与保护。连接循环性是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实现条件，也是新生境哲学的路径依归。原生系统性是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前提基础，也是新生境哲学的思想背景。环境再造性是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物质赋能，也是新生境哲学的实践取向。

保护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需要从新生境哲学的内涵中提炼人、公园、土地、生态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伦理原则，既在自然价值序列中吸收新生境的道德要素，又从人类敬畏自然的善意行动中理解万物生命存在于国家公园中的意义价值。为了进一步保护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需要坚持“让自然顺其自然”的新生境哲学。新生境哲学的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要求，其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更新发展，同时要求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再生式还原。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通用模式，因此，新生境哲学为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提供了哲学思考，它将自然生态系统要素组合重构的观念嵌入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推动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式重构，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然恢复与最小限度建设，而非人类开发利用和过度干预。故以新生境哲学推动保护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至上、系统整全、多元共生和美丽循环4个原则，这也正是在新生境哲学的层面以整体角度审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

一   自然至上原则

以新生境哲学促进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遵循自然至上原则，有助于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原真性保护。还原本真的自然保护便是自然至上。自然而然谓之道，起心动念的“自然”便是不自然，至上就是首位、最高位，所谓自然至上就是保护自然的原生性，避免人类的过度干预，把自然放到最高位上，即首先考虑自然保护及发展。自然至上原则源自自然本位价值观，罗尔斯顿曾指出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对自然进行大规模改造，但过度的改造会使自然系统承受不住，甚至崩溃^[9]]。要积极地回归自然，尊重自然发展规律，要任凭病弱的生命个体被自然淘汰，保留强壮的生命个体，提高物种生存的能力，进而实现生命的进化。建立国家公园保护区，维护荒野的原生状态和生态系统平衡，自然至上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自然存在状态是自然至上的前提，在国家公园建设和保护中，应注意对自然状态的维护。国家公园的荒野区仍然保持着原始自然生态系统，成为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因此需要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国家公园建设的初衷便是以保持生物多样性为宗旨，实现保留生物可以自由生活的“荒野”的目标，原生是荒野的基本属性。保护国家公园的原生性即保护自然本来的状态，是在完成遇见自然阶段到体验自然阶段的过渡，国家公园的一切改造发展是在认识到国家公园原生自然状态的基础上完成的。

同时，自然至上原则要求人们从认知上将自然摆在首位，而国家公园的建设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开展的环保实践的有效范例。所以在设立国家公园的过程中，要求以一种公正平衡、合乎情理的方式保护生物和环境，从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对国家公园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决策活动进行判断。由于这种认知会影响国家公园建设的各项决策以及发展变化，所以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应当提高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全社会成员的环境认知水平。要认识到国家公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能成为戈夫曼笔下的“全控社会”，身处其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公平生存的权利，不只是人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大自然给予每一类生命个体以同等的发展机会。在自然至上原则的指导下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有助于国家公园的生命体在自然状态中以有机的整体存在并维持下去。

二   系统整全原则

系统是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部分形成统一整体。系统整全原则是一个区域内的不同要素相互作用，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建立相互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中提到：“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15]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便是通过设立特定的自然保护空间实现对区域内自然生态的系统整全式保护。一方面，国家公园是各种生态系统的集合体，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公园以生态系统完整性、原真性保护为根本目的，采取有效的行为方式提高物种栖息地的适宜性和连通性，进而使国家公园区域内的生态功能持续提升。国家公园内各物种之间存在着自我调节和生存机制，虽然人们能在短时间内评估某类生物的生存数量和质量，但是并不能人为地干涉其中，只有人类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公平对待生物时，生态系统才能维持稳定。自然物在生存竞争中形成的规则，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这种自然的演化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也促使自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成为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国家公园的体制建设同样具有系统整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多次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性。系统完整的国家公园体制确保了国家公园建设的有效管理。建设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有助于统一、持续建设和管理国家公园，理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职能，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调整保护区的建设范围。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管理职能不明确、无序竞争等问题，导致各方利益混杂，产生矛盾。由于国家公园管理范围广大，因此要求各部门协同开展保护式建设工作。当涉及多个部门的管理职权交叉时，如事权不清，会导致两种极端结果：一是管理体制松散，不作为；二是管理行为机械化，矫枉过正。这种情况下往往形成“一刀切”管理，难免造成公共生态利益保护的缺失。行政力量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平衡多个利益主体的关键纽带。因此，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须依靠行政力量平衡各方利益，保证适度发展与自然维护之事权结构的平衡。

