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篇，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界已就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科学体系、核心要义、鲜明特征以及原创性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为我们深入学习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理论镜鉴。然而，如何从学理上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本身作出界定，学界还存在着各种争论，形成了不同观点。当前，尤为典型的两种观点是“形态说”与“要素说”，前者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后者则认为任何文明形态都蕴含着生态的维度，生态文明只是一种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而已，并不能独立成为一种新形态。这一争论在理论界持续已久，但终究没有一个定论，因此本文试图提出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即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提出的一种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战略，即相对于“形态说”与“要素说”的一种“战略说”。从“战略说”的角度解读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形态说”与“要素说”的不足，对于科学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具重要意义。

一.   重提一个学术争论：“形态说”和“要素说”

何谓生态文明？学界众说纷纭。有学者梳理出了当前学界11种不同的述说方式，即“形式论、成果论、共同进化论、相对论、形态论、绿色文明论、四层次论、广义和狭义论、状态论、三层次论以及和谐论”^[1]。有学者对此作了简化并从整体意义上将生态文明概念的述说方式概括为类型说（形态说）、要素说和综合论3种 ^[2]。莫衷一是的界定恰好说明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且必须厘清的话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人们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也不一致。厘清‘生态文明’概念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任务”^[3]。上述多种述说方式中，当前比较有共识且更具典型意义的以“形态说”与“要素说”为主，而其他几种从内涵上看实际蕴含于这两种观点之中。因此，本文合并同类项，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主要从“形态说”和“要素说”的争论谈起。

“形态说”的核心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新型文明形态，代表性学者有余谋昌、卢风等。余谋昌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渔猎社会是前文明时代；农业社会是第一个文明时代；工业社会是第二个文明时代；现在将进入新的第三个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4]但遗憾的是，余先生并没有在文中对这一界定作具体论证，而是侧重强调走生态文明之路的重要性。卢风教授同样赞成将生态文明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如其所言：“生态文明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全新的文明形态。”^[5]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较为充分和深刻，其论证思路如下：一是指出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资本逻辑的约束以及征服性科技的运用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毁灭性的^[5]。二是引述西方学者关于生态文明构想的观点来佐证生态文明新时代替代工业文明旧时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6]。三是借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的文明发展观（原始社会不算文明，农业社会才有文明），从“文明”的角度提出生态文明符合文明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即“由没有发达科技支持的绿色发展（农业文明）到有发达科技支持的黑色发展（工业文明），再回归到一种高水平的、有发达科技支持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7]。四是通过对官方话语的解读来获得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形态说”的力量支撑。例如，卢风教授在其多篇论文中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8]，并指出此处“‘生态文明’一词的用法是历时态的”^[7] 。而这里的历时态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概括，也即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开始历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然后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

“要素说”则并不认同“形态说”，其总的主张就是认为任何文明形态都蕴含着生态的维度，因此生态文明只是一种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而已，并不能独立成为一种新形态，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王续琨、张云飞、刘海霞等。例如，王续琨教授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生态文明视为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同序列概念”^[9]。张云飞教授认为，“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10]。刘海霞教授则强调，“将生态文明等同于后工业文明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和一定的现实危害”^[11]。他们反对将生态文明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理由可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所谓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某一社会阶段的主导产业，而生态文明并未指称某种产业，因此就不能与前述三种文明阶段并列而视，工业文明之后只能叫作智能文明或信息文明。二是生态问题是整个文明形态演变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只不过工业文明时代更加突出而已，即便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只要人类的行为有某种不当，生态问题仍然会存在，所以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其难以算得上一个独立的新型文明形态。三是生态文明既然是一项永恒的事业，那就说明它一定具有超越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乃至“后后工业文明”的永续性特点，而如果仅将生态文明当作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文明形态，就意味着生态文明之后必定还有着超越“生态文明”的其他文明形态出现，但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构的一种生态文明如果被超越，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将生态文明划分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不仅在逻辑上会陷入混乱，而且有割断生态文明建设永续性的嫌疑。

二.   对“形态说”与“要素说”的再反思

“形态说”也好，“要素说”也罢，或许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我们仍然不可忽视其中可能还有待商榷的问题，抓住这些问题再反思，必然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界定生态文明这一概念。

