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是指一个或多个叙事者借助一定的载体将一个或多个事件传达给受众，它涵盖叙事者、受众、话语、视角、特质等多方面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6话语是叙事的载体之一，叙事需要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内涵丰富的命题进行全面、系统、真实的阐述与传播，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习近平认为，需要“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旨归，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面对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态势，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迫在眉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内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实践与经验的形象化表达。分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我国生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以中国生态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明确的价值旨归和广阔的拓展空间，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叙事基础。通过对叙事材料的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实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重要基础和内在支撑。

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原初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阐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概念，但其文本中蕴藏着的深邃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给予我们启迪。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考察了人的实践对自然的影响，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异化现象，并对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关系的复归进行了展望。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38-39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自然能够给人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倘若没有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559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动物仅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人则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自在自然”由于人的实践活动逐渐转化为“人化自然”，自然镌刻着人的本质力量，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得以彰显。纵观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自然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存在着，面对自然的一系列现象，人因无法解释而感到恐慌，人臣服于自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不断深化，人试图征服自然，希望成为自然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囿于“经济人”假设和资本逻辑，人不顾自然限阈而放任自流地索取自然资源，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带来了生态赤字的扩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无异于空中楼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生态图景进行了描绘，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185。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状态得以根除，人与自然将会达到高度和谐状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中国时代性发展的印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向度的鲜明标识。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生发了“生命共同体”、“两山论”、“双碳”目标等原创性观点，标志着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在对待自然方面，习近平多次论述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多次强调“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5]435。综上所述，在叙事溯源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叙事语境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但其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的初始表达与哲学机理，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石，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原初语境。

二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本土底蕴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250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着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浸润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并且针对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直观理解的不足进行了补充，是中华传统智慧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天人合一”的生态本体论。中华传统生态伦理充分挖掘生态本体，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对天、地、人三者的德性的追求，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这种观念以“自然本体论”的范式为基础，要求人类尊重、敬畏和保护自然。随后，老子、庄子等提出了一些以适应和珍惜自然为重点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古代生态智慧中的“珍惜自然”的生态伦理。自然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为人关爱自然和万物提供了价值基础。第二，“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论。古代哲学家崇尚自然之道，要求依照自然的规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万物是同生共存的，人在生态实践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自然，古代曾以明确的法规制度、机构设置来规范环境保护实践，践行“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古人反对大范围的猎杀，提倡适度猎捕，不准断河捕鱼，不准猎杀归鸟，严格按照森林的生长规律上山采伐，这些做法表明我国古代留给大自然足够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知止节用”的生态价值论。中华传统生态伦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并未否认人的主体性。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意识到自己有关照自然的道德义务，关照自然就是关照自己，通过关照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合理进行。“知止”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观点蕴含发展与保护生态的统一，既要不超出大自然的限阈，又要注重节俭，强调简约实用的生活，反对浪费资源的奢侈生活。这体现了我国传统对待自然环境尊崇适度的原则，提倡对资源的持续利用。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汲取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我国将古代传统生态智慧中的生态本体论、生态实践论、生态价值论等观点融入当代生态实践，是历史底蕴和当代主题、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完美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吸收中华传统伦理的精华，同时又站在新时代对其进行了超越。综上所述，在叙事底蕴上，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虽有朴素性和直观性，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文明源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本土底蕴。

三   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实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直接来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不是一蹴而成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生态实践，探寻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叙事的演进脉络，从而更好地延续我国生态话语内核，创新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

