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习近平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思想与新论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性理论成果。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1]，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然而，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乡村文化振兴始终面临着现代性问题，即如何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演进，让新时代乡村文化成为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要环节，实现传承与建设的内在联动，焕发乡村文明的时代光彩。对此，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出发研究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着重分析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时代进路，这不仅能够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重大理论成果的认识，更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

作为一项文化发展政策，乡村文化振兴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乡村移风易俗等主要内容，在乡村地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看，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历史内蕴、面向具体实践、回应现实关切，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一   历史逻辑：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探索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成功开辟、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振兴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一项重要实践探索。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个理论命题被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质性实践活动，则可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建设现代工业体系，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在以农业生产支持苏维埃政府工业化建设的实践背景下，党以夜校、冬学、问字所等教育形式，在革命根据地实施马列主义阶级教育，帮助农民剔除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封建陋习，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支持国家工业化事业。同时，党还利用春耕、秋收等乡村传统节日开展戏剧歌咏运动，通过组建演艺队、唱歌组等方式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2]。在此阶段，党通过在乡村树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由单一的工业化拓展为“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四个现代化”中处于基础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开展了许多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例如，面对土地改革运动中部分农民出现的“分田不敢要”的畏惧心理、小富即安心理，195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据此党不仅在乡村大力开展了扫盲运动，让农民在农民业余学校中学习科学、文化等课程，还举办了很多群众性文化活动。同时，党配合农业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设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乡村文化事业网^[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乡村封建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又有泛起之势，对此，党的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现代化建设战略方针，之后精神文明建设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在“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下，党进行了“青年之家”建设、文明村镇建设、“三下乡”活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等一系列乡村文化创建活动，提出了包含“乡风文明”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不断丰富乡村文化发展的时代内涵。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使命任务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党部署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安排与战略目标，并提出了“新四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在此阶段，党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4]，乡村文化振兴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党通过实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实践行动，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形式繁荣兴盛乡村文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

二   理论逻辑：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

理论逻辑需要从具体实践问题中探寻，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是一个需要从理论维度阐明的实践问题。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为解决乡村“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作出的实践回答，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协调的现代化，这内在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相互关联、互相作用的内在耦合性。

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实践场域。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启新征程，需要不断拓展其发展的实践场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仍然在乡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布局。然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的事实不言而喻，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相较乡村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这无疑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新的实践方向。同时，体验经济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乡村文化产品创新对体验经济的发展尤为关键。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以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赋能乡村经济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与现实需要，为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实践领域。综上，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新时代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场域。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性，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目标、实践方向、现实基础与条件、发展路径等。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乡村文化振兴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寻求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具体而言：①乡村文化振兴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振兴，要以党建引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文化振兴，重视乡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治引领力、思想引领力与组织协调力的发挥。②乡村文化振兴要立足中国特殊的人口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化、不平衡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欠发达乡村地区的文化振兴任务更为艰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明确了发展的现实环境、锚定了发展的历史方位、标识了发展的长期性。③乡村文化振兴要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出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振兴，要重视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为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就业渠道和产业支持。④乡村文化振兴要协调好“两个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振兴，要在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够赓续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⑤乡村文化振兴要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振兴，要在乡村振兴空间规划中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保护村落文脉，重视乡村文化生态平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   实践逻辑：回应了农民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实践逻辑相较理论逻辑而言，重在阐述事实、观照现实生活世界。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内容构成上看，体现着农民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内在统一性，包含着科、教、文、卫等在内的能够提升农民精神境界的实践活动；从需求层级来看，是农民在实现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后向自我发展、享受、尊重等更高层次需要的追求；从主体构成上看，包含不论发达乡村地区还是欠发达乡村地区，不论身份差异、男女老少，不论身体健康还是身体残疾的全体农民在内。从本质上讲，农民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期盼，体现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既关系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着亿万人民的生活福祉。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回应，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具体实施，更是回应农民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有助于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创新发展乡村文化蕴含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方法体系。具体而言，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能以社会生活总体性的现实要求，以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塑造农民精神世界，满足以人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建设需要；能以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优秀的文艺产品、现代公共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兴盛中华农耕文明；能通过乡村文化活动方式的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在乡村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使农民以现代性为指向建构个体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选择和家国一体观念，丰富乡村文化治理资源，从而凝聚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精神力量，共创新时代乡村振兴精神谱系；能通过乡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解决农民在乡村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性问题和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机制问题，避免乡村文化建设的客体化与过度形式化倾向；能通过赋予乡村文化产业比较优势，促进乡村文化经济发展，缓解农民精神贫困导致的主体意识较弱问题，让农民在共建中共享乡村现代化发展成果，获得精神满足。

