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的重要理念和战略要求。当前学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视角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展开探讨，提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1]，要坚持绿色执政理念^[2]，以绿色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3]，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智力支持等理论洞见^[4]，但目前从国际认同角度研究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成果较少。本文围绕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内涵、现状和提升路径等内容展开研究，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努力。

一.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内涵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从这一意义来说，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是指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认可与接纳。

一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类的生产生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5]这一重要论述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人与自然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要将“整体主义和谐价值观置于人们认识、评价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中”^[6]。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理念以人类共同福祉为价值取向，旨在通过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为应对全球生态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坚定决心和责任担当。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对象化到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形成生态物质文明、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生态物质文明，需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思想引领，通过优美的生态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态产品来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发展生态精神文明，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生态价值观，通过整体主义、尊重自然等精神特质来引导实践；推进生态制度文明，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原则，促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将和谐共生对象化到具体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促进人与自然本质统一。

二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赓续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天人合一”的理念更是其核心所在。“天人合一”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强调人和自然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孔子曰：“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天（自然）和人的命运是一体的。孟子曰：“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自然虽然变幻无常，但是也有客观规律，人类只要去积极探寻，就能够掌握并且利用这个规律。日本学者北川秀树强调“天人合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9]。不过，古代生态智慧受时代的限制，包含了对大自然神秘主义的崇拜。相比之下，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石，摒弃了将自然神化的观念，传承和弘扬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价值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警醒人们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承担人类对自然应尽的道德责任。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超越了传统机械自然观的狭隘框架，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倡导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10]，另一方面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10]。马克思认为，人无法独立于自然而存在，这形象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1]。恩格斯呼吁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思想，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价值标识凝聚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和谐”理念主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理念的传承和深化，而“共生”则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精髓。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诠释，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三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概念

国际认同研究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探讨中具有重要意义。亨廷顿曾言：“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与冲突。”^[13]在人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愈发迫切的今天，文化共性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获得国际认同奠定重要基础。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倡导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能否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关键在于国际受众能否从价值观层面上理解并认同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

国际认同的核心在于国际社会对某种观念、行为以及制度的共同接纳与支持。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想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同，不仅需要对外传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诸多成就，更需要让国际社会对其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深刻共鸣，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各国应对生态问题时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行动中。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才能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价值观念。而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不仅关乎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更是在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现状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在认知和行动层面均取得显著成果，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引领价值。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认同度较高，但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和抹黑，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和澄清。

一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成效

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国际绿色合作等领域不懈努力，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远播海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渐成国际共识，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多边主义典范，中国生态负责任大国形象广受国际赞誉，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渐成国际共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还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许多海外人士高度赞赏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马修·汉森等在比较中西方生态思想异同后，批评了西方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念，认为中国的环境文化为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共同目标^[14]。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山姆·盖尔等认为，中国日益重视可持续低碳创新的经济和战略重点，有利于“在全球领导力真空的背景下发挥带头作用”^[15]。斯温伯恩大学的阿伦·加雷认为，中国为“创建一个人类增强而不是破坏生态系统的世界秩序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16]。世界自然基金会称赞中国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绿色合作，认为中国旨在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和气候安全得到加强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未来”^[17]。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称赞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认为“中国山水工程”代表了中国恢复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雄心壮志，有助于“阻止和扭转全世界生态系统的退化”^[18]。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行动使不少海外人士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同。

2   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多边主义典范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国际绿色合作的典范，充分展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秉持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特质。绿色“一带一路”不仅帮助沿线国家改善生态环境，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贡献中国智慧。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在其著述中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价值，认为“‘一带一路’有潜力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力量”^[19]。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克·兰博蒂尼认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环境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17]。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埃里克·索尔海姆指出，绿色“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全球绿色发展，“应对生态环境危机，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20]。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影响下，中国始终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其他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绿色合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3   生态负责任大国形象广受赞誉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动承担生态责任，通过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生态负责任大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罗伊·莫里森对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危机的绿色行动给予热烈赞扬^[21]。小约翰·柯布赞同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行动，认为“如果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相结合，走绿色发展之路，人类社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可喜成就”^[22]。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中国自2015年以来始终坚定决心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气候治理成就，而提出的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就是中国希望在全球气候行动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明确表现^[23]。约尔根·德尔曼认为，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采取“框架内革新”战略，实现了治理体系的有效改良^[24]。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生态负责任大国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二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挑战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取得明显成效，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错误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认知困境和西方国家媒体话语霸权主义给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带来一定挑战，需要我们予以批判和澄清。

