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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赋能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

刘佩佩, 白婉婷, 侯建, 陈建成

刘佩佩, 白婉婷, 侯建, 陈建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赋能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4011
引用本文: 刘佩佩, 白婉婷, 侯建, 陈建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赋能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4011
Liu Peipei, Bai Wanting, HouJian, Chen Jianche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Country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4011
Citation: Liu Peipei, Bai Wanting, HouJian, Chen Jianche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Country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4011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赋能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刘佩佩,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产业发展。Email:13167339233@163.com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作者:

    陈建成,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绿色发展。Email:chenjc_bjfu@126.com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中图分类号: F323;F49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Country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摘要:

    数字乡村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在系统分析数字乡村发展趋势和区域结构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异质性影响,探索数字乡村发展驱动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我国各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和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门槛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较高,且呈现出逐年提升的势态,同时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数字乡村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U型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084和0.109。因此,应加快协调我国各区域数字乡村建设,充分考虑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门槛效应影响,并结合传统金融支农、地区贸易开放、城镇化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多方面作用机制为农村产业融合建立多样化的驱动路径。

    Abstract: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indus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gional structure of digital countrysid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digita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on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driving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1,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rural industry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using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and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are analyzed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n all regions of China is higher and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nd there is stro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0.084 and 0.109, respective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fully consider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level in various regions, an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driving path for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y combining tradi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regional trade opening, urbanization and r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与根本遵循,实现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我国完成全面脱贫后农村工作的重心。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阐述了产业发展对乡村的重要性,强调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2]。农村产业融合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关键动力,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影响深远。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产业融合对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培育乡村新业态新模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农村产业融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农村应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推现代乡村发展和农民富裕等发展要求。另外,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应继续推进,发掘乡村的多元价值,进而加快农业产业园区与农业产业强镇的发展。产业融合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关键措施,具有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更新产业结构的潜力[3]。然而,产业融合的类型多样,本文主要关注服务业同现代农业相结合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所谓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是农业,核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合理配置各类要素,推动农业在生产、加工、营销等环节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等目标的一种动态乡村产业发展方式[4-6]。因而,农村产业融合作为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村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新生动力。数字乡村是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乡村治理进行完善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目前仍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不明晰,发展模式受限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转变国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中,数字乡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农业也因此有了发展的机会。而如何有效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形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7]。基于此,在政策支持下快速推进的数字乡村发展是否能有效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存在怎样的非线性影响?数字乡村与农村产业融合背后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综上,重点探究数字乡村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其内生关联机理,为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治理和提升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程度提供有效参考,在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乡村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投入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作为主要发展途径,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农业产业链升级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鲜少直接说明数字乡村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关系,因而,本文在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关系中,主要从数字乡村发展的内容出发,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各层面内容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借此来验证和说明数字乡村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深度分析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提供借鉴。

    在研究二者影响关系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业数字化、农村金融发展等内容能够正向推动农村产业融合。首先,聚焦于信息技术方面,Onitsuka等[8]发现信息技术能够正向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创新创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另外,农业信息化在传播市场信息、推广农业技术、降低经营风险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从而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9-10]。其次,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部分,数字金融能够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与本土生产要素融合发展[11]。Wang等[12]基于微观和宏观数据库,利用Logit和Probit回归模型估计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发现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促进农民参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即数字经济方面来探讨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关系,也为数字乡村影响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思路。如张子珍等[13]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框架中纳入数字经济变量,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对丰富城乡关系理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时代意义。数字经济中的电子商务具有响应速度快、推广能力强等优势,有助于缓解农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品牌知名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数字乡村和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成康康等[14]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并且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地,王定祥等[15]在详细剖析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基础上,立足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发现农村人力资本是农村数字化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程莉等[17]也发现农村金融对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的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并无显著的促进,即使它在整体上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推动作用。