二.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挑战

乡村文化振兴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上不断前进的。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任务，更需要乡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创新突破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乡村新型社会组织稳步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乡村文化观念整体向开放、包容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使人才回乡、下乡等，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诸多现实机遇。但同时，乡村社会现代性转型在党组织组织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社会风气治理、文化主体性培育等方面仍存在问题，给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   乡村党组织的组织力有待提高

乡村党组织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保障。乡村党组织作为乡村工作的战斗堡垒，是沟通农民和乡村新型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纽带。乡村党组织功能主要分为政治功能和服务赋能功能两大类。为有效实现乡村党组织功能，要不断提升乡村党组织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组织力。在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场域，乡村党组织的组织力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政策贯彻力、思想引领力、群众动员力等方面。然而，在政治领导力上，部分乡村党组织未能有效开展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对乡村文化发展规划不够系统、明确，其政治责任意识有待提高。坚强的政治领导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但由于部分乡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乡村党组织人员构成出现“青黄不接”情况，其组织活动开展和组织生活制度落实均受到一定限制，部分乡村党员干部出现“本领恐慌”情形。在政策贯彻力上，乡村党组织是执行党中央关于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的最后一环。部分乡村党组织存在弹性执行、偷梁换柱不执行或选择性象征性执行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的问题，导致相关政策的实践效果不突出，偏离既定目标。在思想领导力上，部分乡村党员干部的信仰不坚定，存在信仰宗教、拜佛烧香等行为，易被封建思想和不法宗教势力渗透；有的乡村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力不足，多以发宣传单、集中开会等传统方式展开，与群众难以产生思想共鸣，削弱了党的思想感召力。在群众动员力上，乡村党组织建设中的人才流失、专项经费不足等因素，导致乡村党组织社会服务功能弱化，难以动员农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事务管理工作；部分乡村党员存在“微腐败”行为，出现家长制、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使其难以聚民心、带乡风。

二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仍需提高

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保障。近年来，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三次产业融合层次较浅，资源要素活力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充分，小而散、小而低、小而弱等问题突出^[5]，特别是乡村产业发展在延伸乡村富民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企业（尤其是农业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两大重要主体，不同于企业具有联结市场的优势，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中具有联结乡村资源、企业和农户的显著优势。乡村新型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6]，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能够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媒介，有效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来，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缺资本、缺运营、缺整合，富民增收能力不足等问题。但现有乡村集体经济正处于从“有没有”向“强不强”的转变过程中，其自身实力不强，难以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据相关调研结果显示，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整体偏少，盈利能力不强，截至2021年，在被调研的3 180个村经济合作社中，有63.25%的村经济合作社经营性收益不足50万元，村集体承接乡村产业发展项目的能力有待提升，盘活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的资金、土地、宅基地等资源要素的能力不足^[7]。此外，乡村集体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面临人才、技术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缺乏的现实问题。

三   农耕文化传承发展存在瓶颈

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之源与内在根基。农耕文化是农民在农耕实践中创造、积累并不断传承发展的一种以农耕技术、村镇民居、工匠技艺、衣饰饮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教伦理、民风民俗、制度规范、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乡村传统文化形态。在城乡文化发展过程中，农耕文化传承发展在传承主体、保护制度与方式、开发经营模式上存在现实瓶颈。

