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也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西方、强调经济与环境耦合性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成为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思潮，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政策走向。那么，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存在何种缺陷？如何理解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它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异同在何处？解决以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重塑生态现代化语境中的话语主导权。

一.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与弊病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先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最早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直接催生西方生态反思的“八次环境危机事件”，使得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开始反思和修正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传统和生态环境问题对政府政权的影响（绿党政治和环境政府），使得现代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过程哲学、生态女权等生态思潮相互影响，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萌生的土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工业化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对支撑工业文明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制度的生态化改革。西方生态现代化本质上可以认为是系统性的经济技术革新与扩散，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自工业文明以来改善自然环境最积极的发展理论。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早期，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因素在推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作用，采用的方法都是强调在环境政策研究中引入技术革命、市场方法和跨国比较等，倾向于对改造工业化的应用型研究，同时也关注技术扩散理论和环境政策理论。后来随着绿党的兴起并在一些欧洲国家成为执政党或者有很大政治影响的新兴党派，生态现代化成为环境主义的主要学派，技术创新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开始逐渐淡化，而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不断凸显。

回顾历史，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贡献。从理论内容上看，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被看作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其中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最为关键的要素^[2]。20世纪90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开始在全球兴起。随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断扩散，学界开始不断探索其理论的普遍性实践路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否具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背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如何与本土化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是否需要在全球展开全过程全要素的生态转型等问题一度是关注的焦点。“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通过技术革新、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政策等工具手段的组合运用，实现生态与现代化过程的联姻，从而克服生态危机。”^[3]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市场要素与环境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经历了从单一层面向多角度、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从技术中心向多要素等逐渐深入的研究过程，成为20世纪末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影响最大的学派。从价值功能上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对工业现代化的反思，是对传统末端生态治理思路的超越，是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承受巨大压力之下、人和自然关系日益对立之后采取的修补和调试。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话语体系之下的对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反思和改良，虽然在实践中不断地推进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建设性的调试，力图追求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共赢，有着其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西方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渐暴露出其弊病。首先，这一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环境问题的一种调试和改良。它无法从根本上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因此对西方的现代化建设也没有跳出惯有的逻辑思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以往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但是本质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生态问题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本身也具有绿色能力，能够通过自我完善和进化来实现“技术-经济”体系的和谐，对现代化应当采取资本主义的改良模式，而不是去选择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因此，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批判的精神。从实质上看，资本主义试图倡导更加循环可持续的发展举措来掩盖资本主义逐利性对劳动和环境产生的风险，只要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就会狂热追求经济增长下的对自然之利的榨取，会带来更加消极的生态后果。因此，生态现代化进程要继承环境运动的传统思想，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对现代社会的核心体制（工业化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创新。

其次，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具有局限性。这一理论过分强调技术创新和市场因素，对社会变革只在社会的政策层面予以讨论，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没有触及工业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没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运动，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力绿色转向推动的生态文明和生态现代化，因此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的逻辑体系去看待生态现代化，造成了西方生态现代化只在技术、市场和政策层面进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末端治理”。而这种末端治理同所谓西方生态现代化强调的全过程创新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就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悖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好像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文明生产的润滑剂，只是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摩擦，而不是真正去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

最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特殊价值扩张为普遍价值。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哲学核心——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声音从未消失过，很多学者认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是建构在将自然作为人类社会附属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突出强调生态环境的工具价值，也就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而对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关注很少。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直强调其普适性，但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追赶和生态现代化同步发展时，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将生态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发展效能时，显现出了理论的僵化。从时代性和制度层面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有其特定适用范围，但如果将之普遍化或将西方生态治理视为典型样板，无疑会将丰富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畸变为单调的“一个世界、一种声音”。再者，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技术标准的绿色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市场，打着环保主义的旗号掌握甚至垄断生态话语主导权。