    基于此,本文将从3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完善:第一,本文聚焦于数字乡村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如何通过数字乡村发展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第二,鉴于忽略数字乡村发展的非线性阈值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充分考虑数字乡村发展的异质性门槛效应,在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中加入数字乡村发展阈值因素,以揭示不同水平的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机制及其差异,并检验数字乡村发展是否能有效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在描述数字乡村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关系时多运用传统计量经济模型,却忽略了经济变量中包含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使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同时也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动态变化特征,进而保证结果的稳定性。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化和农村产业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数字时代的到来引发技术的新一轮变革,数字技术凭借自身高价值和高渗透性等特征,通过发挥赋能、融合、长尾等效应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我国农业不断在精细化、定制化、增值化的道路上加快转型升级,通过对农业进行全链全方位改造,推动传统农业各个领域、环节、链条的数字化转型。农村数字化通过拓展农村产业生产空间,将农业从单一的种植养殖业向农业园区、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多方面拓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农村数字化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数据”,注入新动能,降低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成本,促进产业效率提升。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数字化建设对我国农村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是产业融合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和创新,其发展是一项系统化、长期化、复杂化的工程。长期以来,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政府支持和制度环境不同,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也不同,同时农业资源禀赋、发展策略和粮食产销特征的差异导致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17],因此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区域可能也会存在差异。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产业优化、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式直接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挖掘农业内生发展潜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18]。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要素与涉农主体和农村产业之间的交互尚未全面完成,数字乡村发展的溢出效应会间接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进程,但其影响方向尚难以确定,因此现阶段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强度仍需一定控制,过高或过低可能会抵消其有利影响。因此,基于异质性来考察不同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驱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差异是有必要的。据此,提出假设H2: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存在门限水平的非线性关系。

    根据上述的理论假设,本文构建了数字乡村发展对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理示意图(见图1)。

    图  1  影响机理示意图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异质性,不同区域的数字乡村建设程度差异较大,数字乡村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果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采用改进的动态门槛面板模型,通过估算数字乡村发展门槛值并将其划分为不同区间,同时增加传统金融支农强度、地区贸易开放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并结合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区域特征,由此分析在不同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下农村产业融合的门槛面板模型。设定面板门槛模型(单一门槛):

    $$\begin{split} {{R}}_{{i}{t}}=&{\theta } + {{\alpha }}_{1}{{F}}_{{i}{t}} + {{\alpha }}_{2}{{T}}_{{i}{t}} + {{\alpha }}_{3}{{U}}_{{i}{t}} + {{\alpha }}_{4}{{I}}_{{i}{t}} + {{\beta }}_{1}{{D}}_{{i}{t}}{I}\left({{D}}_{{i}{t}}\leqslant {\gamma }\right) +\\& {{\beta }}_{2}{{D}}_{{i}{t}}{I}\left({{D}}_{{i}{t}} > {\gamma }\righ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end{split} $$

    面板多门槛模型(以双门槛为例):

    $$ \begin{split} {{R}}_{{i}{t}}=&{\theta } + {{\alpha }}_{1}{{F}}_{{i}{t}} + {{\alpha }}_{2}{{T}}_{{i}{t}} + {{\alpha }}_{3}{{U}}_{{i}{t}} + {{\alpha }}_{4}{{I}}_{{i}{t}} + {{\beta }}_{1}{{D}}_{{i}{t}}{I}\left({{D}}_{{i}{t}}\leqslant {{\gamma }}_{1}\right) +\\& {{\beta }}_{2}{{D}}_{{i}{t}}{I}\left({{\gamma }}_{1} < {{D}}_{{i}{t}}\leqslant {{\gamma }}_{2}\right) + {{\beta }}_{3}{{D}}_{{i}{t}}{I}\left({{D}}_{{i}{t}} > {{\gamma }}_{2}\righ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end{split} $$

    式中,R为农村产业融合,D为数字乡村发展,F为传统金融支农强度,T为地区贸易开放度,U为城镇化水平,I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I(·)是指示函数,γ是门槛值,μi是个体特定效应,ϑt是时间特定效应,εit是随机干扰项,$ \theta $为常数项。$ \alpha 、\beta $分别为相关变量的估计系数。

    被解释变量:农村产业融合(R)。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三农”工作的核心内容。本文选取农村产业融合作为被解释变量,虽然因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指标体系用来衡量农村产业融合,但基本都包括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等几个维度。借鉴已有研究[419-20],本文围绕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导向,构建了包括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农业服务业融合、农业新业态培育和农业技术渗透5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最后,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得出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

