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能源体系中，煤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阿巴拉契亚山脉是美国著名的煤矿区，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但煤炭的采掘也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1]32。21世纪起，以阿巴拉契亚煤矿开采为题材的小说纷纷涌现，它们以生态为关切点展开叙事，揭示人类世中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呈现自然过程的复杂性，揭露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煤炭等能源的采掘对社会和生态产生的巨大影响，深化了当代文学的创作主题。美国文学评论家马修·亨利将这类小说称为“采掘小说”，指出它是“将采掘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影响和成问题的采掘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呈现出来的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2]403。在当前全球环境和能源危机愈发严峻的背景下，采掘小说所描述的能源、生态、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丰富文学研究对象、开辟新的阐述视角、促进社会生态反思有着重要的意义。

采掘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清楚呈现、犀利批判资本驱动下不合理的能源采掘给自然环境和社会带来的慢暴力，而慢暴力是当今生态危机和环境不公的主要根源之一^[3]2-3。慢暴力是生态批评学者罗伯·尼克森在论著《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人们的印象中，暴力往往瞬间爆发、破坏直接，然而慢暴力“逐渐发生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具有延迟破坏性的暴力行为，是通常不被视为暴力的消耗性暴力(attritional violence)”^[3]2。它是一种不断累积、逐渐增量的动态过程，其灾难性的后果不会马上显现，而是经历了一定时间或空间上的跨度才表现出来，比起让人瞬时震撼、惊惧的普通意义上的暴力，这种延迟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更为严重，甚至影响子孙后代。

当代美国作家安·潘凯克（Ann Pancake）的小说处女作《怪异的天气》就是一部反映矿区慢暴力的重要的采掘小说^[4]6。它基于作者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生活经历，以一个虚构的西弗吉尼亚煤矿家庭为视角，批判了矿业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极具破坏性的山顶移除（mountaintop removal）式采矿方法。这一采矿方式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地貌景观，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损害，也给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蕾西和她的四个孩子——班特、戴恩、科里和汤米，露天开采带来的日积月累的生态问题是连接他们故事的主线。小说深切表达了矿业公司在资本驱动下对矿区自然环境的持续剥削和对当地居民的缓慢而持久的伤害，并试图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小说的标题“怪异的天气”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指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矿业开采模式带来的环境退化、气候异变，又隐含着它造成的当地文化、家庭的割裂和人们对矿区家乡态度的分歧，这些都是采矿慢暴力带来的后果。

本文以尼克森对慢暴力的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对《怪异的天气》的叙事手法和主旨内容的分析，探讨该小说如何展现矿区慢暴力的特点，如何富有冲击力地呈现慢暴力带来的各种伤害，以及面对慢暴力人们该何去何从。

一.   积羽沉舟、藏踪蹑迹——矿区慢暴力之形

尼克森认为，对自然环境施加的慢暴力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渐进的、不断积累的，暴力开始的时间距离其不良后果的呈现往往有较长的时间间隔，人类无法在短时间内直观感受到这种“消耗性暴力”的潜在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的人们往往将污染等问题视为正常，将被破坏了的环境看作常态，甚至在暴力持续数年之后才意识到其带来的伤害，然而此时暴力的后果已经积羽沉舟，自然环境早已满目疮痍。第二，由于这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延迟破坏的暴力经常脱离公众的关注，因此慢暴力很难得到政界、科学界和媒体的重视，从而能够藏踪蹑迹，不被觉察和关注，很少被视作暴力^[3]6-9。作为一种参与慢暴力讨论的文化手段，采掘小说旨在以文学形式向大众揭示慢暴力的特点，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怪异的天气》通过巧妙的叙事和修辞，将长期隐蔽的慢暴力现象呈现给读者，增强他们对这些易被忽视的暴力形式的意识与反思。