二.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内涵阐释与比较超越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拿本国现在的水平同过去的水平相比，而是同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4]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在反思西方生态现代化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创新性发展，既有中国特色，也实现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一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立足本国国情的现代化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从自身文化背景和基本国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给后发国家走生态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从三次现代化的浪潮来看，现代化遵循着从先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总体规律，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绝大多数属于被动接受型，在传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不适应性^[5]。所以无论哪种现代化的理论模式都需要同本土的发展过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地融合为本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存在于统一的历史发展演进逻辑中，即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演进顺序基本相同，但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家却存在于异质的文明形态中，我们要根据历史轨迹来确定现代化道路选择，而不能简单地采取同一个标准来推动生态现代化。中国人口规模大、底子薄，这是作为大国的独有难题。中国在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不宜直接嫁接他国的发展道路，唯有充分结合本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重塑生态治理话语，调整生态治理结构，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纳入社会发展全过程，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走自己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

二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6]。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较于西方生态现代化，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表现为和谐共生对二元对立的超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崇拜—依赖—征服—尊重”的变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7]。马克思意识到，西方生态现代化主张征服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环境，以换取高额利润，它自私地从资产阶级出发，狭隘地仅关注当下的利益，忽略生态环境的长远发展。即使后现代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改良，但依然难以改变其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没有从根本上考虑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吸取西方生态现代化“重眼前轻长远、重经济轻生态”的教训，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重视人利用自然的合理要求，保证自然界永续发展，发展与保护同步，利用与修复并进。中国提出低碳发展方式，重构绿色动力和产业结构；在环境保护方面出台史上最严密法治、最严格制度；在生态治理方面，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护物种多样性等。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普遍形态，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立足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既尊重人的现实需要又兼顾自然的承载力，以“和谐共生”实现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超越。

三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

价值立场决定生态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指向。西方生态现代化奉行“物本逻辑”，利用自然，为资本增殖服务。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遵循“人本逻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人”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体。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基于人文关怀价值向度，既表征社会发展的愿景，又凸显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理性。

第一，“为了人民”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价值旨归。生态现代化建设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而是“为了谁”的现实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身体健康、幸福生活的自然根基。西方生态现代化中，资本家疯狂追逐高额利润，无暇关注由此产生的生态危机，通过压榨多数人的空间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对生态空间能够富足享有，而多数人被迫在拥挤和被污染的环境中生存。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积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积极回应人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关注“现实中的人”，把人民群众对空气清新、环境优美、饮水洁净等需求列为党领导社会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定维护人民生态权益，超越资本至上的价值主体，践行“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第二，依靠人民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旨归。人是第一生产要素，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我们致力于构建全民生态治理体系，增强群众环保意识，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切实做到生态治理由人民监督、生态成果由人民共享、生态建设成效由人民评价，在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中真正做到了共建共享，人民群众在建设美丽中国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创造性作用。普通民众化身为“民间河长”“环保守夜人”等，正体现了中国民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视，证明了中国人民是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真正拥护者和重要贡献者。第三，共享成果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要求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事业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群的拆除、湖南长沙“1·04”盗伐林木案的查处等，生动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现代化建设中为了人民能共享生态成果，敢于斗争、敢于碰硬。新时代中国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生态治理短板弱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大多数人切实享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

四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从思想上，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完成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进阶认识，破解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环保与发展”的两难命题。西方现代化秉持资本逻辑，认为资本的增殖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资本增殖的结果就是自然界沦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载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驾驭资本的问题，如果直接嫁接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可能超出本国能力无疾而终，或可能陷入发展陷阱而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统筹一体，运用系统化思维，通过源头治理、生产方式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传统环境末端治理方式；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有效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1]。从实践上，中国生态现代化理论突破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纸上谈兵的窠臼。面临着追赶工业现代化和引领生态现代化两条道路，要实现现代化的生态和生态的现代化双重效果，需要处理好生态现代化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融入中国的发展战略格局和逻辑框架，生态融入指的就是将生态理念、制度、技术和标准引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建设之中，以生态尺度和生态监督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将生态观念融入经济建设之中，从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来看，就是把生态理念融入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9]。生态和经济的关系就是发展是第一要务，环境是重要支撑，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就是把生态观念融入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指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生态优势，通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建设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从过去的先污染再治理向着生态亲和型的发展转变，是对经典的工业现代化的超越，是生态文明时代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认为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实现现代化路径转移的核心力量，也是推动社会绿色变革的基本动力，强调通过工业的绿色创新来引导经济和市场，推动实现环境保护^[10]。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认为环境问题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应当看到其中蕴含着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效能，而且通过前期的预防干预，能够实现从环境保护的末端治理向前端预防转变，从而能够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以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带动新兴产业，实现绿色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并没有遵循“普照之光”的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按其资本逻辑对自然生态僭越，而是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基础上，拒斥“资本丛林”规则，走出一条兼顾社会发展、经济富裕、生态良好的独特道路。