    表  1  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具体解释
    农业产业链延伸第一产业总产值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乡村人口数
    农业多功能拓展休闲农业发展情况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第一产业总产值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合计
    农业服务业融合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村人口数
    农业新业态培育设施农业面积占比设施农业总面积/耕地总面积
    农业技术渗透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
    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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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发展(D)。本文参考现有文献[721-23],并考虑全面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的原则,构建了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农业发展、数字农村建设、数字农民培育4个一级指标在内的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以农村宽带接入比、农村用电量、光缆线路长度和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来度量。第二,数字农业发展和数字农村建设是数字乡村发展的成效,具体以农产品数字化交易、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数字农业基地和财政支农水平、数字生活服务、乡村生活质量、绿色生态乡村来反映。第三,数字农民培育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外源动力,分别从农业技术人员、农民信息消费水平和农村高等教育人数比例进行考察。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在此基础上,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表  2  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数字基础设施 农村宽带接入比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乡村总人口
    农村人均用电量 农村用电量/乡村总人口数
    光缆线路长度 光缆线路总长度
    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数字农业发展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 农产品网上零售额
    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农业数字基地 淘宝村数量
    数字农村建设 财政支农水平 农林水务支出/财政总支出
    数字生活服务 农村投递路线
    乡村生活质量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绿色生态乡村 生态修复治理投资
    数字农民培育 农业技术人员 所属地区农业技术人员总和
    农民信息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占比
    农村高等教育人数 农村居民家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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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变量:结合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研究,本文选取除数字乡村发展外可能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且可被观测的数据作为机制变量。为避免变量之间潜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①传统金融支农强度(F)。金融业为农村地区提供资金保障,对提升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济水平、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至关重要[4]。传统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持方式主要是信贷,因此采用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表示传统金融支农强度[4]。②地区贸易开放度(T)。农业的地区贸易开放有助于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促进农村地区农业、物流、服务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25]。对地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以根据当期汇率转换为人民币的进出口商品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表示[25]。③城镇化水平(U)。城镇化为城乡资源良性互动提供平台,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带来农业要素资源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也会带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必要条件[26]。以年末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之比测度地区城镇化水平[26]。④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使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备,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及收入标准。而提高农民收入、健全和完善农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促进高质量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机制变量之一。选取各地区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来进行衡量[26]

    虽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首次出现于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但若以2015年为研究起始年,会由于研究样本太少导致结论的说服力不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时间上的继起性,本文将研究区间定为2011—2021年,所用数据为这一期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程度较为严重未纳入研究样本)。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EPS数据平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共同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等,缺失单个年份的基础指标基于插值法予以补齐,对部分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具体变量的统计见表3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数字乡村发展0.1750.1570.0900.0440.608
    农村产业融合0.1760.1660.0710.0610.587
    传统金融支农强度0.4110.3270.290.0982.263
    地区贸易开放度0.2650.1420.2910.0081.548
    城镇化水平0.5960.5810.1210.3500.89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5.3775.6631.1460.742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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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进行门槛效果检验得到F值和“自抽样法”P值,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单一门槛在5%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效果在1%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效果不显著。因此,本文采用双重门槛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的数字乡村驱动作用。

    表  4  门槛效果检验
    门槛FP抽样次数临界值
    1%5%10%
    单一门槛12.283**0.03330022.5899.0916.939
    双重门槛10.547***0.01030010.3466.6074.641
    三重门槛2.7180.49030016.73812.8719.426
    注:P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结果,***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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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门槛理论,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084和0.109,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84,0.093]和[0.101,0.127]。因此,根据门槛值可划分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D ≤ 0.084)、中数字乡村发展水平(0.084 < D ≤ 0.109)和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D > 0.109)3种类型。