1   “中国环境威胁论”错误论调的负面影响

西方政客和媒体利用所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来贬低中国形象，混淆公众视听，削弱海外民众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可度。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发表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中妄称：“当中国这个12亿人口大国加速工业化时，其耕地缩减与粮食需求激增的碰撞将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25]布朗报告后，许多西方媒体和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讨论和唱衰。“中国环境威胁论”从此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新武器。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在安全上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相似，“中国环境威胁论”试图将全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海外扩张^[26]。很多海外民众被这种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所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是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

“中国环境威胁论”不仅放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误导国际公众对中国环境保护行为的理解，还将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行动政治化。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将生态文明看作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政治话语，称其已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态相关言论的核心元素^[27]。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古尔丹娜-萨利姆扬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作为其控制边疆、自然资源以及向外扩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28]。在中西方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受到西方国家的误读和故意抹黑，影响了海外人士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为了纠正这种误解，增强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话语权，需要加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有力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

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认知困境

“中国环境威胁论”不但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获得国际认同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而且成为部分国家逃避环境责任的借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致力于通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就责任问题达成共识。西方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持反对态度，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需要世界各国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共同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有责任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和自身发展水平落后的影响，应相应减少承担的生态责任。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发展需求，强调各国应承担相同的减排义务，拒绝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妄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许多生态相关领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正在成为21世纪潜在的“绿色大国”，应当承担大部分的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29]。西方学者存在一种错误观念：中国更关注国内环境退化和人口脱贫等问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缺乏全局观念。由此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环境问题时缺乏整体性和全球性，并主张应遵循西方环境治理原则，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确定环境保护责任。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理应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西方全球环境治理的学习者和执行者。受西方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面临一定困境。

3   在“环保”与“污染”二元叙事中抹黑中国

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各国媒体通常以维护本国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为诉求，形成了国际舆论场上不同声音和主张的竞争态势。在“他人所得必为我失”的零和博弈思维影响下，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势必造成西方话语权的丧失，因而西方媒体习惯于在生态领域的“环保”与“污染”二元叙事中抹黑中国。作为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纽约时报》将中国塑造为“只追求经济而轻视环保”的负面形象，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生态形象的认知^[30]。西方媒体负面报道中国生态问题，以关心中国发展情况为名，行肆意抹黑中国之实，形成海外民众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错误认知。例如，彭博社的研究报告认为，作为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最大消费和生产国，中国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环境挑战^[31]。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争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体现。

相比之下，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话语传播还有待提升。国内学界习惯于采用西方生态理论来解读中国绿色发展相关概念，缺乏对中国绿色发展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多依赖于外交场合，对一般民众吸引力较低，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影响因素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既取得一定成效，也面临严峻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受地缘政治因素、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思维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

1   地缘政治因素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地缘政治摩擦不断等一系列事件叠加影响，全球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绿色发展和全球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某些国家仍然坚守冷战思维，继续推行霸权逻辑，故意打压和遏制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和俄乌战争等多重地缘政治问题影响，欧盟逐渐转向美国，美欧之间的安全关系得到强化，这对中欧绿色合作建设产生潜在影响。欧盟在碳排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议题上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并逐渐与美国立场一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对国家间的合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引发了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导致其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地缘政治的变化影响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绿色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导致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赢得发达国家的认可难度增加。

2   西方话语霸权

话语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国家通过话语进行利益表达。西方话语霸权是指西方国家通过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影响国际社会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和做法。话语霸权是西方国家控制国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主要手段，也是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因素。葛兰西将霸权分为两大主题：一种是“将政治定义从政府活动和国家权力运作，扩展到人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32]，即霸权影响和构建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情和思想；另一种是“对社会中各阶级和组织的制度与社会分析”^[32]，涵盖从国家行为到学校、报纸、图书出版以及娱乐等领域。西方话语霸权是两种霸权主题的结合体，通过对新闻业、社交平台等传媒渠道进行控制，达到掌握舆论方向和控制民众情绪等目的。