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经历了初步探索、基础奠定、深化推进和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党的奋斗历程与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共同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奠定了实践基础，积累了话语素材。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生态话语的初步探索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得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停留在较浅的层面，没有进行系统研究，因此生态话语是以零散的话语表述出来的，比如“绿化祖国”“讲卫生”等标语和口号，号召人民保护环境、绿化祖国，但其提出的有益观点促进了生态思维的萌芽。第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生态话语的基础奠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自然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助力。“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8]34毛泽东对植树造林非常重视，认为“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9]77。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发展水利建设，对黄河、淮河等流域作出重要指示，重视水利建设在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生态话语的深化推进期。邓小平针对“三北”地区的风沙危害，开展了防护林工程，防护林工程被誉为“绿色长城”，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的扩大；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对于推进生态文明法制化具有重大作用。江泽民强调，要大力发展环境保护意识，改变发展模式，加快江河湖泊治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这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胡锦涛强调，我们要统筹发展，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综合协调起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构想，充分考虑自然承载能力进行经济建设。该时期的生态话语地位不断上升，并且在国际上积极争取话语权。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生态话语的发展成熟期。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把“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该时期我国的生态话语更加体系化、专业化。

习近平承袭历代共产党人从生态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时代化、科学化命题，通过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等理论进行理论创新，推进生态法治和生态德治相结合进行治理创新，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命题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综上所述，在叙事来源上，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生态实践使得生态话语主题越来越鲜明、概念越来越明晰、体系越来越完善，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直接来源。

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特质

要叙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需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时空场域中把握其叙事基础，需要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既承担着将中国生态实践的特殊经验上升为普遍经验的叙事使命，也反塑着中国生态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具有立场人民性、内容超越性、主题时代性的鲜明特质，致力于“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0]。

一   话语叙事立场的人民性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也是我国话语叙事的核心所在。在话语叙事中，需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相结合，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生态诉求联结起来，充分彰显人民情怀。在话语叙事的立场上，我国坚持人民性，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切实“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1]61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突破了西方囿于“资本逻辑”而不顾生态环境恶化的单维度现代化样态。资本逻辑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逻辑，其全面肯定物的现代化，生态领域亦被资本所浸染，使人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对抗不可调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注重人的多维度现代化发展，关注自然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致力于使人民享有适宜的生存环境和良好的审美享受。第一，话语叙事以人民群众的实践故事为主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主要讲述的是中国人民生态实践的故事，是中国人民生态实践历程的概括和升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逐渐得到满足，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更加强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围绕人民的生态实践展开，是人民生态实践的真实写照。第二，话语叙事反向促进人民群众投身生态文明实践。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生态实践是我国生态文明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原因，也为实现生态利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能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更加热切地投身生态文明实践，并且作为价值指引推动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不仅面向人民，而且面向人类。立足于中国生动的生态实践，蕴藏着中国人民智慧的话语叙事叙述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态的期盼，也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优美环境的渴望。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地球生命共同体”不仅是谋中国生态，亦是谋世界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需要通过其内涵的科学性、叙述的生动性以及传播的广泛性增强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态期待中站稳立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稳步发展。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1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为人民代言，替人民说话，致力于实现生态尺度和人的尺度的双重统一，既符合中国生态话语语境，也凸显中国生态话语特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生态为人的初心与使命。

二   话语叙事内容的超越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具有超越性的话语叙事，通过对中外生态思想、生态模式、生态道路的历时性反思和共时性比较，显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话语指向、话语内核、话语生成上的比较优势。