    表  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门槛效应估计值95% 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0.084[0.084,0.165]
    双重门槛0.109[0.101,0.127]
    0.084[0.084,0.093]
    三重门槛0.190[0.067,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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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门槛值不同区间,比较各区域数字乡村发展不同区间差异下的门槛效应,使用一阶差分GMM法对区间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P 95% 置信区间
    农村产业融合滞后项一阶 1.172*** 0.011 106.400 0.000 1.151 1.194
    农村产业融合滞后项二阶 0.058*** 0.006 9.980 0.000 0.046 0.069
    传统金融支农强度 −0.002** 0.001 −2.250 0.024 −0.003 0.000
    地区贸易开放度 −0.001 0.004 −0.130 0.898 −0.008 0.007
    城镇化水平 −0.054*** 0.010 −5.500 0.000 −0.073 −0.035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0.004*** 0.001 −6.980 0.000 −0.005 −0.003
    数字乡村发展(D ≤ 0.084) −0.014 0.021 −0.640 0.521 −0.055 0.028
    数字乡村发展 (0.084 < D ≤ 0.109) −0.039*** 0.128 −3.020 0.002 −0.064 −0.014
    数字乡村发展 (D > 0.109) 0.009** 0.004 2.470 0.013 0.002 0.017
    常数项 0.030*** 0.006 4.630 0.000 0.017 0.04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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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结果可知,总体上,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作用呈现U型关系。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提升,它对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当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0.084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抑制作用,但此时该作用并不显著;当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水平在0.084和0.109之间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影响系数增大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水平高于门槛值0.109时,系数影响方向变为正向,即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随着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程度会有差异,影响方向亦有所不同,这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从理论上说,这反映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作用存在“临界规模”,一旦突破了临界规模,即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因此,假设1和假设2得证。

    最后,因变量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使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合理性。通过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得出P = 0.832(见表7),不能拒绝模型工具变量的设定是合理的原假设。一阶自相关模型 AR(1)、二阶自相关模型AR(2)检验结果认为所设模型及采用系统GMM是合理且稳健的。

    表  7  一阶自相关模型AR(1)与二阶自相关模型AR(2)检验
    模型Z值P值
    AR(1)−1.9500.051
    AR(2)−0.21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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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可以看出我国整体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分布上,大部多数区域的数字乡村发展都处于较高门槛值水平上,主要集中在高数字乡村发展区间(D > 0.109)内,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部样本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均跨过了门槛值,处于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这可能与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大农村建设力度促进乡村数字化转型有关。趋势上,各区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提升的势态,2011年处于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区间的省份数量仍有6个,到2017年则以减少清零。同时,2011年有11个省份处于中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此后逐年减少,至2021年已全部清零。这一现象说明了我国重视在数字乡村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由于我国乡村面积大,数字乡村发展领域范围广而全面,因而数字乡村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阶段呈现不同发展特征,因此,现阶段仍然需要重视保持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以更好的发挥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图  2  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门槛分布折线图

    从乡村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当代农村正呈现出普遍的数字化转型特征。数字乡村带来的数字技术变革了农产品生产供给模块和经济参与方式,农村经济活动呈现出技术驱动、部门联动、地区互通的新特征[27]。一般来说,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备有利于建设农村产业链数字化,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和管理数字化,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数字技术的使用通过建立电商大数据分析产品生产和销售信息,利用消费者画像指导企业开展加工与营销,更好地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拓展和农业服务业融合;数字农民的培育为农村产业提供了具备数字观念和数字技术的新型人才,这一群体成为农业技术渗透、农业新业态培育的主力军。

    当数字乡村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经营主体之间数字鸿沟问题显著,一些欠发达地区乡村和普通农户在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仍存在较大阻碍[2]。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对数据联通、共享和交流互动有很大依赖性,但是数字鸿沟问题严重影响了数据流通效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数据资源在不同部门、地区、机构之间很难进行有效的连接与交互,造成“数据孤岛”的问题;二是由于数据、通讯、技术甚至监管标准和规范各异,以及数据安全、传输管理、开放共享等基础制度的缺失,加大了农村产业融合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乡村接纳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数字下乡可能与乡村原有秩序和管理体制产生摩擦和冲突,造成“乡村不动”或是技术被悬置或形式化的局面,无法发挥出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28]。此外,在数字乡村发展初级阶段,重数据采集而轻数据保护,而此时农民的数字化素养水平较低,信息安全意识薄弱,信息和数据面临着被非法盗用或者滥用的风险,以及农村电商、自媒体营销、直播带货、平台团购等新形式的出现虽然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量,但农民在利益分配中不占优势,核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这些都会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阻碍农村产业融合。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乡村网络质量和速率得到提高,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和知识可以自由流通和扩散,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实现高效流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被跨越,资源要素的失衡错配得到矫正,生产和服务成本降低,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为农村产业间的融合提供良好环境。从农村生产活动来看,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呈现出多向激活的特征,这有利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的供求对接路径[27]。在供给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上的不确定因素和机会成本的存在,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过高,而数字平台可以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形成成本优势,提高产业链中各环节的效率,达成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目标。在需求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为发掘潜在客户需求和形成个性化、小众化、细分化市场提供了有效路径,企业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掌握消费需求的动态变化和消费群体的行为特征,使消费行为的发生过程成为消费数据的采集生成过程。最后,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例如,当下在乡村“新农人”以手机电脑为新农具、数据信息为新农资、直播带货为新农活完成农村生产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农民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参与度,也拓宽了农民的受益面,增强其主观能动性,进而有助于加快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增强农村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29]