潘凯克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揭示矿业公司采矿活动开始的时间，而是巧妙地采用了闪回这一非线性叙事技巧^[5]34，结合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意识活动，通过他们的回忆片段和内心联想，让叙述的主线不断在时空中穿梭跳转。这样的叙述方式引导读者穿越过往的种种场景，促使他们逐步拼凑起故事的时间线碎片，更深刻地理解采矿活动对小镇的长期影响。小说伊始，五月份（1999年）爆发的一场洪水席卷了黄根镇。肆虐的洪水夹杂着折断的树枝和石块从山谷间奔泻而下，冲入早已翻腾汹涌的河流中，昔日清澈的小溪像“放了几个星期的奶油咖啡”^[4]16。洪水退去后，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破败的建筑物和残垣断壁，树梢和灌木丛上挂满了轮胎、金属、汽水瓶和塑料等杂物，地面上“坑坑洼洼，泥泞不堪”^[4]15-16。这一场景出现在小说的开篇，读者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但是，通过小说中蕾西的邻居泰勒夫人之子艾弗里以及同事洛丽塔等人的零散回忆，读者可以得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黄根镇遭受洪水侵袭的次数逐渐增多，洪水的破坏力日益增强，洪水发生的时间也越来越反常。“五月洪水”让艾弗里联想到自己大学时读过的一本关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书籍，书中提到的1923年莱彻县洪水、1924年克兰溪洪水、1942年布坎南洪水、1966年阿伯凡洪水、1976年布法罗溪洪水，都和矿业公司的开采活动紧密相关^[4]23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至1999年间，黄根镇连续四年遭受大洪灾。洛丽塔回想道：“从1996年夏季洪水以来，这里已经连续三次遭受如此规模的洪水侵袭了。”^[4]272黄根镇的历史上，通常带来洪水威胁的是七八月的夏季暴雨，但现在五月便开始发生破坏性极强的洪灾。洪灾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异常的气候导致洪水预测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采矿对当地的地质环境造成了破坏。特别是山顶移除式的露天采矿方式，爆破山体产生的大量废渣会堵塞河道、抬高河床，而裸露的矿井遇到大雨还会产生泥石流，加剧洪涝灾害。从小说人物的记忆碎片中不难发现，该地区因煤矿开采导致的地质环境灾害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揭示了这种慢暴力行为的时间跨度和日趋严重的后果。

采矿活动影响的不只有自然环境，它还是当地居民健康的杀手。从主人公蕾西对其父亲健康状况的回忆可知采煤对他身体产生的慢性毒害。她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不知从何时起，他患上了黑肺病。黑肺病是一种因长期暴露于煤矿粉尘环境中而引发的职业性疾病，典型特点是“肺部因煤尘颗粒多年累积而逐渐变黑”^[6]A14-A15。这种疾病悄无声息地侵蚀着矿工们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严重的后果。蕾西无法确切记得父亲何时开始出现咳嗽的症状，但她回忆起自己18岁上大学期间回家时，父亲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而困难。蕾西19岁时，父亲的病情明显恶化，必须依靠氧气瓶来维持呼吸^[4]88。到了蕾西21岁那年，他的咳嗽愈发严重，甚至失去了行动能力，只能终日坐在轮椅上^[4]144，最终因肺病痛苦死去^[4]151。受煤矿粉尘影响的不只是蕾西的父亲，她的丈夫吉米也存在呼吸困难的问题，需要在户外呼吸清新的空气，但污染的空气使他同样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邻居泰勒夫人患有严重的肺气肿，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呼吸声就像机器一样沉重，最后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班特的上司哈伯特呼吸时，喉咙会发出声响，听起来仿佛在说话，只是没人能听清楚他的喉咙在说些什么。黄根镇里有许许多多被煤矿粉尘损害的身体，年纪越大伤痛越严重，因为“时间在决定有毒物质对人体造成的伤害程度上起到了关键作用”^[7]1538。黄根镇居民长期遭受这种由煤矿开采引发的慢暴力，它并非瞬间致命，而是逐步加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逐渐显现，然而一旦显露，后果往往难以逆转。