三.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通过明确清晰的长期规划和精准科学的短期落实，逐步实现发展理念重构和发展方式模式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生态执政现代化为统筹，以生态产业体系化为动力，通过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发展繁荣生态文化事业，为探索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模式。

一   生态执政现代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1]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就是作为我国政治责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担负起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职责，以执政为民的宗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生态执政。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其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要深入持久地推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我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拥有者和行使者，有权威和能力调动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能够一以贯之地主导生态文明建设^[12]。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而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和政府的生态执政能力和生态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进行生态治理。这就需要转变执政理念，牢固树立生态执政理念，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政绩考核制度体系及相应的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以保障生态执政能力的建设和生态执政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首先，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指导党的执政活动的根本原则。生态执政理念是生态文明理念全面、深刻融入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活动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具体展现，是执政理念生态化转向的结果，是党的执政理念现代化的必然逻辑，是增强党的生态执政能力、降低执政风险的题中要义。牢固树立生态执政理念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其关键是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执政理念。为此，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绿色科学发展观，努力寻求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平衡好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13] ；另一方面，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转变唯GDP论的传统政绩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政绩观。长期以来，我国“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驱使一些地方党政部门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GDP增长，致使生态环境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即使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新发展理念已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理念的新常态下，仍有部分地方政府难抑唯GDP增长的冲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推动经济社会沿着短平快的外延式、粗放型的增长路径发展，导致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重视、不作为。生态政绩观的树立是推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生态转向转型，增强生态执政能力的指挥棒，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14]。

其次，要建立健全生态政绩考核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充分利用政绩考核这根指挥棒，建立健全生态政绩考核制度。近年来，如深圳、长沙等部分地区已对绿色GDP考核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由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不明确，绿色GDP考核制度尚未上升到国家层面来强力推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加之考核指标体系本身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及其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过小等因素，导致难以推广落实，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为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多次强调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并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生态文明相关指标在考核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这就要求在GDP核算中既要做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的减量核算，反映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又要增加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生态价值或生态效益的增量核算，反映自然生态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价值增值，使生态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更加全面、科学，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党政领导干部建设生态文明、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提升生态效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最后，贴合时代要求建设生态型政府。生态型政府即是“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15]。“生态型政府坚持生态管理的职能，以实现生态和谐为目标，是生态政治视域下的新型模式。”^[16]界定生态型政府的首要标准是看其能否秉承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行政理念，能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行政的核心准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因素，贴合时代要求建设生态型政府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使命。

二   生态产业体系化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是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的两大支柱，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历史性特征，将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既保障了经济发展的稳态与韧性，又科学布局创新推动了生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7]。生态产业化是指将生态要素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统一，通过现代产业的运作机制和生产模式，不断扩大生态生产的规模，提升生态产业的价值产出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中国生态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以高效利用资源和转变利用资源方式（从传统的工业化单向度利用到生态化循环式利用）为推手，生态产业开始发展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传统工业生产中无法实现或者被忽视的生态系统价值，在生态产业模式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中，树木变为木材或者燃料才能够提供经济价值，而森林作为整体系统带给人的生态价值（包含生态服务和生态美育）却无法实现，只有在生态产业模式下才能实现价值释放与环境体系完整的相对统一。生态产业化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以市场经济高度分工协作和组织，以市场资源调控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培育和壮大生态产业的过程。