    对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变量,传统金融支农强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在农业灾害多发、农业生产者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低下的背景下,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已成为我国传统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运作效率低下, 涉农金融机构资金分配效率低下, 农业贷款过程中不透明性、寻租等问题大量存在, 导致农业贷款效果不理想[30]。另一方面,农村信贷在传统意义上是典型的关系型融资,但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运作对社区资本具有严重依赖性,而社区资本主要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和封闭性特征[31],导致这一传统金融支农方式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出杠杆作用。城镇化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显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力和资本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土地的集约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农村产业的生产资源受到剥夺和压缩,进而限制了农村产业的发展,阻碍了农村产业的交互融合。在需求端,城镇化带动了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村产业的市场需求受到挤压,进而限制了农村产业的发展。此外,由于传统城镇化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原则,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率等关键因素,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错乱失衡,给农村产业融合造成了不小压力[32]。地区贸易开放度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我国内陆地区农产品丰富,是开放农业、农业出口的主阵地,但由于市场环境不够完善以及物流不够先进,运输成本过高,阻碍了农产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振兴[33]。同时,地区贸易开放度提高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增大、资源外流加剧、内部转移效应减弱也成为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投资方式上,传统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政府财政资金主导,缺乏市场化机制,难以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的需求。此外,由于缺乏规范化的投资流程和管理体系,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容易出现资金浪费和投资风险。投资方向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利、电力等方面,而忽视了农村产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政府投资计划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管理。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考虑不同区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差异的门槛情境,系统探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异质门槛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呈现出U型特征。较低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不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无法发挥其推动作用。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提升,一旦突破了临界规模,越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提升,对农村产业的互动融合产生正向驱动作用。

    2)在数字乡村发展驱动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机制中,传统金融支农强度、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地区贸易开放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3)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整体水平较高,且在较长时间跨度中始终保持着增加态势。同时,由于经济基础、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对应门槛区间分布来说,大部分样本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处于较高门槛值水平上,处于低门槛值水平的地区数量逐渐清零。

    1)充分考虑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门槛效应影响,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来说,对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应加强对农村公路、电力、水利、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积极推进乡村电商、智慧水利、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的落地。同时加强数字知识宣传,营造数字创业创新氛围,加强数字素养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队伍的数字认识、数字思维和数字定力。此外,应规范农村产业管理体系与数字乡村保障体系,强化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有序衔接机制,搭建出坚实的“数字桥梁”以促进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而对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数字乡村对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是关键。一方面要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一体化发展,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可应用于现代农业方面,例如气象信息采集站、土壤墒情信息采集站、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站等农业信息收集设备,可以凭借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农业的环境数据、生产数据、市场数据、统计数据等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另一方面要促进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与现代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协同发展,设立农业数字技术开发专项基金,促进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加快领域创新,在农业产加销过程中逐步推广农业数字技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2)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动力来源机制方面,应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积极探索设立支持农村产业融合的投资发展基金,利用好涉农财政的杠杆作用,引导相应资金向农村三产融合的领域倾斜。对民间融资和私人融资方式,要适当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加强风险规避,实时监管金融机构运作,建立起农村民间融资机构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乡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持续推进包容性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产业的均衡化、合理化发展,推动地区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城乡居民的充分互动、友好往来,推动城乡消费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建立农村工业产业园区,引导城镇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农村转移或办分厂,支持家庭农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推进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乡镇的农业工业化进程。在地区贸易开放方面,拟定相关的贸易政策时,要关注到各个区域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根据当地的贸易发展模式、劳动力市场结构,因地制宜地制定针对性的政策,警惕不合理的贸易开放政策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抑制作用。在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应转变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的投资方式,建立多种投资方式并存的投资体系,合理规划投资方向,规范投资流程和管理体系,激活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杠杆作用。