首先，农耕文化传承发展存在主体瓶颈。有关农耕文化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强，继而使农耕文化传承人的传承权、获得帮助权等缺乏保护。同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民间技艺传承的经济收入总体上不乐观，存在农耕文化传承人断层问题。如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四川省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存在青年断层现象，多数乡村青年对传统农耕价值理念兴趣不高，不愿意学习竹编、草编、石艺等传统民间技艺^[8]。

其次，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系统瓶颈。农耕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复合性的遗产，涉及的部门广、领域多、影响大。在农耕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政府各部门内部及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文物局等部门之间的联合指导工作需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类公益性文化企业、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等的共同参与机制尚未形成。有专家指出，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保护与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成为难点，基层管理的长效机制、多方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产业促进机制等均不完善^[9]。同时，在活态传承农耕文化遗产上，政府主导的项目式保护方式主要为文物标本式、文献音像资料式、种植资源式等，更加系统、灵活的园区展示式、产业发展式和生态文化系统式保护方法应用较少，不利于活态传承农耕文化遗产。

最后，农耕文化资源存在开发瓶颈。具体而言，社会经营者对农耕文化蕴含的绿色生态智慧认识不够深刻，容易出现过度商业化的破坏性开发模式，如近年来出现的“千镇一面”的古镇旅游等问题。同时，博物馆展览作为农耕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形式，其发展面临诸多难题。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现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多数成立于2010年后，建馆时间较短，以展示面积小于1 000 m²的小型农耕文化博物馆为主，且其分布存在地域不平衡的情况；东部和西部地区是农耕文化博物馆开设的主要聚集地，多达1 289个，而中部和东北地区仅有401个。此外，在经费来源上，在上述被统计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中，超过一半是完全自筹经费经营，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不高^[10]。

四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犹存

乡村社会风气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土壤。社会风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影响农民群体的行为方式。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破坏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环境。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乡村文化与现代性，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演变日趋复杂。部分乡村在新旧文化的交织中，没能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这使得乡村不良社会风气犹存，乡村文化中落后的价值观念对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存在较强阻滞力。具体表现为：在乡村日常生活交往中，乡村人情消费较高，出现“举债随礼”现象；高价彩礼、薄养厚葬问题严重，因婚、丧负债现象普遍；不孝之风渐起、重男轻女之风尚存、封建迷信之风抬头、黄赌毒之风滋长^[11]。此外，在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部分农民深受传统贫困文化影响，表现出“等靠要”的思想倾向，劳动致富意愿不强，公共责任意识淡薄，精神比较委顿，并将这种精神贫困状态带到了乡村振兴实践中，不利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示范。

五   农民文化主体性有待加强

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主体，较强的农民文化主体性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主体力量。改革开放40余年来，农民主体性已经逐步确立，但农民文化主体性还有待加强。首先，农民自觉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意识不强，同时因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不高，导致其难以辨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缺乏对现代科学精神的追求。其次，农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公共文化参与度仍需提高。2010—2022年，县及县以下文化和旅游事业费投入总量及其占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比例大幅增长，特别是从2020年之后开始，县及县以下的相关投入总量及其占比显著超过城市^[12]。但是，与城市文化消费相比，乡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仍相对偏低，如2022年乡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共计1 683.1元，仅占城市居民人均相关支出的55.1%^[13]。最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农民参与度低制约着农民文化主体性发挥。在乡村文化惠民工程、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中，多数农民并没有被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到乡村文化的生产、传播中，农民尚未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主要生产者、体验者与乡村文化情感最终的表达者。如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对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仍有待提升，对农家书屋项目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知晓率均低于50%，在了解文化惠民工程的农民中，其参与率也处于50% ~ 60%之间，总体水平不高^[14]。

三.   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进路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要锚定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蓄力的发展方向。具体来看，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主体层面提出相应的现实对策，走好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一   政治保障：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筑牢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保障。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党组织的工作职责，乡村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要从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加强乡村党组织队伍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等角度出发，不断提升其组织力。