就“形态说”而言，以下问题需要再反思。

一方面，从工业文明的发展态势来看，生态文明究竟有没有必要提到一种超越于工业文明的独立新型文明形态这一层次？工业文明并不是一种静态的文明形态，它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而“发展”的本质就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明也是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例如现当代社会所凸显出来的“互联网 + ”以及“生态 + ”的工业生产或产业发展模式，就是对工业文明社会传统生产或发展模式的逐步战胜并超越，这或许可以叫作一种新的工业革命。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社会批评学家杰里米·里夫金2012年出版了一本国际评价非常高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12]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文明社会是在不断进行“革命”的，现如今固然还是要强调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只不过这种生产方式要更加网络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当然，单从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或许会被认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有些事实确实摆在时代发展的面前。例如，德国2013年首次提出“工业4.0”的概念，并发布了《实施“工业 4.0”战略建议书》，描绘了“工业 4.0”标准化路线图。所谓“工业4.0”，就是以网络技术与工业制造相融合为根本特征的智能化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其运作过程就是以信息物理系统为核心，在工厂、产品与生产设备三者之间做横向集成，把整个生产过程视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而提升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效率化和绿色化。再如，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描绘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这一计划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以“三步走”来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当然其内在的结构系统和生产方式是在不断地“自我革命”的，诸如创新、智能、绿色、转型等时代要素在不断融入。

另一方面，从我国官方的政治表述来看，生态文明究竟有没有被提到超越于工业文明的独立新型文明形态这一层次？“形态说”中有学者曾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8]，从而认为这里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历时态的表达，由此断定生态文明的形态独立性或超越性。其实，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工业文明还未被超越，生态文明只是“阶段性”的产物。我们说，生态文明正式出现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当时只是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只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上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样也只是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在一起叙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形态说”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而成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可能还需斟酌。从中国的政治发展框架来看，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性非常强，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政治优势。因此，当我们从理论上去界定生态文明的时候，定然离不开政治导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官方层面被提出以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仍然分别可见“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表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就说明，从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提出来直至目前，似乎确实没有凸显一种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或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意涵。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明新形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已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3]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叙事，生态文明也并没有单独成篇，而是重点突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因而将生态文明剥离于工业文明并将之看作一种独立的新型文明形态既无学理基础更无官方依据。建设生态文明一定是融“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系统化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彰显了一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要求，更是突出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3]的深刻旨意。

就“要素说”而言，以下两大问题必然也需要面对。

一方面，“要素说”将导致生态文明概念界定的泛化。“要素说”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便是认为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或人类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都多少存在一定的生态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文明维度，由此断定“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换言之也即认为人类文明的变迁和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10]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各文明阶段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但问题是以此作为依据将生态文明看作一个贯穿于诸文明形态中的基本要素或结构，显然不利于对生态文明概念作精准化界定，反而会让人们感觉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有一种泛泛而谈的迹象。一是“泛”在制度化层面。“要素说”认为生态文明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始终，只不过存在隐性和显性之分罢了。实际上这种界定方式模糊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界限，按其解读逻辑，莫非资本主义社会或制度框架下也存在生态文明一说？这显然不符合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特性。生态文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显示出的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矛盾修辞。二是“泛”在内涵性层面。生态文明绝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生活方式等多层次、多元化层面上的结构变革和合力推动。如果将生态文明（姑且叫作隐性的生态文明）当作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要素，显然有混淆古代社会一般环境保护与现代社会生态文明概念之嫌。换言之，“要素说”将生态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作“隐性和显性”的区分，本身就存有可商榷之处。因此，“要素说”将一种单项式的生态环境保护泛化为了一种多元化、多层次以及系统化的生态文明概念，这显然是不应该的。三是“泛”在学术圈层面。“学术”是理论研究的神圣殿堂，一旦这个殿堂粗俗化，学术便戛然无味，理论研究可能就失去了一定的价值观导向。综合前面两大“泛”的层面，“要素说”的消极影响便是学术圈的生态文明概念也滥用了起来，出现了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发达国家生态文明的资本主义本质 ”“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已经走到世界前列”“生态文明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逐渐成熟”^[14]等学术言论。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要素说”告诉我们答案了，也即人类文明的变迁和进化过程便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的发展过程”^[10] 。显然，学界对此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并作进一步反省。