产业生态化指的是对已有的产业模式和产业格局进行生态化改造，提升产业的环境友好度，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生态产业体系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破和立相统一的过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会形成新旧产业融合的情况，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为提高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提供了手段，另一方面，新业态、新模式也为产业生态化提供了革新空间。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时期，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新旧范式冲突交融的特点，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置于压缩的时空发展阶段，发展处于经典现代化的产业浪潮与生态现代化的新科技革命中，产业的生成和重构同时进行，因此产业的生态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定位新兴产业，展望未来，首先将新能源、新材料、新通信、新设备、新仪器等作为技术发展方向，为产业生态转型储备技术工具，其次在东北老工业区探索新型工业化改造，在西部地区打造新能源产业群，在长江及沿海经济带推动生态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不同区域的产业生态化主题，加大对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融合，实现经济体系的智能化和生态化，最后改造传统产业，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实现落后产能的淘汰，对供应链进行生态化改造，降低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形成完善的现代产业生态化体系。

三   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

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要想实现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法治体系，用“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18]。首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面对自然资源产权日益多元化的情况，对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就要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根据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用途来制定不同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制度的适用性。抓紧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进行全面梳理，促使各项产权协调统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资源的所有者、占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各自应负的责任，真正做到权责分明，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有效利用。其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一是要坚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统领本层级的其他专项规划、部门政策、实施性方案或行动计划。及时总结我国在市（县）级层面探索“多规合一”试点和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中形成的可操作、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做法，探索协同编制省级空间规划、市县空间规划的方法和规范化的省、市（县）统一空间规划编制程序，尽快整合各部门分头编制的各类空间规划，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全覆盖的国土空间规划格局。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要求，尽快科学划定并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做到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统一、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一张底图，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实行全面监测和严格管控。

法治的前提是立法。首先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立法过程中，确立尊重生态自然的立法精神，摒弃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在立法内容上，要转变过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而忽略资源环境保护的思想和做法，树立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建设相统一的思想和思路，为经济建设与生态环保“双赢”奠定法律基础，进一步促进立法内容的生态化。立法本身不是目的，立法重在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严格执法是重中之重。严格执法要求执法者要秉公执法、严肃执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司法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首先在司法模式上要将过去单一的司法模式调整为一体化的“诉前、诉中、诉后”型的生态司法模式；其次是在司法理念上，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自觉维护生态安全，提高环境司法的实施力度；最后在司法审判上，引入生态修复等非刑罚手段。

四   发展繁荣生态文化事业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9]发展和繁荣生态文化事业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精神支撑，是提升国家生态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生态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生态文化事业的发展应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文化的基本需求，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文化生活权益为根本目标，坚持公共生态文化服务公平性原则，统筹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生态文化服务协调、均衡^[20]。为此，就需要将生态文化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现代公共生态文化服务体系，向民众提供更多的公益性优质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生态文化服务体系是指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以公共财政和公共文化机构为主，其他社会资源为辅，为全体公民普及生态文化知识、满足人民生态文化需要的生态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当前，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丰富人民生态文化生活。

完善公共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公共生态文化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生态文化权益的有效路径之一。公共生态文化基础设施是指由各级政府或者社会力量建设、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生态文化活动的公益性场所和设施。要把生态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作为提升公共文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建设公共生态文化设施一方面应把绿色生态文化要素融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规划建设和管理各类设施，添加现有设施的生态元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在传播生态文化方面的作用，提升其生态文化服务功能，如在现有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种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增设免费开放的生态文化馆、生态博物馆等，对优秀生态文化作品和成果进行收藏、展示、宣传和普及。

丰富人民精神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态文化，是保障人民生态文化权益的重大举措。一是要搭建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研究的学科平台，整合相关的学科力量，组建专业的生态文化研究团队，完善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专家学者围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时代性的生态文化课题开展相关研究，加快理论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应用转化，加强区域、国际生态文化的交流互鉴。二是要建设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一方面要全面梳理和充分挖掘蕴藏在典籍史志、民俗习惯、建筑古迹、人文轶事中的传统生态文化内涵，全面调查、统计民间传统生态文化，深入研究华夏古村镇生态文化，深入挖掘生态文化资源，建立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数据库；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传统乡土社会在当今时代的生长点，让传统生态智慧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以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引作用。三是举办各类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征集评选、展览活动，鼓励文化艺术界人士深入我国各地尤其是各类生态文明示范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支持创作更多的以生态文化为主题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推动生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