三   多元共生原则

国家公园重视多元共生，对非人动植物的生命予以平等的尊重与保护。“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不同物质、不同种群、不同要素、不同形式的多元包容，成为“共生”存在。“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 1879 年首次提出，指“两个及以上不同种属共同生活、生理依存、互利合作的一种交互关系或平衡状态”^[16]。换句话说，共生就是不同生物之间共同生活形成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多元共生原则是指保持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独立的关系，在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对于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保护，坚持多元共生原则意味着注重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公园是政府为了实现对自然资源、自然价值的发展及保护而设立起来的特定自然文化空间，在文化多样性的指导下，每个国家公园都有其独特性。坚持文化多样性就是既要推动各地依据实际发展情况建立国家公园，又要促进国家公园相关研究成果在现实社会发展应用。

物种多样性意味着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坚持保护物种繁衍，丰富种质资源基因库，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自然场域的现实经验。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下降，会引起生产力下降、物种循环失衡。现阶段，保护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的视角多集中在旗舰物种。旗舰物种的保护固然重要，但是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样不容忽视，要以保护式建设实现国家公园食物链结构完整、动植物行为空间完整以及生物健康繁衍。整合国家公园内部的多元要素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在国家公园内设置生态功能区，将自然荒野区与人工建设区实现分区管理，在人工建设区设置观赏区，允许游客参观欣赏并实施限流，在自然荒野区降低参观者可达性，避免人为干预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国家公园的建立让民众看到自然本身的价值，以及自然物在生态、科研、教育、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生态伦理价值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类妥善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使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国家最美丽的环境产品。

多元共生原则不仅旨在表达国家公园所内含的生物多样性，更是要求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与国家公园周边居民生计保障和谐统一。促进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原生环境（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环境）保护与周边居民生计保障工作的融合。据统计，全球约50%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建立在原住民土地上^[17]，保护与发展冲突非常严峻，且多位于偏远区域及相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周边居民生计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周边居民为了维持自身生计发展，可能对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资源产生影响。发展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冲突，因此，在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好国家公园周边居民生计保障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人类栖居与国家公园保护式发展的和谐。

四   美丽循环原则

“循环”一词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处理系统中，指反复执行某种指令，将其应用到自然生态环境之中意味着要求自然呈现出一种社会低消耗、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自然美为基础，以绿色发展为先，将自然的绿色循环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产生了极具观赏性的自然景色。美丽循环一头连着人类，另一头连着环境，既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又要建设具有观赏性的环境。国家公园为人类提供可供观赏的自然景观，以美丽原则建设国家公园，有助于人类对国家公园审美体验的价值挖掘，促使人类在环保实践范例的空间中感受到自然美，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基础上实现自然教育，收获自然体验中的生态经济效益。

国家公园的可持续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的必要条件。一个完整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应是可持续的，从而保证了物种的迁徙与交流以及生境系统的稳定性。我国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相继建立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面积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领海面积的4.6%^[18]，可持续的保护式建设维持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是系统的发展观”^[19]，可分为横向发展协调性和纵向发展永续性两个层次。循环可持续原则意味着在横向发展过程中保障生态系统内各物种生存空间的稳定性，如特定区域国家公园建设有助于保护特定野生族群在我国生态环境中的稳定繁衍，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纵向发展过程中推动代际生态安全建设，让国家公园保护的土地可以世代相传。循环可持续原则应用于国家公园建设之中，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利益的发展延续，保证当代人生态利益划分以及后代人生态利益的留存，形成生态利益发展共享的局面。

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保护是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方向，需要新生境哲学的理论支撑。推动国家公园的自然价值保护，并不拘泥于是“以人为尺度”还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原真性的自然价值作为根本目的。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是把对自然的控制转变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维护，将人的欲望、非理性和破坏性置于控制之下。因此在认可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国家公园以“一种尊重自然、欣赏自然和爱护生命的伦理学来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促使人们肩负起为荒野自身的原因去承担保护荒野的责任和义务”^[19]。国家公园在新生境哲学的指引下，对区域内的环境、生物及其生态过程加以保护，更有利于自然保护地的整体恢复。国家公园形成的新生境，让民众真实亲近地看到自然界本身的内在价值，以及自然万物在生态、科研、教育、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在这个更多维、更深刻地认识自然存在的过程中，只有遵循保护国家公园自然价值的伦理原则，才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有效规约人的行为，均衡处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物质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确保国家公园这片最美土地世代相传，使广大民众能够享受国家最典范最优质的生态环境产品，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文化多样性的持存，为美丽中国与美丽地球建设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