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高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作为全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机制与关键领域，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是指通过倡议性或约束性国际协议及规则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存续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彰显出中国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

但当前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牢牢掌控国际“碳政治”话语权，成为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有效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性且直接性障碍。现今甚嚣尘上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正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通过生态遏制战略阻滞中国发展的新变体，当前妄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进行生态资源掠夺性开发并将带来严重环境破坏的论断更是其典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应对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现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牢牢把握“碳政治”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亟需回应的重大挑战与现实难题。

一.   生态帝国主义的话语叙事

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这一名词术语，最早由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一书中提出，其核心意指欧洲殖民扩张中有意或无意携带的外来种植物与细菌，导致被殖民地区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强烈生态环境变化和生物种群崩溃现象。他认为西方殖民扩张之所以成功，关键原因不在于坚船利炮的技术和生产工具优势，而在于能够摧毁原住民生态系统的生态优势。“白人的老鼠赶走了土老鼠，欧洲的苍蝇赶走了我们的苍蝇，红花草杀死了我们的蕨类植物”^[1]2，生态扩张作为资本主义空间领域全球扩张的前序，让殖民者迅速在殖民浪潮中扎稳脚跟。

针对克罗斯比的分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批评指出其所谓的生态帝国主义仅仅从生态环境史的维度涉及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系统永久破坏性问题，却忽视了生态扩张背后隐含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因而无法深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扩张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掠夺、剥削和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对此，福斯特将生态帝国主义界定为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帝国主义形式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现象。基于帝国主义理论，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为应对危机必须改变现行社会关系^[2]217。由此，他进一步提炼出生态帝国主义较为明显的经济社会特征：“当外围或半外围国家的资源被中心国家所掠夺时，前者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会出现剧烈的退化；前者所发生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迁徙，与自然资源的被攫取和转移密切相关；后者利用前者的社会与生态管制漏洞，以巩固其帝国统治；生态垃圾倾泻与转嫁使二者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3]4总的来说，福斯特认为的生态帝国主义是指大量财富和资源以非正义或不平等的方式手段从外围或半外围国家流向中心国家并成为其资本积累重要组成的同时，造成半外围、外围国家及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恶化的现象。

相较之下，乌尔里希·布兰德从“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切入分析，指出一方面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使得自身在资源获取、产业发展与污染治理等领域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使得国际上国家间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严重不平等和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用“绿色资本主义”的精美包装，推动国际社会接受由其主导的“绿色经济”或“绿色增长”等战略及倡议^[4]38。究其实质而言，布兰德理论语境下的生态帝国主义意指一种宰制着欧美国家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发展样态和受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等级化排斥性国际经济政治格局。

总的来说，与资本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新帝国主义话语名词相比，生态帝国主义是一种更为综合、系统且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帝国主义新样态。基于现实全球气候政治实践，郇庆治将生态帝国主义界定为在国际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中凭借军事与经济实力霸道蛮横，在政策议题、理论话语等层面构建起霸权性或排斥性的话语体系、制度设计与主导力量^[5]204。当今世界，生态帝国主义已经渐渐褪去了殖民时期的原始暴力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掠夺压迫特征，而是建构起了世界环境治理秩序和国际生态制度框架，披上了国际政治的合法化外衣。这种合法化具体表现为围绕“碳政治”所形成的政策议题、理论话语、公约与合作协议书。就现实而言，生态帝国主义的实现不但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碳政治”话语体系、制度框架的构建能力，还取决于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秩序接受者出于自愿或被迫的认同和遵从。

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分析

作为帝国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所发展出的新形式与新阶段，生态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既需要着重注意其特有的生态意蕴，又需要将“生态”话语与“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统摄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批判生态帝国主义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三大理论谱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理论、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针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影响、生态帝国主义形成与运作的理论逻辑及内在机理、超越生态帝国主义及其现行国际“碳政治”体系的愿景构想与未来进路。总的来说，针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分析，要不断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借鉴和吸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正确且有益的理论观点，立足研究主体性意识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守正创新。在该部分，本文将着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态帝国主义展开批判分析。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未直接提出或使用过“帝国主义”及相应衍生的“生态资本主义”概念，但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述中对资本主义扩张实质等方面的阐发，不仅为后继者描绘了帝国主义理论的雏形，还蕴含着丰富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