慢暴力之所以藏踪蹑迹，不仅在于暴力后果的积累往往经历较长时间，同时还在于施暴者的蓄意隐藏。小说中，矿业公司在利益的驱使下，刻意隐藏其破坏性的开采活动，导致这种暴力行径难以被大众察觉。吉米和女儿班特在上山查看矿区情况时经历了重重困难，矿业公司采取了堆土和砍树堵路的方式，遮挡当地居民的视线，切断他们进入山区的通道，竭力阻止他们进入矿区。哪怕当地居民只是偶尔路过，矿业公司仍会派人跟踪，确保他们不会误入矿区。矿区的外围铁栅栏上悬挂着“禁止入内”^[4]15的标牌，矿山犹如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异常严密。矿业公司“即便没有进行煤矿开采和生产活动，也会有保安在附近侦查”^[4]19，山脊上一直有手持望远镜和枪械的守卫^[4]102。矿业公司将当地居民原本用于采集浆果、挖掘野生草药的公共空间非法占为封闭的私有领地^[4]185，从而将会导致慢暴力后果的开采活动悄然隐藏，避开公众视野。因此，正如尼克森所言，资本主义企业作为慢暴力的施暴者，常常采用各种手段来掩饰他们长时间的暴力行为^[3]163。

然而，对于暴力承受者而言，慢暴力并非毫无迹象。泰勒夫人时常抱怨这里正在进行“某种疯狂的煤矿开采”^[4]211。艾弗里从外地回来后去山上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矿山周围的地面呈现出“死尸”般的颜色，溪流破碎不堪，山脉仿佛被人“截肢”，矿井旁的三棵树也变成了“秃头”^[4]238-239。他意识到黄根镇正在经历一种非突如其来的、隐形的、累积的、慢性的、压迫性的、持久的、潜伏的灾难^[4]239。慢暴力的恶果已渗透到这个地方的各个角落。但是，许多身处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本地居民却选择忽视。尼克森指出，慢暴力的“不可见性”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它既可能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压制，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的自愿或无奈^[3]2。在这部小说里，它与后者存在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可能会在主观上忽视慢暴力的存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煤炭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的蓬勃兴起，市场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该地区迅速成为资本主义矿业公司竞相追求利润的重要场所。在此背景下，许多小镇逐渐形成了以煤炭开采为主导的单一经济结构。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矿业公司开始采用更加直接、粗暴但可以节约采掘成本的山顶移除式开采方法。这一开采方式的转变加剧了贫困和失业问题^[8]20，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蕾西和她的家人因失业而背负着沉重的债务^[4]199，他们的亲友或去外地谋生，或留在矿区，靠着在煤矿打工所得的微薄薪资勉强度日。对于仍然留在小镇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煤矿所提供的收入是他们日常生活开销的重要支撑。然而，面对矿业公司的强势地位，他们深知，如果反抗，很可能会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从而失去这份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因此人们倾向于保持沉默^[4]301。经济上的忧虑和生活上的困境使当地居民被迫在恶劣条件下谋生，对于不会导致立即死亡和毁灭的慢暴力行为，他们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媒体对于矿区内部的慢暴力行为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小说中，当蕾西的叔叔莫吉看到煤矿公司的卡车在山区随意倾倒有害废物时，他立刻联系了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环保局的职员每一次都礼貌地承诺会进行处理，但并未实施任何具体行动或采取制止措施^[4]177。蕾西的母亲愤怒地指出政府部门对于当地居民进入山林能采挖多少野菜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定，而矿业公司却可以肆意摧毁这里的每一寸土地^[4]186。在采掘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阿巴拉契亚被视为“资源牺牲区”，对煤矿开采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政府和工业界的决策者都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2]405。消极的刻板印象继而形成，人们开始认为阿巴拉契亚是落后守旧的地区，理应被牺牲^[9]63。当地所面临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关注，还遭受了媒体的忽视和偏见。蕾西观察到，“无论是电视、书籍还是杂志，都没有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或正面描述。在这里长大，你很快就会明白，你所生活的地方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落后”^[4]3。这不只是小说里角色的遭遇，也是作者潘凯克亲身经历的现实：她的乡亲们从主流媒体中得到的信息是，西弗吉尼亚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落后，那里的居民都是乡巴佬。因此，西弗吉尼亚的居民都知道外界对他们的轻视，并意识到他们所遭遇的慢暴力问题很难引起外界的关注^[10]174。政府和媒体对该地区的忽视和边缘化行为，使得矿业公司能够轻松逃避他们应得的惩罚，这是慢暴力在阿巴拉契亚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这种现状和殖民时期殖民主掠夺殖民地资源，剥削当地人民和土地的做法并无差别，是对阿巴拉契亚地区居民的内部殖民^[2]409。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暴力性的采掘活动往往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话语权缺乏的社区。那里的居民被迫接受低廉的补偿，忍受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且在资源枯竭后面临失业和社区解体的风险。这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至上逻辑的体现，是矿业资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对自然生态和弱势群体权益的双重剥削。