强化政治引领功能，有效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和政策贯彻力。在强化政治引领功能上，一是要通过理论学习增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信念。定期开展“三会一课”理论学习活动，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带入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活学活用；开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史、中华文明史、农耕文明史等专题教育活动，使乡村党员干部加强党史、国史、文明史的理论修养。二是要加强乡村党组织执行党中央决策的政治引领力。乡村党组织要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建设等政策，及时制定地方乡村文化振兴发展规划，做好普惠性、基础性的文化服务建设工作，树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政治担当，提高发展乡村文化的社会服务能力。三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态，开展党组织纪律教育活动。制定乡村党组织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章程，强化对乡村党组织从事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监督问责。加强乡村党组织内部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党风廉政文化月、正风反腐公开栏等，整治党内圈子文化、厚黑学等不良政治生态。

加强乡村党组织队伍建设，展现乡村党组织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实践中增强其思想领导力。乡村党组织的思想领导力植根于其强大的行动能力。在加强乡村党组织队伍建设上，要严格乡村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吸纳有文艺特长的青年妇女、产业工人、大学生等优秀人才入党，对乡村党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改进其开展思想政治宣传的方式方法。要重点加强党员干部带头人队伍建设，通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等外部引进方式，完善乡村党员干部队伍结构。通过支部学习、干校与党校培训等方式，提升乡村党员干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职业素质，明确党员干部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具体权责，发挥党员干部在“文化特派员”制度中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建立完善述职考核制度与奖惩机制等方式，对存在“微腐败”、不作为、政治信仰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

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增强乡村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的群众动员力。在密切联系群众上，要丰富乡村党组织设置方式，推进党支部下沉至自然村工作，将文化地域联系紧密、技术互补乡村地区的村党支部划入同一片区，并设立片区党总支进行统一管理。积极成立乡村文化传承、乡村环境治理等特色功能型党小组，以便更好加强党组织与乡村群团组织的互动合作，引导乡村群团组织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群策群力。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例如，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下关乡“驻村干部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案例，成功入选2023年农业农村部推介第四批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下关乡29名驻村干部积极融入移风易俗工作中，通过队员进网络、工作进考核、方法进心坎“三进”工作机制，深入农家院内、百姓生活中，引领当地文明创建活动，纠正村内歪风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尚^[15]。

二   经济基础：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乡村产业与乡村集体经济互联互动发展，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要坚持立农为农、市场导向、融合发展、绿色引领与创新驱动的基本原则，健全乡村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豆制品加工、果蔬加工等）、乡村特色产业（特色种养、特色手工艺品等）、乡村新型服务业（休闲农业、康养基地、农业生产托管等），扩大乡村产业经营的规模和效益。积极推进乡村经营主体多样化发展，引导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乡村企业参与乡村产业项目，以乡村产业发展促进村集体发展、农民共同致富。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要发挥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能力。首先，要创新乡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因地制宜，针对不同乡村地区的资源、资产、资金情况，探索出不同类型的乡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如产业主导型集体经济、入股分红型集体经济、生产服务型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型集体经济等，选择优势特色农产品、生态资源等，通过村企合作、城乡对口合作等方式，延长乡村产业价值链，以县或村庄为单位打造乡村地域品牌。其次，创新乡村集体资产管理和经营方式。在集体资产管理方面，要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成立能体现农民意愿的股东大会、外部监事，建立乡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化平台，让农民和村集体、企业共同管理乡村集体资产，防范产业发展带来的市场风险。在集体资产经营方面，要加强村级、县域、省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跨村联合经营，实现县域、省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跨村联合经营的合作发展模式。最后，加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人才培养、资金支持。既要增强乡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在乡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能力，又要通过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乡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人员的薪资、生活福利待遇，吸纳能够致力于乡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的青年人才。