另一方面，“要素说”将削弱生态文明的唯物史观基础。“要素说”的另一个辩护理由是如果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后工业文明”的话，“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后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阶段”^[11]，因为文明形态始终是向前发展的或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样“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同样需要被否定和超越，而恰恰“生态文明具有不可超越性，它永远与人类社会共存亡”^[11] 。从中我们或许能够解读出一个问题来，即生态问题善始善终都是个“问题”与生态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的张力到底如何把持？按“要素说”的观点，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一定有生态问题，就一定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不可能成为一个终极的问题或者说生态文明根本就没有一个最后交代，“终极的、彻底的、绝对的生态文明是不存在的，生态问题是每一种文明形态都必然面对的问题……” ^[11] ，显然，这种思考路向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反诘，即这很可能有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处理的终极旨归，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生态文明的唯物史观基础。马克思当然意识到生态问题的背后逻辑，“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5] 。不言而喻，马克思因而所做的就是要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发掘出生态问题普遍存在的背后逻辑，并且找到有效的“和解”之策。众所周知，基于唯物史观的视野，马克思提出了“人类本身的和解”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双重和解命题，其中前者是后者的社会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在人类本身和解的社会前提之下，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完全是有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人类能够“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6]时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也即“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7] 。至于这个“真正复活”的历史阶段固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8]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中，并没有忽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问题”解决的最后“确切交代”，而这恰恰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史观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断向前迈进，在这个漫长道路的阶段性过程中，党中央就“生态问题”的应对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间路线图，即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要素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符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政治语境与价值归宿。

三.   一种“战略说”：生态文明概念的另向界定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形态说”和“要素说”确实都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相对较为合理的界定方式呢？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战略说”，认为生态文明指的就是我国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人类生态危机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旨在逐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治战略，而并非一种超越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也并非一种内蕴于人类文明形态当中的构成要素。换言之，本文主要是从战略维度来界定生态文明。目前，已有学者从环境政治学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整体构架（党章和宪法、法治体系、基本国策和长期性战略）等层面具体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维度，并认为战略维度是研究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重要途径^[19]，这更加说明了提出一种“战略说”之于生态文明概念本身界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然，本文要论及的是，着重从“战略”的实质要义出发，以一种理路前置的叙事方式明确生态文明概念何以可以切入“战略说”的另向界定。

什么是战略？这一概念最早指向的是军事领域敌我双方为取得各自胜利而形成的战争谋略、手段或方法。瑞士军事理论家A. H. 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20]。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21]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战略”也作了如是定义，认为战略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22] 。从中可知，“战略”概念在过去主要运用于军事作战领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战略”一词已并非仅限于看得见硝烟的战争中了，其已更多地辐射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领域当中。所以，人们对战略的思考更加宏大叙事了。其中，以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为代表的现代学者提出了“大战略”一说，他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如同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战略也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23] 。李德·哈特所言的“大战略”就是超越以往的“点对点”军事作战手段和方法，集聚一切可能的力量、资源和手段为战争、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国谋略，其战略形式是一种“间接路线”，即淡化直接武力对抗的路径，推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的迂回路线，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由此可知，在后战争时代的今天，战略已经跳出了过去单纯的军事作战领域，而跳上了和平之船，和平的维护也需要战略并表现在各个层面上的较量。正如李德·哈特所言：“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24]美国著名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也有言：“战争的指导离不开战略，和平的维护也离不开战略。”^[2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战略这个词语可以用来诠释与指导当代社会人们所遇到的不得不应对的各种问题，诸如大国外交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全球生态危机问题等。法国战略学家安德烈·博福尔指出：“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26]我们以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为例，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气候异常等严峻形势已摆在人类面前并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要想力挽狂澜克服这一全球性危机，必然需要某种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种远见。当代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伟大政治战略。

