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逐渐过渡到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关安排部署上^[1]。林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意味着林业在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战略性作用的同时，也是乡村产业兴旺的根本保证^[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林农富裕与乡村林业产业振兴是事关农民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需要林业组织和机构优先将服务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摆在首要位置 ^[4]。乡村振兴与基层林业建设共生共荣，乡村振兴的主要优势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林业基层建设^[5]。林业在乡村产业结构中占较大比重，乡村林业站对基层林业服务与辅助机构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乡村林场则是基层林业的经营主体。由于乡村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乡村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和良好的条件。乡村林业是乡村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乡村经济与生态转向协调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乡村的基层林业机构也转向高质量的服务与经营^[6]。纵观中国“三农”的发展历程可知，无论是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计稳定还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其背后都离不开基层乡村林业机构的支持^[7]。

21世纪以来，农民对林业经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更多的林农参与到木竹加工、林下种植养殖、林下采集、森林康养、森林旅游与特色经济林抚育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也得以快速发展^[8]。但乡村林业站和乡村林场却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经营规模大而不强、森林经营抚育质量低下、相关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培训参与率低以及林业劳动力老化等诸多问题^[9]。

目前关于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更多的学者围绕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发展现状、运营模式、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展开研究。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4类：第一类研究指明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Zheng等^[10]从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传统的乡村林业目前正面临着规模效益低下、资源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林业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需要顺应技术变革，促进高质量的乡村林业发展^[11]。高质量的乡村林业服务要以乡村林场与乡村林业站为工作主体，以林草科技推广与林业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式，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主要路线，以提升林业产业内生发展动力为核心内容，以服务农民增产增收为最终目标^[12]。第二类研究指明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意义。孔凡斌等^[13]借助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生态资源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框架，以森林资源丰富的中国山区为研究对象，表明扎实推进基层林业机构建设的“量质并举”，将对乡村生态共富具有深远意义。许飞等^[14]通过对欧洲发达国家乡村林业高质量建设模式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建设对乡村乡土特色保持、乡村景观科学规划、农民环境意识提升及村庄自治能力加强等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欧洲，林业在乡村中的角色正在逐渐从经济贡献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与资源经营者，乡村林业的高质量发展将使林业更好地在乡村发挥特殊的生态服务和社会福利功能^[15]。第三类研究从多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乡村的年末人口数量、长期耕地面积和森林净损耗与乡村林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呈负相关^[16]，数字经济的发展^[17]、乡村林业劳动力的整合^[18]、林业基础设施的建设^[19]、林业补贴和贷款等政策因素^[20]、林业合作组织的加盟^[21]和林业人才的技能掌握程度^[22] 与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第四类研究主要围绕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实现路径。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下，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要走现代林业优先发展、城乡林业融合发展、特色林业补充发展的道路，要将乡村生态资源禀赋作为发展基础，数字乡村建设作为驱动手段，把农村均衡发展及农民共同富裕当作最终目标，以此促使乡村林业实现“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已有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鲜有研究聚焦于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与障碍因子识别。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进行探索。基于“量质并举”的视角，充分考虑乡村林业站、乡村林场、乡村林农与新型林业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对现有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进行拓展。二是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从乡村林业的服务主体、经营主体和参与主体的功能入手，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分解为“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并结合已有研究选取合适的分项指标和基础指标，构建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而后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及各省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为全面掌握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提供经验性的证据。

一.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意味着在新发展理念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转变^[23]。同时，“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具公平、更可持续”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4个基本要求，以往高速增长只追求数量和扩张的目的导向已然行不通，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将提升质量、改善结构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2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表明了高质量发展不仅对经济总量的扩张进行了条件约束，还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25]。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其最为艰巨、最繁重的工作重心仍在农村^[26]。显然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其中，大规模的乡村林业服务与经营组织及高质量的林业技术及林业劳动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乡村林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服从于且服务于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基于“量质并举”的视角，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分解为“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