具体而言，围绕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与垄断竞争、国际劳务市场与经济分工等政治经济事实，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逻辑展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具有剥夺性且不可持续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驱动资本普遍扩张尤其是进行全球性扩张的核心驱动力，由此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占其他国家的土地、资源、劳务与市场以维持其自身经济发展和保持垄断地位，呈现出具有早期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行径。围绕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反生态性”本质，马克思总结并提炼出批判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或话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可持续性，根源于统摄整个社会的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大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紧张和断裂。更进一步地来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剥削，最终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将超过生态环境的承受边界，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长此以往，自然资源将逐渐枯竭，无法满足经济生产的需要，由此“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即自然与社会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此外，恩格斯通过全面分析与阐述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对立，进而告诫人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7]383。

基于马恩经典论述和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需要，第二国际时期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相继着重对帝国主义的概念与形式、逻辑与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讨论，为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奠定理论分析基础。作为中派代表的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等著述中指出，在垄断取代自由竞争的历史背景下，要深刻考察金融资本背后的国家政治政权问题，即垄断资本驱动着帝国主义国家的现实，对此他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历史的短暂现象，并且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结构调整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利的^[8]104。相较之下，作为左派代表的列宁和卢森堡更加强调帝国主义的现实破坏性。其中卢森堡以资本积累论作为理论基石，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认为帝国主义概念本身具有一种浓厚政治意义的实现资本积累的方法或手段属性，并且深刻反映在少数头部资本主义国家对争夺全球市场与资本积累的主导权竞争中^[9]149。在对比分析和吸收大量事实及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列宁先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论》等文本中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了科学论断，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帝国主义本身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10]323。此外他还充分意识到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根据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实际发展水平而采取多样化殖民或统治方式，既可以采取经济殖民统治也可以采取政治殖民统治。在此基础上，凭借多样化的殖民统治方式，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都进行了恣意掠夺与破坏，在影响上呈现出实质的生态帝国主义色彩。

二   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与分析

作为系统性的理论学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意指马恩之后以当代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者为主体，围绕现实生态环境问题与相关议题阐发形成的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展开分析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构建主要沿着两种路径展开：其一是对马恩经典著述中的生态思想与理论进行文本挖掘整理与重释阐发；其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方法对当代现实生态环境议题进行话语重构与理论创新^[11]123。就其核心理论旨趣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掠夺性和反生态性的批判基调，深刻剖析了生态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将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视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体现并探索通过这一重矛盾的解决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与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以詹姆斯·奥康纳、安德烈·高兹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构筑起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共存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超越了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话语叙事，开始为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奠定了生态性的理论意蕴。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及其反生态本性，其中第一重矛盾是以经济危机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重矛盾则是以生态危机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同外部生产条件的矛盾^[12]267，尤其是后者凸显出资本主义无限的扩张本性与自然界有限的扩展边界之间的张力，而这正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及其必然带来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刻剖析。与此同时，安德烈·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等著述中，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矛盾性，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及其制度根源，进而阐发了经济理性要服从于生态理性的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路^[13]44，为超越生态帝国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思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影响的全球化与相关议题的国际化，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为代表的第三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意在从全球生态危机的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现了“生态”话语与“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机结合。作为“新陈代谢断裂”学派的核心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实质上反映出当今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架构的非正义与不平等，生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制造并利用一种生态脆弱性来实现对外围国家的控制，其全球霸权行径体现在污染转移、资源掠夺等领域，对此唯有推动生态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重构才能完成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变革与重塑^[14]152。