在乡村产业与乡村集体经济互联互动发展，进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各地涌现了一批典型案例。例如，浙江省安吉县依托农业产业资源和美丽自然风光，强化经营乡愁、经营文化理念，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大力发展研学旅行和农事体验，开展本地特色文化节庆活动等分享经济、体验经济，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农民富裕的产业发展之路。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成立了明月村乡村休闲旅游合作社，利用当地陶艺文化，推出50余个文创项目、10余种文创产品，同时组建了200余人的特色文艺队伍，吸引了150余名村民返乡创业就业，以文创赋能休闲农业，进而推动了产村融合发展^[16]。

三   文化根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农耕文化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农耕文化，保留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根脉。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质是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因此，要遵循现代文化发展逻辑，传承和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为乡村文化发展铸魂。

首先，党和国家要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人队伍建设，挖掘乡村工匠、乡村艺人、经验丰富的老农，从中培养一批农耕技能指导大师。同时，加强新时代高校耕读文明教育，利用寒暑假开展农耕文化综合实践活动，推进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等习俗进入家庭，融入现代社会，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农耕文化、热爱农耕文化、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化精神的氛围。

其次，要注重各部门在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中的协同性、系统性。积极开展优秀农耕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有关部门可成立农耕文化工作室，或以专业院校、农业博物馆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开展农耕文化的基础理论、保护技术、保护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党和国家要以制度规范农耕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商业开发行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17]，建立农耕文化遗产建档制度、农耕文化遗产数据库，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等。制定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如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意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省委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建立完善社会参与补贴机制，引导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以捐赠或与政府合作共建的方式支持农耕文化项目实施，形成党委领导、相关部门负责、社会力量共建共享的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新局面。

最后，要注重对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发展，创新表达方式。乡村文化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体验与意义消费，需要借助文化产品来实现。在文化产品生产中，要以文化精神为底蕴、以新兴科技为引领，通过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跨界重组和艺术化的包装设计，实现农耕文化产品的创意表达；在文化产品意义架构中，要特别注意保护乡村的农耕文脉，保留必要的乡村庭院经济，支持传统农耕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运用，给予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生长的物理空间与人文关怀，勾勒文化消费者记忆中的故园图景；在表达形式上，要增强乡村民俗表演、乡村音乐、乡村手工艺、乡村美术的现代性图景，如可利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手段实现农耕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打造农耕文化特色品牌，开发沉浸式的农耕文化云展厅、云体验，活化乡村非遗文化，丰富乡村文化产品形式；在行为目标上，要为文化消费者提供进入“乡村文化世界”的入口，描绘乡村文化产品背后的乡愁图景，营造沉浸式的情感文化体验。

在传承发展农耕文化的实践探索中，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梯田自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十年如一日保护着哈尼梯田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是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型案例。红河州成立州县保护管理机构，颁布实施地方性政策法规，聚焦遗产要素保护修复、非遗保护传承、遗产区农民增收、生产方式提升4个重点，科学、系统、持续保护着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农耕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走出了一条世界遗产保护和乡村振兴双赢的高质量发展道路^[18]。

四   社会土壤：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培植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土壤。乡村文化生态环境是开展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外部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两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状态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生态环境状态主要反映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首先，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自然环境是塑造良好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的前提基础。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环境首先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表面上治理的是自然环境，实质上是在治理人心，是对乡村文明生活方式的再塑，具有重要伦理价值与移风易俗作用。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产业，推广绿肥种植、生态旅游等，实施还湖休渔、退牧还草等乡村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加大力度整治乡村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

其次，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要将人民民主理念贯穿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运行全过程，发挥农民、乡村新型社会组织的地缘文化优势，利用乡村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农民文化理事会等乡村自治组织开展群众性移风易俗活动。发挥新乡贤、宗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作用，用农民易于接受的拉家常、传承好家训等柔性方式，规劝农民的不良行为，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同时，要加大乡村重点领域的不良风气治理。可设立道德红黑榜进行批评教育，对于非法传教、参与黑恶势力等行为要依法严惩。拓展村规民约内容，将婚丧简办、禁止黄赌毒等非法行为纳入其中进行约束。同时，村规民约中也应包含体现孝亲敬老、勤俭节约、遵纪守法等正面性的行为规范内容，凝聚乡村社会共识。