    3)加快协调数字乡村建设,同时应注意数字乡村水平迅速提升过程中容易落入的陷阱。一是要重视数字鸿沟和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为避免出现数字鸿沟,在组织维度方面要助推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数字包容治理,在技术维度方面要增强农村数字资源供给,在行为维度方面,要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参与能力。对于区域差异,可实施差别化、动态化的数字乡村战略,从顶层设计角度制定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政策体系,加快补齐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短板,打破数字乡村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约束。二是建立数字乡村建设保障机制。一方面加强组织管理保障,做好统筹协调、组织推进、考核督导等工作,组织编制数字乡村发展规划,理顺各级任务和职责,避免工作重复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要加强保障人力物力资源,设立数字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引导不同资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充实数字乡村人员配备,加大数字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三是调整公共资源的分配,保障农民的数字参与、数字权利、数字安全和数字服务。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优先向数字乡村建设倾斜,而乡村内部公共资源的分配优先向重点帮扶地区倾斜、向落后村庄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使数字乡村建设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辐射到更广大区域内的农村居民。

  • 图  1   影响机理示意图

    图  2   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门槛分布折线图

    表  1   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具体解释
    农业产业链延伸第一产业总产值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乡村人口数
    农业多功能拓展休闲农业发展情况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第一产业总产值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合计
    农业服务业融合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村人口数
    农业新业态培育设施农业面积占比设施农业总面积/耕地总面积
    农业技术渗透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
    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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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数字基础设施 农村宽带接入比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乡村总人口
    农村人均用电量 农村用电量/乡村总人口数
    光缆线路长度 光缆线路总长度
    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数字农业发展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 农产品网上零售额
    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农业数字基地 淘宝村数量
    数字农村建设 财政支农水平 农林水务支出/财政总支出
    数字生活服务 农村投递路线
    乡村生活质量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绿色生态乡村 生态修复治理投资
    数字农民培育 农业技术人员 所属地区农业技术人员总和
    农民信息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占比
    农村高等教育人数 农村居民家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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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数字乡村发展0.1750.1570.0900.0440.608
    农村产业融合0.1760.1660.0710.0610.587
    传统金融支农强度0.4110.3270.290.0982.263
    地区贸易开放度0.2650.1420.2910.0081.548
    城镇化水平0.5960.5810.1210.3500.89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5.3775.6631.1460.742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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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门槛效果检验

    门槛FP抽样次数临界值
    1%5%10%
    单一门槛12.283**0.03330022.5899.0916.939
    双重门槛10.547***0.01030010.3466.6074.641
    三重门槛2.7180.49030016.73812.8719.426
    注:P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结果,***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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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门槛效应估计值95% 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0.084[0.084,0.165]
    双重门槛0.109[0.101,0.127]
    0.084[0.084,0.093]
    三重门槛0.190[0.067,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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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P 95% 置信区间
    农村产业融合滞后项一阶 1.172*** 0.011 106.400 0.000 1.151 1.194
    农村产业融合滞后项二阶 0.058*** 0.006 9.980 0.000 0.046 0.069
    传统金融支农强度 −0.002** 0.001 −2.250 0.024 −0.003 0.000
    地区贸易开放度 −0.001 0.004 −0.130 0.898 −0.008 0.007
    城镇化水平 −0.054*** 0.010 −5.500 0.000 −0.073 −0.035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0.004*** 0.001 −6.980 0.000 −0.005 −0.003
    数字乡村发展(D ≤ 0.084) −0.014 0.021 −0.640 0.521 −0.055 0.028
    数字乡村发展 (0.084 < D ≤ 0.109) −0.039*** 0.128 −3.020 0.002 −0.064 −0.014
    数字乡村发展 (D > 0.109) 0.009** 0.004 2.470 0.013 0.002 0.017
    常数项 0.030*** 0.006 4.630 0.000 0.017 0.04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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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一阶自相关模型AR(1)与二阶自相关模型AR(2)检验

    模型Z值P值
    AR(1)−1.9500.051
    AR(2)−0.21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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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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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4-01-14
  • 录用日期:  2025-03-04
  •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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