此外，近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多元理论视角或跨学科方式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分析，涌现出一批新的理论增长点。围绕“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伊恩·安格斯等学者力图弥合地球系统科学尤其是地质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两大领域之间的学术鸿沟，在《直面人类世：化石资本主义与地球的危机》中，安格斯指出，资本的反生态本质深刻体现在以资本增长与扩张为追求的短视倾向与掠夺行径中，其现实影响呈现为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地球系统危机，未来想要在人类世时代继续生存繁衍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彻底的变革，就必须用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取代化石资本主义，这为剖析生态帝国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活力与未来进路思考^[15]192。阿尔夫·霍恩等学者则从世界体系理论切入对全球生态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当前存在一种南北对立的生态不平等，即身处现行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北方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和技术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南方边缘地区国家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剥削基础上，其实质是一种生态不平等交换^[16]35，这种世界体系论的政治生态学同样有力解释了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行径与剥削逻辑。

三.   生态帝国主义的“碳政治”话语权与战略新变体

当前在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碳政治”体系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呈现出双重性：西方发达国家既要平衡内部利益与矛盾，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又要主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和谈判，实现产业经济分工和政策议题的垄断^[17]12。在此背景下，“中国环境威胁论”甚嚣尘上。作为“中国威胁论”与生态帝国主义相叠加形成的新变体，“中国环境威胁论”一方面显现出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冲击全球既有资源环境和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生态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软法和硬法来约束中国发展，保持自身资本垄断在产业经济与国际权力关系中继续处于主导地位。究其本质而言，“中国环境威胁论”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围堵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空间而运用“碳政治”话语权所炮制的生态遏制战略。

一   生态帝国主义的“碳政治”话语权

“碳政治”又被称为“气候政治”，是指国际社会以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核心所形成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机制及政策系统，其奠基性话语在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前，“碳政治”体系的建构与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议题初创阶段，该阶段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牢牢掌控着全球生态环境议题的创建与判决主导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纳入这一新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2000—2015年以《哥本哈根协定》为核心的议题挑战阶段，该阶段生态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了维持其所主导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而采取生态环境责任非正义分配、经济产业全球分工与污染转移等一系列帝国主义行径；2015年至今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议题碎片化阶段，该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力量逐步从参与者走向引领者，打破旧有治理体系并着手构建民主、平等且正义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从国际政治的研究视角看，话语权意指围绕国家利益这一核心议题，以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团体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主体就国际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开展性质定义、意见表达、规则制定和评判裁决等权利，从而维护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18]110。在“碳政治”框架下，“碳政治”话语权呈现为围绕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及治理，各国际政治主体所具有的环境议题表达与评判、国际合作公约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的权利。虽然国际“碳政治”的本意是以生态正义和希望政治为指引，共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但在当前现实国际政治中，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牢牢把持着并强制施行着帝国式的“碳政治”话语权，对国际生态环境政策与协定持以蛮横傲慢的态度和肆意践踏的姿态，透射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失序与不平等，阻滞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议题参与和经济社会发展。

具体而言，现阶段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采取两种帝国式“碳政治”话语权形式：其一是生态政治主导权，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现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协定制度、政策系统的强制主持、蛮横干预与非约束性执行；其二是生态债务转移权，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发展诉求对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资源掠夺、产业与污染转移等资本霸权行径。生态政治主导权领域，深刻体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多次退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的行径。2001年小布什政府借口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关系“还不清楚”和未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以协定损害美国经济和对全球气候起到的影响“非常微小”为理由，再度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生态债务转移权领域，一方面，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式开发以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使其深陷“资源诅咒”，在实现生态资源榨取的同时激化当地人地生态矛盾，持续控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命门。从这个层面来讲，自19世纪以来美国抱持“门罗主义”，将拉美地区视为“后院”，鼓动以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垄断资本与国内或地区军事政治力量相互勾连与利用，进而霸占拉美肥沃耕地、丰厚矿产并垄断生产贸易，实际控制了从洪都拉斯到危地马拉等多个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污染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期冀通过采取空间转移策略来消弭环境问题”^[19]10，将污染环境的成本外化给发展中国家，其转嫁污染的实质正是转嫁成本。可以看出，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带有鲜明的“碳殖民主义”烙印，其一方面将高碳排放产业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来推进自身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试图利用国际碳排放议题和协定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并遏制其经济社会转型。