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生态话语叙事中处于优先地位，散播诸如“中国环境威胁论” “中国能源威胁论”等论断，导致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试图将环境污染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做法，使西方生态治理的无序性暴露无遗。与其相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在内涵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生态话语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话语指向上强调人民性。西方国家重视个人主义，认为对财富的大量占有和消费的盲目扩大是幸福生活的标志，因此西方国家对于生态环境采取支配、掠夺的态度，造成巨大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民至上”超越了“个人至上”，把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自然环境的恢复能力相结合，根本价值指向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回答了生态维度的“人民之问”。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的享有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12]96，这样的话语叙事能够把“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群众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人民情怀。第二，在话语内核上突出科学性。科学性在于“求真”，致力于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并不是臆想而来的，而是在生态文明实践的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得出的具有真理性的论断，表明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揭示了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启示人们要顺应自然规律办事，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我国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生态老路，而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生态发展新路。第三，在话语生成上凸显传承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源头。习近平在阐释生态文明建设时，多次引经据典，用“自然报复论”的话语，提醒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开展相关活动；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话语，告诫人们要节约自然资源；用“虞衡制度”，表明国家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话语，总结历史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优劣的关系，充分展示出我国生态话语生成的历史底蕴。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我国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成功开创了生态文明新形态，并且积极承担国际生态责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原创性话语叙事，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生态面貌，而且为世界生态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   话语叙事主题的针对性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3]436时代是思想之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任何理论的叙事话语都是针对不同时代所面对的不同问题而逐渐生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话语叙事主题的针对性，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主题始终围绕时代所面对的生态问题而变化，不但密切聚焦中国生态发展的时代特征进行基本内容和基本表达上的创新，而且结合世界生态发展形势改变我国生态话语叙事的主题和方式，更好地在国际话语叙事上展现特色、突出优势。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回答了“中国之问”。是走西方现代化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导致人与自然断裂的现代化之路，还是开辟出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证明，西方竭泽而渔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会使其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唯一正道。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回答了“世界之问”。我国生态话语叙事不仅立足中国，而且放眼世界，面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抬头和全球生态逐渐恶化的趋势，习近平用其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谋篇布局，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颇具时代性的命题，致力于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回答了“人民之问”。当前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相比过去已有了显著提升，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更加迫切。针对当前的生态问题和人民群众要求生态改善的呼声，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在生态领域提炼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叙事主题，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回答了“时代之问”。如何正确对待自然资源，如何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全球生态领域的核心问题，习近平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话语叙事也经历了三次改变。最初的叙事为“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之后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到最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展现了我国生态话语叙事的时代性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1]21话语叙事只有针对现实问题、反映时代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把准时代脉搏，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和世界的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在坚持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不断结合中国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走势，更新话语叙事主题，为中国生态话语叙事注入新鲜活力，成功吸引了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目光。我国的生态话语叙事有力打击了某些国家对中国生态话语的误解和歪曲，进一步发挥了中国话语叙事的正面力量与功能。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理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表达方式，蕴含着通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传播以达到改善全球生态危机和促进全球生态发展的实践目的。在西方话语体系与框架下的“修昔底德陷阱”不绝于耳，面对选择性解读和刻意“误读”的国际话语环境，“叙什么”“如何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在“源”与“流”的延承、“中”与“外”的交流和“守”与“变”的结合中丰富话语叙事内涵、塑造话语叙事主题、创新话语叙事方式。

一   在“源”与“流”的延承中丰富话语叙事内涵

话语叙事首先应该解决“叙什么”的问题，叙事内涵是否丰富决定话语叙事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话语叙事的效果。话语叙事需要有理论作支撑，没有强大的理论基础，话语叙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背后有着科学的理论支撑，需要从“源”与“流”的延承中丰富话语叙事内涵。“源”是指作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流”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中国实践。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根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13]331理论基础是话语叙事内涵的核心和根基，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决定话语叙事的内涵是否具有科学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点，能够充实我国生态话语叙事语料。面对我国话语叙事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并对其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是非常必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打破了西方传统话语叙事模板，增强了我国生态话语叙事内核，有利于增强话语叙事的理论引领力。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科学的理论来自实践，并且需要与历史条件相结合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生态文明实践的过程中，没有落入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陷阱，而是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和中国具体的生态实践进行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论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活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迈上了新的台阶。

综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既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亦需要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从而在古今对话中丰富话语叙事内涵。而“理论掌握群众”和“理论说服群众”则需要通过建构逻辑自洽且具有强大阐释力的叙事体系来实现。