林业是乡村振兴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在^[27]。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针对性提升与现代化转型，因此要把识别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作为工作重心，将促进林业改革与乡村振兴均衡的、全面的融合作为结合点和发力点。在中国乡村，林业站和林场是乡村林业发展的基础，林农是乡村林业生产的基石，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在乡村林业建设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8]。鉴于此，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有效发挥乡村林场的经营职能，加速扩张乡村林业经营规模，加大提升乡村林业经营效益，直接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同时还需要有效发挥乡村林业站的服务职能，加快建设乡村林草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培育新型林业劳动人才，间接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本文从乡村林业站的服务职能、乡村林场的经营职能与林农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参与角色出发，基于乡村林业站和乡村林场的规模及效益、乡村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推广情况及乡村林业劳动力状况等核心要素，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进行拓展。同时，在高质量发展“量质并举”的前提要求下，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外在应表现为乡村林业经营规模与乡村林业经营效益两个维度，乡村林业经营的规模与效益能够直接提升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而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方面外在应表现为乡村林业科技推广与乡村林业人力资源质量两个维度，乡村林草科技推广及其配套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林业数字化发展提供良好配套环境，同时通过增强林农和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能够有效提升林业劳动力质量，为乡村林业数字化建设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区域林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间接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从“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维度把握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在此过程中进行障碍因子的识别可以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而观察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则能够均衡促进乡村林业的全面发展，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及研究逻辑如图1所示。

图  1  基于“量质并举”视角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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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与水平测度

一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将研究时间跨度确定为 2012—2020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样本只包括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与价格有关的数据以 2012年为基期做平减处理。本文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上到下分为4个层次，分别是发展水平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标以及基础指标。需要补充解释的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区域间的可比性，本文在对乡村林业进行界定及构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时，主要考虑乡村林业站、乡村林场、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而没有全面地将其他林业组织机构的发展状况纳入。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乡村林业发展过程中，乡村林业站是服务其他乡村林业经营主体的最主要机构，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基层实施者，乡村林场则是乡村林业发展中最具驱动力的经营主体；林农是乡村林业经营的主要参与主体，同时随着集体林权改革的逐步深化，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也逐渐成为乡村林业发展的核心抓手。二是在中国相关涉林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有熟悉当地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森林资源分布状况、森林抚育适宜方法等情况的林业人员的参与，而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的大多为乡村林业站和乡村林场的职工或林农。三是尽管其他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外部企业不断向乡村林业领域渗透，优化了乡村林业发展基本结构，但有关统计数据严重缺失，无法纳入本文做进一步的量化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量质并举”的视角，从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以乡村林业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益两个维度对“量的扩张”进行描述，以乡村林业科技推广和人力资源质量两个维度对“质的提升”进行描述，旨在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具体维度构建及理论逻辑如图2所示。

图  2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各主体间的逻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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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外在表现为乡村林业服务与经营组织的覆盖广度、深度的不断增加与投入产出效率的持续优化，因此本文从乡村林业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益2个方面对其进行表征，旨在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基本要求。乡村林业经营规模具体包括乡村林场覆盖程度、乡村林业站覆盖程度、乡村林场职工规模、乡村林业站职工规模与乡村林场经营覆盖程度5个基础指标。乡村林业经营效益主要指从乡村林场与乡村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获得的具有经济属性的经营绩效，具体包括乡村林场商品林占比、乡村林场新型经营主体占比与乡村林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3个基础指标。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外在表现为乡村林草科技推广范围不断扩大与乡村林业劳动力培训体系的持续完善，因此本文从乡村林业科技推广与人力资源质量2个方面对其进行表征，旨在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乡村林业科技推广主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是乡村林业站开展林草科技推广的实际情况及服务林业科技进步所取得的成效，具体包括林草科技推广指导对乡村林业合作社的扶持程度、乡村林草科技推广带动农户数与乡村林草科技推广覆盖程度3个基础指标；另一方面是将林农的主体作用纳入考量，从林农自身对林业机械的使用情况出发，具体包括林农生产性固定资产值与林农林业机械价值2个基础指标。乡村林业人力资源质量主要指乡村林业劳动力结构层面的优化及可持续人力资本的积累，具体包括林农培训人次、乡村林业站较高学历服务人员占比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占比3个基础指标。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二   测度方法

1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参考朱婧等^[29]的做法，统一采用基期（2012年）各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各年度的基础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各级指标之间具有跨年度的可比性。

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设X_it为第i个基础指标在第t年原始数据的实际值，则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S_it是指第i个基础指标在第t年的原始数据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的标准化值，数值越大表明该基础指标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程度越大；max_i,2012是指第i个基础指标在样本基期（2012年）的最大值，同时min_i,2012是指第i个基础指标在样本基期的最小值。