就此而言，当前国际“碳政治”实质上是被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所主宰和控制，以生态政治主导权和生态债务转移权为核心的“碳政治”国际话语权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延续和拓展。

二   作为一种战略新变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

“中国环境威胁论”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碳政治”议题初创阶段。1994年莱斯特·布朗以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世界观察》期刊上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布朗在文章中警告世界：中国生态破坏带来的粮食危机将导致经济危机，其威胁远大于军事入侵，除此以外中国生态环境所存在的污染问题将会危及东亚邻国。具体而言，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水生态环境承载力已濒临崩溃，10亿多的庞大人口将会导致中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将会引发世界范围内粮价上涨与粮食危机，此外中国煤炭燃烧使得东亚地区空气污染与酸雨事件加重，这将带来粮食减产与森林消失，并且这种危害在地缘上已经波及日本和朝鲜半岛^[20]163。尽管布朗并未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环境威胁论”这一术语，但其舆论影响率先在欧美国家刮起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飓风，而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开端。2007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世界报告2006》，报告中指出“不让追求第一世界的消费水平，显然中国不会接受，但世界无力支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按第一世界国家目前的消费水平生存”^[21]16。作为世界环保领域的权威性报告，这一论断无疑为“中国环境威胁论”的进一步发酵推波助澜。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成立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名义上是独立的国际性研究机构，但其每年所发布的《世界报告》话语中却都呈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剥夺、压制倾向，背后体现出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碳政治”话语权的掌控。

除了部分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名义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政府高层也开始响应，将“中国环境威胁论”付诸国内和国际政治议题，并进一步借助媒体舆论攻势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大量负面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在访问我国时直接表明，中国对美国所具有的最大威胁不在于军事领域，而是环境问题^[22]1。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的国家受到与会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刁难，后者罔顾自身碳排放总量的历史问题反而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政治承诺。近年来，“中国环境威胁论”更是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抨击，妄言“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掠夺性开发沿线国家资源，会给参与国家和地区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实质上是经济、环境和道德层面的新殖民主义行为。2020年，美国国务院网站还发布了《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就温室气体排放、海洋垃圾、非法捕鱼等问题展开了新一轮责难。2023年12月，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美国仍旧以系统性竞争战略来制定对华气候政策，将中国视为冲击其“气候战略”与“经济安全”的关键威胁，同时不断以霸权姿态侵蚀全球气候治理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国际共识。

实质上，“中国环境威胁论”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碳政治”话语权所炮制出的战略新变体，其采取政治贬低和形象抹黑策略，以此企图让中国承受国际政治压力进而丑化中国形象、拖垮中国经济社会，最终实现对中国从生态环境到政治、经济等全方位发展的遏制。

三   生态帝国主义煽动威胁论的手段与特征

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假借科学面孔，在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驱使下大肆渲染、歪曲中国生态环境现状与治理能力，借助所谓非政府组织、中立科研机构与专家、自由媒体和“正义”官员来输出生态帝国主义的环境政治话语与战略。总的来说，生态帝国主义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主要有三种手段：其一，渲染并夸大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其二，鼓吹并煽动中国生态环境运动；其三，断章取义中国生态环境研究成果。