在萨义德东方学的理论视域下，西方国家长期秉持着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范式，传统上倾向于认定自身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33]，认为东方是“受驯服的”。西方凭借自身优势，在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塑造出东方的刻板印象，以维系其主导地位，因而在国际传播方面也妄图占据支配地位。为了防止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西方媒体将 “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成“中国环境威胁论”，引导民众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生态环境的威胁，渲染民众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使其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产生不信任感。这种做法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话语方面的表现。

3   思维习惯和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进行国际交往中容易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考林·霍斯金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文化折扣”这一概念，认为在国内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在其他地方却很难吸引受众，这是因为国内受众拥有共通的生活方式和常识，而国外受众却难以认同^[34]。人们处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时，对同一事件或思想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源于他们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海外民众习惯基于自身的价值标准来处理外来信息，在提到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时，思想文化的差异会更加显化，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中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此外，中外惯用的表达方式往往不同，语言表达不恰当很容易引起他人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误读。因此，要充分了解主体思维和受众思维的差异，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时刻注意表达方式是否本土化，以此提高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力，促进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海外民众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产生认同。

三.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提升路径

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面临严峻挑战，亟待采取有效举措，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误解和偏见，为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   展开精准化国际传播

海外受众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对象，决定着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取得国际认同的成败得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35]因此，我们要深入开展受众研究，创新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话语表达，针对受众的特性展开精准化传播，提升他们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度。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受众日益个性化，他们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了解程度也各有不同。我们要科学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以“区域化与分众化的表达方式”^[36]，对海外受众的区域和国别、常用媒体中介以及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他们惯用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阐释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官方媒体，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努力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媒体账号，运用国外民众熟悉并乐于接受的话语宣传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互联网传媒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特点，以动画、漫画、纪录片或者短视频等方式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形象，不断增强官方舆论引导功能，扩大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在对外传播中摒弃严肃、刻板的表达方式，使用通俗、易懂、简洁的话语方式，有利于突破中外文化隔膜，拉近与国外受众的距离，增强国际话语表达与阐释的生动性和亲和力，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海外受众之间建立情感的联系与共鸣。此外，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话语表达不仅要“自述”，更需要“他说”，可邀请当地权威人士和意见领袖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进行评论，运用“外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增加海外民众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信任。

二   加强国内外相关学术交流

开展国内外相关学术交流是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环节。人才是世界先进科学和文化知识的载体，通过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可以吸引国际人才共同探索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文化文明交流融通，加强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沟通与对话。一方面，可以定期举行国际性的绿色发展学术会议。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国学者可以围绕会议主题，阐述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立场，与其他国家的与会者进行研讨交流，使海外学者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和价值旨趣形成正确认知，从而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传播到其他国家，不断扩大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37]。中国学者要善于阐释中国生态技术和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表达中国的生态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38]，向国外学者和公众介绍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及其践行成效，提升他们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可度。顶级的国际学术大会可以吸引大量的专家学者、国际组织、政府官员等参会，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围越广、规模越大、层次和频率越高，其影响也就越大。举办国际性的绿色发展学术会议，不仅可对中国绿色发展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还可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其他国家的学者及相关人员在参会期间亲身走进绿色中国、感受绿色中国，在中国本土感知和接受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进而了解和认同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开展绿色发展主题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留学生是人才的储备力量。来华留学生规模庞大，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交流，既是他们体验、认知中国国情及文化的过程，也是培养“知华、友华”国际人才的过程^[39]。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既让留学生更直观地认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对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的价值，也让他们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我国应该将高校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交流和传播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基地。高等院校应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交流研讨、参观研学等青年人乐于接受的方式，使来华留学生充分了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同时，鼓励来华留学生以拍摄短视频、照片以及撰文等方式，分享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网络平台上展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成效，向全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绿色中国。这样既能让世界直观看到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果，也能增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