2   基础指标权重确定

基于表1的指标体系，本文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在主观赋权法中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在客观赋权法中主要采用熵权法，以此克服传统熵权法受指标选择和指标值影响的缺陷，进而更准确地测算出全国省域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各基础指标的相关权重及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具体权重合成公式如下：

表  1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总指数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基础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 编号	权重/ %
乡村林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	量的扩张	乡村林业经营规模	乡村林场覆盖程度	乡村林场数量/乡镇数量	X1	8.010
			乡村林业站覆盖程度	乡村林业站至本年底实有 站数/乡镇数量	X2	3.020
			乡村林场职工规模	乡村林场年末在岗职工总数	X3	4.200
			乡村林业站职工规模	乡村林业站年末实有从业人数	X4	4.720
			乡村林场经营覆盖程度	乡村林场总经营面积/森林面积	X5	6.260
		乡村林业经营效益	乡村林场商品林占比	乡村林场商品林经营面积/乡村 林场总经营面积	X6	4.150
			乡村林场新型经营主体占比	乡村林场家庭林场数量/乡村 林场总数量	X7	5.690
			乡村林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乡村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万元	X8	8.490
	质的提升	乡村林业科技推广	林草科技推广指导对乡村林业 合作社的扶持程度	林草科技推广指导扶持的 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个数	X9	6.610
			乡村林草科技推广带动农户数	林草科技推广带动农户数	X10	7.340
			林农生产性固定资产值	林农家庭拥有林业生产性固定 资产原值/（元·户−1）	X11	8.650
			林农林业机械价值	林农家庭拥有林业机械 原值/(元·人−1）	X12	8.730
			乡村林草科技推广覆盖程度	本年林草科技推广面积 （万hm2）/乡镇数量	X13	6.510
		乡村林业人力资源质量	林农培训人次	乡村林业站培训林农人次	X14	8.510
			乡村林业站较高学历服务人员占比	乡村林业站大专以上学历职工人数/ 乡村林业站年末实有从业人数	X15	3.110
			乡村林业站高级专业服务 技术人员占比	乡村林业站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人数/乡村林业站年末实有从业人数	X16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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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omega _i}$ 为第i个指标的组内权重，$\varphi $和$(1 - \varphi )$分别为AHP法和熵权法的加权系数，在此结合专家的意见取$\varphi $ = 0.5，$\omega _i^1$为AHP法计算出的指标权重，$\omega _i^2$为熵权法计算出的权重。

3   加权无量纲化值与各级指标指数计算

在对各基础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再对得到的各指标无量纲化值进行加权计算，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 {D_i} $为第i个指标经过加权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的数值，$ {\omega _i} $ 为第i个指标的组内权重。基期年份的得分取值范围为[0, 1]。

4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本文采用线性的加权求和法对各省份各年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指数进行测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4）中，$ f_{_{jt}} $是指第j个省在第t年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总指数，$ {D_{_{jit}}} $是指第j个省的第i个基础指标在第t年经过加权无量纲化处理后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值。综合指数值越高，则该地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综合指数值越低，则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

三   乡村林业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基于前文中提到的方法，本文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指数。为确保不同省份之间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本文基于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选取集体林地面积占该省林地总面积的比重排名前10的省份作为林业大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选取的林业大省中，样本期内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指数提升最大的省份是山东省，从2012年的0.374提升到了2020年的0.640，增加了0.266，这也使山东省在2020年成为林业大省中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同时，尽管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样本期内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但河南省、贵州省和安徽省也出现降低的情况，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安徽省，从2012年的0.534降低到2020年的0.423，下降了0.111，由此可见地区间乡村林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