就特征而言，生态帝国主义往往采取将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主权、经济发展、人权事业等领域相嫁接的方式，让“中国环境威胁论”扩展到“中国威胁论”整体，以点带面最终实现从单一生态环境问题到对中国整体国家发展的遏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将中国环境问题政治化，离间中国国际关系、遏制中国外交事业。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美国就曾以中国不承担气候合作的量化减排义务为由而拒签，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美国、英国等国家更是先后指责中国气候变化数据不透明、中国阻碍气候谈判顺利进行，以上言论与行径意在将中国定性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搅局者，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第二，将中国环境问题掺入经贸领域，围堵中国发展空间。作为非洲国家重要的资源出口国，中国每年从非洲大陆采购大量的铜铁等金属矿物资源和石油等战略能源，面对中非之间平等、友好、互利的经济活动，西方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却指责该贸易实质上是中国对非洲地区的资源掠夺行径和“新殖民主义”行为，批驳中国一方面在破坏性开采非洲资源，另一方面工业工厂还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剥削着本地劳工，该言论极大抹黑了中国的资源贸易形象并进一步扩展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家的广泛经贸活动中。第三，将中国环境问题掺入人权领域，煽动中国社会矛盾。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之际，为改善北京与周边省市空气质量，我国政府加快推进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并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系列专项行动，最终用良好的空气质量兑现了“绿色承诺”。但部分西方媒体与政府官员罔顾中国政府“绿色奥运”的努力与事实，大肆捏造并报道中国空气、饮用水不达标等环境问题，进而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空气质量不达标，共产党领导人享有呼吸新鲜空气的特权却让普通民众生活在坏天气之中”^[23]45，企图通过上述歪曲报道煽动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超越

面对生态帝国主义对“碳政治”话语权的主导和“中国环境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要转换“赢者通吃”的全球治理旧模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用中国方案解决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危机。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前，习近平曾围绕“共同体”理念先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概念。2013年3月23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从五个方面系统深入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本质在于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要实现世界和谐与共同发展，各国只能采取互相理解、帮助与合作的方式。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议题最集中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及他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24]22。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21年4月，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科学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辩证法，指明了坚守生态底线与生态红线的生态环境治理思维^[25]30。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消解生态帝国主义现行“碳政治”话语权、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转向的重要指引。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逻辑

首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基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史对“共同体”思想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人类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的发展逻辑，并由此将“共同体”划分为“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两种类型^[26]571。《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要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理想，同时指明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同体”^[27]683。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强调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各国利益相关、命运与共，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共同发展的方式而非生态帝国主义的霸权方式来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

其次，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生态正义为价值诉求，强调要在协调不同国家环境利益的基础上，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开展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当前环境政治思潮中的“浅绿”话语在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其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强调运用市场经济原则与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管制，否定了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事实，忽视了无法有序协调生态资源分配才是生态危机的实质。相较之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中国全球环境治理方案，深刻认识到重塑生态正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主张厘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事实，在尊重、体谅、沟通和务实的基础上协商共治，打造以生态正义为内核的新的国际“碳政治”体系是其最为直接的现实诉求。

最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等理念相结合，开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习近平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生态问题，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饱含着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为中心的理念指引。基于此，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合理需求，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诉求，这深刻体现出中国方案所秉持的人民至上与大国担当。其中，人民至上是生态治理的力量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怀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对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以资本利益驱动环境治理的直接回应；大国担当是议题落实的核心引擎，与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独占利益、践踏协定的行径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构建公平、正义与民主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未来进路。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要把掌握国际“碳政治”话语权作为核心目标，不断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格局的转向与重塑，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基本原则和战略对策。

第一，共商发展，构建绿色持续、协调高效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和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对此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牢牢把握“碳政治”话语权的基础上，继续引领并驱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议题与实践，树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务实作风与大国形象，坚决推进以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应对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各国勠力同心构筑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让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成果更为公平且广泛地惠及各国人民。第二，共建秩序，构建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对生态帝国主义主导下世界“碳政治”的非正义和不平等现行体系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要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与担当，不断推动新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国际关系建设，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维护自身生态环境政治的自主权与安全，全方位破解国际经济、社会、生态发展难题，携手共建平等民主、公正有序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持续将“一带一路”打造为绿色发展、合作共赢的桥梁纽带，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第三，共享机遇，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框架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是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平台，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纳入联合国相关决议文件，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要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坚决支持与践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生态环境多边治理体系，以公正、多元、包容为治理理念，要在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同时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扩大认知与合作共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