二   在“中”与“外”的交流中塑造话语叙事主题

叙事主题是叙事内容基础上的提炼升华，指围绕什么来叙，符合时代性的叙事主题对于中国叙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既需要立足中国，也需要放眼世界，既需要立足本国土壤，也需要拥有国际视野，借鉴国外话语叙事的有益因素，在“中”与“外”的交流中塑造话语叙事主题，这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需要立足本国土壤。话语叙事是以一个民族的思维范式和语言模式与世界进行交流，从根本上体现了该民族的深层禀赋，是一个民族文明积淀和文明传承的外显载体。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会展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国家特色。凝练话语主题，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既富有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的新主题，这样才能更加贴合人民群众，使得话语叙事的效果更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4]139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根植于中华生态智慧这片沃土中，充分汲取中华生态智慧的养分，为对外话语叙事注入新的生机。在叙事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反对“文化复古论”和“全盘否定论”，用辩证的观点审视中华文化，深入挖掘其符合生态发展趋势的精神内核，摒弃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部分，处理好“结合”问题，在“扬弃”中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主题。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需要彰显国际视野。话语叙事不仅仅是向国内人民叙事，其空间场域也包括国际社会，同时也要向国外民众叙事。生态问题是整个世界都必须考虑的问题，面对全球生态风险，中国需要积极在世界舞台上表达生态主张，为解决世界生态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能否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关键在于对外话语叙事主题能否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叙事主题是重中之重。交流互鉴是话语主题更新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坚持话语叙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汲取世界话语叙事的有益成果，创造出既契合国内生态文明发展又适应全球生态实践潮流的话语主题，在包容互鉴的基础上进行话语叙事主题革新。

综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要坚持中外交流，使话语主题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呈现国际视野，用国内和国际受众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话语叙事主题既接“中国地气”又有“世界魅力”，推动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纵深发展。

三   在“守”与“变”的结合中创新话语叙事方式

提升中国话语叙事能力，需要解决“如何叙”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话语的凝练性表达，既有需要不断创新的一面，也有需要坚守不变的一面。在“守”与“变”的结合中创新话语叙事方式，优化话语叙事路径，有效增强我国生态话语叙事在国际上的认同感。因此，要想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获得认同，不仅需要坚持我国生态话语的基本内核，还需要改变传统话语叙事方式，使我国话语叙事全面升级。

一方面，守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前提基础。必须坚持生态为民的价值立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观点，运用合适的传播方法，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建构起来。这是我国话语叙事的根基，如果失去根基，那么话语叙事的竞争力将无从谈起。守正不等于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会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守正是指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不能变，可以根据时代特点注入新的因素或者改变传播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生态话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符合人与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秉持人民情怀，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具有突出的自主性和坚守性。

另一方面，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活力来源。要在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中保持话语叙事的活力，这对于话语叙事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从讲概念到讲故事。话语叙事如果采取讲概念的方式，会使叙事力变弱，吸引力不够，导致“说了没人听”的局面。话语叙事需要话语叙事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话语叙事的表达方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阐释故事情节，注意逻辑自洽，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叙事内容。其次，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在叙事过程中，要注重全局性的宏达叙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虽是生态层面的表述，但其能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表述构成系统化的体系，要注意其他层面话语叙事和生态层面话语叙事的协同作用，发挥合力，助力我国话语的宏大叙事。与此同时，也要注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微观叙事关注的是局部，注重细节化的表达，更具有针对性。针对某一生态问题进行叙事，能够提升我国生态叙事的有效性，更能与民众产生共鸣，从而提升叙事的效果。最后，从泛化传播到精准传播。“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5]318世界各国的文明、宗教、语言和意识形态多样，巨大的文化差异很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传播隔阂”和“传播障碍”。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传播精度，需要掌握好时机、效率和尺度。这就要求在叙事内容丰富、叙事工具先进、叙事渠道广泛、叙事管理得当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进行精准化传播。

综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要在坚守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秉持人民情怀的同时激活话语叙事活力，在“守”与“变”的同频共振中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发展。

立足新时代，习近平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延承中华传统生态精粹、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生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开辟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在道义、理论和实践多维度上超越了西方生态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在实现“自然解放”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朝着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对于打破西方生态话语叙事的强势地位，牢牢掌握我国生态话语叙事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