三   培育新时代生态公民

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需要加强传播主体建设，培养具有生态价值观的新时代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指尊重自然、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现代公民。生态公民具有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积极行使自己的环境权利并履行自己的环境义务，尊重他人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为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贡献^[40]。生态公民的培育离不开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建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理念之上，追求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价值愿景，关注物我相依的生命共同体的建构”^[41]，培育具有生态伦理价值观念、解决环境问题能力和环保行动能力的生态公民。学校应承担作为生态文明教育前沿阵地的责任，在教学过程中，将丰富多元的生态案例有机融入课堂知识体系，定期组织各类户外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亲身深入自然、感知自然，进而在其内心深处播下保护自然的种子，避免出现过度侧重于环境知识的单向传授，而忽视对学生生态价值观与实践技能全面培养的情况。

在生态价值观引领下，生态公民在进行生产活动时，重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并且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产生活中承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主体责任和义务。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是推动人们选择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精神动力。生态公民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践行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形成绿色、低碳、节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态公民不仅是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践行者，还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者。2021年，一群云南野象集体“出逃”，牵动全世界的目光。它们的行进路线既非预设也难以预测，不仅穿过了茂密的农田，还误入了人口密集的村镇和住宅区。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利用手中的智能手机，记录下大象进入自家庭院、漫步村间街道及田间的情景，并将这些短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分享。这些实时上传的影像资料，构成了记录亚洲象北迁初始阶段动态轨迹以及向外界传播相关信息的关键素材来源，也让公众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这一自然奇观^[42]。这种“第一视角”传播方式，使观众从事件的关注者变成“亲历者”，让国内外民众第一时间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增强了大象北迁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和传播效果。生态公民可以充分利用和世界人民相通的部分，打破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差异，充分展示中国自然风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景象，向海外受众讲好中国绿色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尊重和认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四   大力发展绿色文化产业

发展绿色文化产业需双管齐下。一方面，传统媒体如出版、影视等行业应创作更多提倡绿色发展的作品，充分展现中国生态之美。影视行业可以拍摄绿色发展相关的影视作品。比如纪录片《众神之地》宣传中国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了不起的朋友》讲述人与动物因相遇而产生奇妙缘分，均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和充分呈现。这些影视作品不仅能提升我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还让海外民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绿色发展成果，进而产生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伴随元宇宙相关前沿技术的蓬勃兴起与持续演进，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宏观指引下，有必要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智能技术领域，塑造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前沿阵地与创新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43]。随着元宇宙等前沿技术体系的持续迭代与拓展，新兴绿色文化产业逐渐崭露头角，进入公众视野。在此背景下，在绿色文化产品设计流程中有机融入元宇宙、虚拟现实等创新性技术手段，已然成为推动文化产业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敦煌研究院为例，在2020年2月20日，敦煌研究院、《人民日报》新媒体部以及腾讯公司联合重磅推出了“云游敦煌”项目，其中“寻境敦煌”创新功能模块，深度融合了“3D”扫描、数字重构等前沿技术手段，聚焦于敦煌极具特色的第285窟，开创性地采用线下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与线上平台“云游览”并行的旅游新模式，打造业界首个虚拟现实深度漫游场景。通过模拟游客观光过程的第一视角，将这一不常规开放的洞窟以动态化形式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成功营造出虚实交融、富有沉浸感的动态场景氛围，全方位地激活了观众的视觉、听觉乃至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极大地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文物之间的时空与心理距离，让受众的“身体在场”与“心理沉浸”联结。无法亲自来中国游玩的外国友人，可以通过在线观光方式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绿色发展成果。

五   加快构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构建有助于形成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区、绿色技术示范应用创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区，是推进绿色发展从理念到行动的示范样板。2024年3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展望2035年，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建成，成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44]。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不断优化低碳转型实施路径和推进模式，以能源、生态、文化为三大重点支撑，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交融。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教育的普及，让低碳环保成为社会共识。构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意义深远，它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统一的理念要求转化为生动实践，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赢得国际认同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