其一，从形式上看，生态文明的“战略表征”十分明显。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便是新纳入的一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专题报告，主要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理念和政策举措，彰显了中国致力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战略决心和努力。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继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紧接着，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并首次就“推进绿色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作了深刻论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二十大以来，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7]，从总体上明确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总基调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7]。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的“战略表征”十分明显，每一阶段的战略任务虽有所侧重，但应对或指向的均是生态环境危机大问题。在后战争时代，生态危机问题日益突出，要应对这一危机，没有战略是不行的，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确实以一种“战略”的身份出场，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美丽世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其二，从内容上看，生态文明的“战略远见”已然清晰。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出场，事实上是贯穿着战略的结构逻辑从而孕育出了中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系列“远见”。那么，何谓战略的结构逻辑？著名战略问题研究专家钮先钟先生指出：“战略家必须经常记着大战略这个名词中的‘大’（grand）字，他必须心胸广大、眼光远大，然后能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28]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应该是一个跨时间、跨空间、跨领域的“大问题”，有着系统化、整体性的结构层次。李德·哈特则从间接路线大战略层面的国家目标设定，间接路线战略层面的虚实范式、智慧谋略、心理影响、时间选择，间接路线战术层面的地理迂回等维度描绘了一个大战略的结构逻辑。爱德华·鲁特瓦克在其著作《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中对李德·哈特的大战略结构逻辑进行了拓展，即从“技术层面—战术层面—战役层面—战略层面—大战略层面”5个方面对战略的结构逻辑进行了刻画，“即在战术层面下加上了技术层面，在战略层面下加上了战役层面，进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战略思想的逻辑结构”^[29] 。而威廉·马特尔认为战略的结构逻辑描述的就是一个“一件事情怎么被完成”的问题，具体涵括以下层级，即“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技术”，并与之相对应明确了各自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目标种类、手段种类^[30]。基于以上内容可知，战略的结构逻辑本质上孕育的就是一个“大问题”，表现在大目标、大视野、大手段、大动员、大协调等层面，这是关于战略结构逻辑的基本共识。当前，生态环境恰恰就是一个“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3]，这就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说”的概念界定找到了更加精准的切入口或依据。毋庸赘言，我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必然贯穿着类似上述的结构逻辑，体现出了一种战略哲学的智慧和远见，这是对生态环境“大问题”的高瞻远瞩和战略重视。如果以战略的结构逻辑描述的就是一个“一件事情怎么被完成”的问题为参照系的话，那么“生态文明”反映出的就是一个“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技术”的层级演绎，由此我们就可以找到各层级对应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目标要求和手段方法等“战略远见”（见表1）。

表  1  生态文明的战略远见

层级	空间范围	时间范围	目标要求	手段方法
大战略	地球大家园	千年大计	①建设美丽中国；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③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④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等等
战略	中国本土	①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②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①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③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④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等	①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②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③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④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⑤推进绿色发展；⑥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⑧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等
战役	水、土、气、城、乡等重点领域	当下重点攻克	①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②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③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④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⑤实现新型城市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的城乡一体化；等等	①2016年印发《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年）》；②201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印发《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③201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④2019年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⑤2020年发布《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8项标准；⑥2021年发布《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⑦2022年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⑧2023年印发《危险废物重大工程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等
战术	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论；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价值论；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生态系统论；④“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生态红线论；⑤“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制论；等等
技术	①培育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②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导向机制；③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应用；④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⑤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⑥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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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为概念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其实有着明显的“战略”特质或意蕴，当我们从理论上去界定生态文明时，完全可以把生态文明当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长远政治战略来看待。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在含义了，也即生态文明指的是我国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人类生态危机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旨在逐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治战略。这一另向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形态说”和“要素说”的某些不足，从而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战略说”并不超越甚至否定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不言而喻，当前我们仍然享受着工业文明给我们创造的各种“福利”，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不冲突，将生态危机问题单纯归结于工业文明并不科学，而试图将生态文明剥离于工业文明之外并以新的文明形态“身份”独树一帜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更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其实，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完全可以协同推进，工业文明对于生态文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1]，而生态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绿色升级同样具有倒逼效应。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说”的概念界定旨在表明，要紧紧抓住生态危机这个大问题本身展开战略叙事，通过整合和发挥工业文明社会当中的各种力量要素，全过程、全方位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战略部署和有效应对，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当下最直接、最现实的努力。另一方面，“战略说”凸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特质。从一种战略层面界定生态文明，能够有效避免“要素说”去意识形态化的风险或倾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说”的概念界定，一是明确了这是由我国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是一张积极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名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等等，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32]。而如果限于“要素说”的叙事范式，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身份”有一定的含糊性，因为他们主张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10]。二是强调了这是一种旨在逐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治战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否则人类终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马克思对此早已有深刻论述并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要素说”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之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言难以接榫，这既是因为“要素说”的理论叙事泛化，更是因为“要素说”的制度性质模糊，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说”的概念界定，蕴含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7]，这对于“要素说”而言显然是一种更具战略高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