二.   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矿区慢暴力之痛

尽管小说《怪异的天气》以人物为核心，讲述的是矿区家庭的故事，但它所要揭示的是阿巴拉契亚地区长期的煤炭开采给当地带来的严重生态创伤。生态创伤“不仅指自然受到的巨大伤害，也可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互动中”^[11]33。临床心理学家蒂娜·阿莫鲁克认为，“自然环境的破坏会使人类与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产生隔离，甚至被迫与他们的家庭、文化和土地分离，这时个体和集体层面上就会产生生态创伤”^[12]28-31。这部小说采用了多样的写作技巧，深刻揭示了慢暴力给自然和当地居民带来的创伤。

小说使用对比手法，展现黄根地区在煤矿开采慢暴力影响下自然生态所发生的巨变。在蕾西的少女时代，黄根镇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这片山林中，四季都有各种可采摘食用的植物和果实，如油菜、木瓜、黑莓、山参、胡桃和核桃等^[4]35。当地的居民可以在森林中捕获松鼠、火鸡和土拨鼠等野生动物^[4]139，孩子们则常常在小溪中畅游^[4]149。然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矿业公司的开采方法越来越简单粗暴，在浅层煤炭资源被挖掘殆尽后，开始使用大型机器进行山顶移除式的开采，使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灭顶之灾。成年后的蕾西经过她和父亲曾经一起垂钓的小溪时，除了麻木，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感觉^[4]271。山变了模样，山体遭到破坏，四处都是被砍伐的树木^[4]58，残存的树枝光秃秃的^[4]91，枯树的数量正逐年上升^[4]176。那些曾经在山林中随处可见的动植物，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昆虫也难得一见。除草之外，其他一切都已消逝，但草的颜色也不再是从前的绿色^[4]213。班特认为，这座山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去、消失、被埋葬”^[4]330。黄根地区的今昔对比让读者看到，山顶移除式开采影响了各种生命形态和物种的生存，给黄根地区的土地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些损害日积月累，后果和影响难以估量。