表  2  2012—2020年各林业大省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省份	集体林地占该省林地 总面积的比重/%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山东	0.943 1	0.374	0.420	0.374	0.388	0.448	0.592	0.595	0.587	0.640
湖南	0.951 1	0.412	0.419	0.465	0.521	0.541	0.545	0.567	0.584	0.611
贵州	0.963 4	0.624	0.472	0.497	0.573	0.590	0.526	0.537	0.584	0.566
湖北	0.923 7	0.534	0.460	0.542	0.490	0.502	0.544	0.536	0.515	0.543
福建	0.936 2	0.460	0.482	0.429	0.452	0.457	0.530	0.487	0.458	0.534
安徽	0.925 7	0.534	0.486	0.540	0.513	0.545	0.549	0.547	0.560	0.423
广西	0.928 4	0.268	0.200	0.247	0.268	0.271	0.278	0.383	0.364	0.407
浙江	0.962 3	0.232	0.262	0.192	0.196	0.217	0.262	0.260	0.330	0.391
广东	0.921 8	0.291	0.242	0.299	0.324	0.274	0.281	0.299	0.393	0.367
河南	0.921 4	0.273	0.278	0.241	0.324	0.341	0.335	0.347	0.335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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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全国层面来看，样本期内全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和中位数）从2012的0.300 2、0.267 2增加至2020年的0.348 7、0.299 2，这说明2012—2020年全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虽然增速缓慢且有一些波动，但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同时，对2012—2020年全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均值和中位数进行比较后可以得到，样本期内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指数每年的平均值均高于当年的中位数，差距最大的年份为2017年，差距最小的年份为2019年。纵观全期，平均值与中位数的差距自2012年的0.033增加到了2020年的0.049，表明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右偏分布特征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同时均值仍高于中位数说明在样本期末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低于全国均值，需要加强对障碍因子进行识别并针对性地予以改善。

三.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识别

本文参考林万龙等^[30]的研究，采用障碍度分解模型以更加准确地刻画各基础指标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而识别出各基础指标对总指数的障碍程度，以解释乡村林业陷入“增速缓慢”及“不均衡”困境的深层次原因。鉴于此，本文根据障碍度分解模型计算得出2012—2020年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各指标平均障碍度及相应排序，结果见表3。

表  3  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的识别与诊断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20年
基础指标	障碍度		基础指标	障碍度		基础指标	障碍度		基础指标	障碍度		基础指标	障碍度
X9	0.099 3		X9	0.098 5		X9	0.097 6		X9	0.096 9		X9	0.096 7
X10	0.098 3		X10	0.097 5		X10	0.096 7		X10	0.096 0		X10	0.095 8
X13	0.096 7		X13	0.095 9		X13	0.095 0		X13	0.094 4		X13	0.094 1
X8	0.096 5		X8	0.095 7		X8	0.094 8		X8	0.094 1		X8	0.093 9
X11	0.083 3		X11	0.082 6		X11	0.082 0		X11	0.081 4		X11	0.081 1
X12	0.074 9		X1	0.075 7		X1	0.078 1		X1	0.075 7		X12	0.073 1
X1	0.073 6		X12	0.074 4		X12	0.073 8		X12	0.073 4		X1	0.073 0
X5	0.065 0		X14	0.061 2		X14	0.062 2		X5	0.060 7		X14	0.065 5
X14	0.059 4		X7	0.057 8		X5	0.059 0		X14	0.059 2		X5	0.056 5
X4	0.053 7		X4	0.053 2		X4	0.052 8		X16	0.053 9		X16	0.055 3
X3	0.047 9		X5	0.051 6		X16	0.050 6		X7	0.053 8		X4	0.052 4
X16	0.047 7		X3	0.047 4		X7	0.050 1		X4	0.052 4		X3	0.046 6
X7	0.038 1		X16	0.046 1		X3	0.047 0		X3	0.046 7		X6	0.045 8
X6	0.032 2		X6	0.032 1		X6	0.028 6		X6	0.029 7		X7	0.037 2
X2	0.018 2		X15	0.016 5		X2	0.016 1		X15	0.016 9		X2	0.018 0
X15	0.015 3		X2	0.013 8		X15	0.015 7		X2	0.015 0		X15	0.015 1
注：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2012、2014、2016、2018、2020年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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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2012至2020年期间，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障碍度排名第一位的因子一直为X₉（林草科技推广指导对乡村林业合作社的扶持程度），障碍度排名第二位的因子一直为X₁₀（乡村林草科技推广带动农户数），除2019年外，障碍度排名第三位的障碍因子一直为X₁₃（乡村林草科技推广覆盖程度），这3个指标均属于乡村林业科技推广维度。这充分说明乡村林业科技推广一直是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短板之一，即如何发挥好以乡村林业站为服务主体，以乡村林场职工、林农与新型林业经济组织为服务对象的林草科技带动及培训效应，实现“消灭死角、补齐短板、注重实效、科技兴林、推广先行”的核心目标。若想更好地统筹乡村林业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将推动林草科技创新作为发展乡村林业产业的核心动力，将扩大林草科技推广规模作为助力乡村林业振兴的关键驱动，将林草科技培训作为提高乡村林业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抓手。