最后，积极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建设自由民主、科学文明的和美乡村。党和国家要以个人、院落、家庭、村镇为单位进行群众性文明创建评选活动，并给予优异者物质奖励，在村内广泛宣传。注重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开展“好媳妇”、“好夫妻”、“好婆婆”、“五好”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塑造新型和谐家庭关系。开展集体婚礼、集体宴席、集体服务老人等活动，改变高额彩礼、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防止道德失范等不良现象发生。开办农民讲习所、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普及农民文明生活知识，营造乡村良好风尚。

在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环境，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方面，各地探索了一些有效的做法。例如，2021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妇联依托“千名农村妇女进高校”培训班，全面启动乡村美学教育活动，通过美学体验课程与美学理论学习，引领乡村群众认识美、传承美、创造美和展示美，让美学融入“美在家庭”创建、乡村治理、乡村经济发展，实现基层党建、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实践、乡贤自治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自信，更提升了乡村环境整治和自治水平。其中，参与此次乡村美学教育活动的高青县唐坊镇以“美家超市”活动为引领，最终在解决社会治理痛点上取得了村“两委”上访零投诉和12345投诉数量比全县平均水平低67%的积极成果^[19]。

五   主体力量：保障农民文化权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培育农民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农民文化权利的确立与实现是培育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因素。因此，要通过保障农民文化权利，来激发农民文化表达的能动性，增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力量。

文化权利作为一项国际性人权，具体包含参与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开展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受保障、文化交流合作、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等^[20]。具体到实践中，要通过教育培训、文化消费水平提升、文化服务升级、人才队伍建设等主要方式保障农民文化权利，实现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文化权利表达。

首先，加强乡村教育培训。要深化乡村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强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融合发展，如促进城乡教师轮岗交流、开展乡村智慧教育平台数字资源推广应用工作，为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现实条件。积极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乡土文化教育课程的内容与形式，保障乡村学龄儿童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权利，树立文化主体性。同时，要大力发展以社会技能提升为主的乡村教育培训，改善中等职业学校、社会培训学校等的办学条件，增强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交流，围绕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企业用工需求等，多渠道开展全日制教学与半工半读培训课程，在提升农民劳动技能中保障农民受教育权利。

其次，提升农民文化消费水平。促进农民文化消费升级，关键是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在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通过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扩大电商进乡村覆盖面、提升乡村文旅消费吸引能力等方式多渠道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农民参与文化消费、享受文化成果等提供经济条件。

再次，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升级。要积极构建农民文化权利表达机制，使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可遵循“组织－动员－参与－建构”的路径规划，将分散的乡村文化艺人登记在册并组织起来，以“文化下乡”为契机动员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吸纳乡村文娱积极分子参与巡演。利用现有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为农民文化权利表达提供平台，如借助村内文化礼堂、文化大院，组织乡村祭祖、开秧节、乡村春晚、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公共文化活动，让农民自编、自导、自演文化节目进行文化权利表达。

最后，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党和国家要深入实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促进不同类型乡村文化能人发展；在基层文化实践层面，要从乡村文化活动中发掘文化能人，为文娱积极分子提供技能培训，培养本土文化能人、民间文艺团队、乡村匠人等，促进农民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等。

在保障农民文化权利方面，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许多实践经验。例如，北京林业大学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针对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基础教育力量薄弱、师资匮乏的情况，积极选派校内优秀师生开展为期一年、循环接力的支教助学工作，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补充了边远地区的师资力量。同时，在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主动性方面，湖南省攸县通过在农民家门口建设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搭建了乡村文化大舞台，有效解决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地理分布上可及性低的问题。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精心打造“百姓欢乐舞台”文化品牌，从制度、经费、人才、考核4个方面入手，解决乡村公共文化资源不足、供求不精准、文化人才断层、农民参与不足等问题^[21]。

党的二十大勾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图景，也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面，并已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一定成就。但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出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乡村文化振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党和国家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农民主体等关键因素，提出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进路，为形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