小说大量使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形象揭示了煤矿开采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的创伤。例如，多个人物使用“屠戮”（slaughter）一词，来描绘他们目睹山顶上的树木被随意砍伐时的内心感受。班特震惊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砍倒，整个森林被清理掉，以便为采矿腾出空间。在树木被“屠戮”^[4]212后，黄根镇不断受到飞石、灰尘、洪水和火灾的侵害^[4]309。当艾弗里行走在树木被“屠戮”的区域时，由于失去了森林的遮挡，七月的阳光从各个方向照射进来，让他感到眩晕^[4]212，他觉得自己也是被“屠戮”的对象之一。作者把原本用于人或动物的“屠戮”一词用到了树木上，让读者感受到，树木也有生命，也正在经历一场浩劫。不仅如此，山顶移除式煤矿开采还直接导致山体被切割、被截断。在英文原文中，作者使用了“截（肢）”（amputate）这个词。班特注意到“黄根山的山顶被完全截掉，挖掘机在剩下的平地上碾压”^[4]165，已经无法识别黄根山的边界^[4]166。“amputate”一词让读者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场景：山顶移除式开采犹如一把利刃，将山脉拦腰截断，切割得面目全非。黄根镇的生态悲歌反映了能源资本的入侵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环境的巨大影响：由政府支持的资本家们无视山脉对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一味攫取煤炭资源，最终摧毁了动植物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煤矿开采慢暴力的受害者远不止自然界本身，矿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生态同样受到了侵蚀，小说中多次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法来深化这一主题。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小镇的名字——黄根镇。黄根是一种在当地极为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壮，呈黄色，具有消炎抗菌的药用效果^[13]151-153。蕾西的母亲形容它的外观像“耳朵背在后面的兔子”^[4]166。在当地，人们用它制作漱口液治疗咽喉疼痛和牙龈感染。正是由于它的多种用途和功效，小镇也取名为黄根^[4]166。然而，由于山顶移除式煤炭开采导致的植被破坏，黄根在该地区已经消失无踪，这个曾经代表健康的名字如今成了矿业污染导致的各种疾病的缩影。与此同时，黄根镇居民的生活和心态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里的居民原本靠山谋生，生活稳定^[4]35，但随着矿业公司的不断涌入，当地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带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和改变^[14]203-205。蕾西和吉米经常因为他们对煤矿开采的不同看法而争执不休。班特对父亲被动且胆小的态度感到反感，却将满腔的愤怒和沮丧无端地发泄在了母亲身上，责怪她说：“是你嫁给了他，你怎能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呢？^[4]82”戴恩则因自己孱弱的身体和收入微薄的清洁工工作而感到深深的自卑和内疚。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科里，大洪水对年幼天真的他而言是“福”不是祸，因为洪水过后的小溪就像沃尔玛超市里的大通道一样，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而且“所有物品的价签上都写着‘免费’二字”^[4]25。他对机械兴趣浓厚，每当他看到矿区的重型采矿车辆时，脑海中总会浮现《星球大战》里那辆威风凛凛的战车^[4]163。然而，被矿业公司的车辆迷得神魂颠倒的科里，却在偷偷驾驶邻居塞斯组装的四轮机车时，不幸在一个充满有害化学物质的矿坑中溺亡。科里的悲惨遭遇暗示了那些被忽视的环境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的每一处伤痕最终会在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采矿企业并没有给黄根镇的居民带来福祉，反而使他们的家园沦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牺牲区。在此过程中，当地居民话语权日渐式微，成了连基本生存权都被无情践踏的弱势群体。这种以带动地方经济为名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实则是对阿巴拉契亚地区人民环境正义的严重践踏，充分暴露了采掘资本主义推行能源霸权、实现帝国扩张的本质。

三.   追求正义的环境运动——矿区慢暴力之解

面对慢暴力，矿区人民该何去何从？小说通过多视角叙事，展现了不同角色在环境破坏面前的复杂处境以及对慢暴力的反应和应对策略，逐步揭示唯有从被动的忍受转向积极的抗争，通过组织集体力量开展环境运动，才能有效应对这种暴力现象。