总体而言，“量的扩张”方面（X₁ ~ X₈）在观测初期障碍度的平均值为0.053 2，在观测末期为0.052 9，下降了0.000 3。“质的提升”方面（X₉ ~ X₁₆）在观测初期障碍度的平均值为0.071 9，在观测末期为0.072 1，上升了0.000 2。说明样本期间，“ 质的提升”方面一直是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阻碍，“量的扩张”方面的障碍度明显低于“质的提升”方面，表明当前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在2012至2020年间仍然依赖于“ 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增长缓慢成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较大的障碍和短板，这充分说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在“增质”方面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同时，在样本期内，虽然“量的扩张”方面的障碍度有所下降，但“质的提升”方面障碍度却存在不降反升的趋势，说明乡村林业“提质”上失调发展的隐患仍然存在，并未得到充分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一   结　论

本文首先阐述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考虑到乡村林业站、乡村林场、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不同职能，基于“量质并举”的视角拓展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熵权法测度了2012—2020年中国各省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识别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并对研究所得的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从测度结果来看，在依据集体林地面积占该省林地总面积比重选取的林业大省中，山东省在样本期内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指数提升幅度最大。尽管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样本期内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但河南省、贵州省和安徽省却存在降低的情况，其中安徽省下降幅度最大。

第二，从时序变化来看，在样本期内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指数每年的平均值均高于当年的中位数，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右偏分布特征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在样本期末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低于全国均值，因此各省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

第三，从障碍因子识别来看，虽然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稳定上升趋势，但核心驱动力主要依赖于“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增长缓慢成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与侯方淼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强调了数字技术在乡村林业中的重要性^[31]。由障碍因子识别可以清晰观察到科技推广维度是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大阻碍，如何发挥好乡村林业站的林草科技推广对林场职工、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辐射作用，以及培育新型林业人才，成为中国广大林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   启　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中国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重视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针对性地发挥好乡村林业站、林场、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一是强化“质量”突破，各经营主体要避免出现“唯发展速度”“唯增长规模”的错误观念，在林业生产和经营中重视对林草科技的应用，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中科技的有效转化，利用新型林草科技和数字化技术提升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质量维度。在当前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背景下，许多林业工作站面临撤并转隶的情况，截至2020年，市、县级层面独立设置林草管理机构的比例分别仅为68%和47%。乡村林业站是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落实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关键一公里”的关键抓手，有关部门应当借“林长制”的政策优势，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与林业站之间的责权关系，实现责权利相统一，逐步推动乡村林业站建设，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实现“数量”均衡，使乡村林业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绿色地、高效地、均衡地、充分地高质量发展。面对不充分、不均衡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现状，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本土化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区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区域协同效应。应注重林业大省的带动作用，树立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地区的示范标杆，带动低水平地区更快地完成林业现代化转型，促进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积极建设不同乡村林业经营主体联合形成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中国乡村林业全面高质量发展。

三是赋能“协同”机制，重视科技推广在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创新、协调与赋能作用。科技推广水平一直是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地区，应继续发挥好高质量人才与高新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以深层次的技术提升来突破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暂时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应针对性地实施林业科创金融支持政策和林业创新人才培养帮扶机制，增强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通过外来资本的引入、更多的金融支持与帮扶政策驱动乡村林业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建设好林业科技服务“一林一技”、林业巡护网格“一林一员”的管理体系，促进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为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颗粒度过大，难以捕捉省域内各市，甚至各县之间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进特征及差异来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服务的视角出发，衡量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卫星数据对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以突破省域层面的研究，更贴近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本文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以乡村林业工作站、林场、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切入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量质并举”的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但因数据难以获取，故在参与主体上未将林业专业合作社等其他林业组织机构纳入考虑，在人力资源质量测度上未将乡村林业能人数量、林业本土专家数量以及乡村林业劳动力学历水平纳入考虑，在未来可以尝试通过指标替代等方法进一步将上述因素纳入指标体系进行更深入的测算。最后，本文仅对2012—2020年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由于长时间序列数据难以获取，不能反映及预测2012年之前与2020年之后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通过估值填补的方法对过去情况进行模拟以及对未来发展状况进行预测，以从更广的时间尺度上对中国乡村林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