在讲述主人公蕾西的故事时，作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因为她的心路历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矿区人民对慢暴力从无知、迷茫到觉醒的转变。蕾西的故事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史，也是矿区人民逐渐觉醒和反抗的象征。最初，当蕾西在工作场所偶然听到黄根镇小溪被污染的消息时，虽然心中有所察觉，但仍试图用“这里的水依然像记忆中的水一样清澈”^[4]265的谎言来麻痹自己。然而，当小儿子汤米从溪流中捡到一条死鱼并带回家玩耍时，她震惊、恐惧，并立刻让女儿班特用肥皂彻底清洗汤米的双手^[4]266，以免儿子被有毒物质感染。从同事邓基和洛丽塔那里，蕾西得知导致这些鱼类死亡的有毒物质包括铅、砷、镉、铜、硒、铬、镍等，她还了解到山顶移除式煤矿开采对黄根镇造成破坏的真相。蕾西逐渐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只追求经济利益、不考虑环境成本的开采行为，黄根镇将面临更大的污染和破坏^[4]274。于是，蕾西开始鼓励大家反对矿业公司的山顶移除式采矿。在二儿子科里不幸溺亡后，蕾西的抗争意志更加坚定，她不畏矿业公司的言语攻击甚至持枪威胁，毅然决然成为了阿巴拉契亚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力量。潘凯克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蕾西，是因为在阿巴拉契亚矿区，许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对家乡所遭受的慢暴力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像蕾西一样，逐渐明白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留下来战斗，阻止煤矿公司的暴力行径。通过她的声音，读者能够深入体会当地人民的焦虑、愤怒、无奈和希望，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蕾西的女儿班特的故事，同样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揭示了年轻一代矿区居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抗慢暴力的决心。班特从小就对家乡的自然充满好奇和热爱，喜欢到野外探索自然的奥秘。然而，随着煤矿开采的加剧，她目睹了家园的毁灭。站在被挖成一个“可以容纳三栋房屋”的大“碗”形状的矿山上^[4]352，班特的内心充满了震惊和痛苦： “我觉得这样的破坏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伤害……仿佛他们正在摧毁你内心深处支撑你的所有东西。”^[4]103她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此时的家园正遭受着无尽的灾难。班特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儿时在山顶树林中欢乐嬉戏的画面，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到之前的模样^[4]353。因此，班特坚定地选择留在家乡，与母亲蕾西并肩作战，共同对抗矿业公司的暴行。蕾西工作的“乳品皇后”（The Dairy Queen）餐厅，逐渐成为了该地区环保主义者的聚集地^[4]268，他们在这里对煤矿开采造成的危害进行了详细的记录，给政府议员写信反映情况，给环保部门打电话寻求帮助，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组织游行示威，通过这些方式揭露、抵制慢暴力，使这些原本被掩盖的灾难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激发整个社区的觉醒和反抗。蕾西和班特作为争取环境正义的代表，团结矿区人民展开的有组织的斗争，正是作者潘凯克所认为的矿区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以第一人称发出的声音，也是潘凯克想要通过这部小说传达给读者的信息。

与蕾西和班特的坚定抗争不同，科里和戴恩的故事则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展开，呈现他们出对慢暴力截然不同的态度。小说中，科里的脑海里唯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对周围的环境毫不关心。当班特将他带到山上，让他看看采矿对家乡环境造成的破坏时，科里的眼中只看到一台“巨大、壮观的挖掘山石的机械设备”^[4]164，他的溺亡是对慢暴力视若无睹的悲剧性后果。班特的另一个弟弟戴恩敏感、胆怯，五月洪水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创伤，12岁的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认为自己即将面临真正的世界末日^[4]74，最终选择与父亲一同逃离家乡，漂泊异地。这种逃离虽然暂时避免了面对破坏性的现实，但却以牺牲家乡和身份认同为代价。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作者得以运用细节描写和从旁观者视角，多层次地揭示矿区问题的复杂性和山区居民在面对慢暴力时的多样反应。这一叙述方式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阿巴拉契亚人不应放弃对这片土地的依恋，对环境问题冷漠无视或崩溃逃避不可能“拯救自己”^[4]356。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需要更加积极地觉醒与行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权益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为矿区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为一种缓慢但持久的伤害、压迫或痛苦，慢暴力问题可能不易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或社会遭受的负面效应逐渐累积。在当下这个追求即时满足和媒体文化快速更迭的时代，慢暴力因其非即时和非突发性的特点，很容易被忽视^[15]1。如今，环境破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通常是不明显的、逐步加剧的慢暴力行为，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样的慢暴力，如何将这种慢暴力的“受害者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人们对慢暴力行为的认知，以及它如何得到解决”^[16]2。潘凯克的《怪异的天气》是对当代慢暴力问题的生动刻画，它揭露了采掘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即从人、土地、文化和生命等要素中攫取价值、营养物质、能源、劳动和时间，而不考虑污染、废弃物、气候变化、疾病和死亡等随之而来的问题^[17]153-156。这部小说也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尽管追求环境正义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但阿巴拉契亚人并未屈服，团结一致为人民和土地的权益进行抗争，是他们摆脱慢暴力的唯一出路。

《怪异的天气》所描绘的慢暴力对当前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也具有深刻的借鉴与警示意义，即人类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关注那些长期的、看似微小的影响，对环境进行持续、细致的监控，积极预防潜在的负面累积效应，而非只在出现突发事件或危机时才采取措施。同时，它告诫我们，人人都有权享有清洁的环境和健康的生活条件，在开发、利用资源时要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区的权益，切不可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环境和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