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林业史研究中，东北地区的森林占据重要地位，对它的讨论多集中于林木砍伐导致的地区森林变迁史、科学林业的地区发展史等方面，成果纷繁，如王长富的《沙皇俄国掠夺中国东北林业史考》、陶炎的《东北林业发展史》、王希亮的《近代东北森林开发史话》等。这些研究突出东北地区大面积原始森林的砍伐史，聚焦林木采伐对地区林业开发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们更关注“伐”却忽视了“植”，关于东北地区植树造林史的研究不够充分。因此，本文基于可以搜集的档案材料、近代方志、林业志资料，结合专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晚清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植树造林 ¹实践进行探索。

一.   清朝末期的地方性造林尝试（1897－1911年）

因开发较晚，又缺乏文献记载，东北地区最早的造林事业已无法考据。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清朝中后期，黑龙江省内少数地方已开展植树造林实践，到清朝末期，部分地区的人工营林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这段时期，植树造林活动的主体主要来自民间，如为建庙、修墓、道路美化而植树的民众；也有地方官员主导的造林活动，他们通过栽植树木发展地方实业、增添个人政绩。

一   植树造林活动表现

在黑龙江民俗中，植树常与丧葬有关，“而发冢一事，亦时有之。土无片石，凡葬处，亦有植树，间立碑碣”^[1]49，“（蒙古部落）台吉、贵族，均择地修墓，植树看守，与汉人同”^[2]255。清乾隆四年（1739年），墨尔根北路驿站站官崔枝蕃在嫩江城郊建造家族墓，种植了2 000余株红皮云杉，被认为是黑河地区的造林之始^[3]337。建庙也常需莳花植树，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杜尔伯特旗旗庙建成，定名为乌勒穆吉·特古斯·巴雅斯吉郎图·查干黑得，汉译为富裕正洁寺，旗庙建造者派人到内蒙古北山移来樟子松树苗栽于该地，精心栽植抚育，另种有榆树，逐渐形成一片人工林^[4]201。

清朝末期，诸如墓植松柏、园林造景的民间植树活动仍在进行。光绪二十三年到二十九年（1897—1903年），为修建中东铁路，沙俄先将沿路两侧的森林全部伐光，后又要求已完工的沿线站点实施植树，铁道两旁逐渐林木繁茂。比如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富拉尔等站^[5]190，以及杜尔伯特旗的小蒿子火车站（今杜尔伯特站），各站居民不仅采集本地榆树种子，还从外地移来杨树树苗，在车站和铁路两侧百米内栽植，这些树木不仅美化道路，还成为防风带，能够减弱大风对建筑的影响。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林业”作为一种有别于“农业”的实业种类受到关注，林政渐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提出：“实业之兴基于植树，植树因材而笃，首重栽培，近者东西各国注重林政，造林伐树，无不学有专门。”^[6]69秉承林业与农业相辅而行的理念，徐世昌在奉天开办种树公所，并聘请德国技师为顾问，栽种国内外树秧200余万株，他还对植树造林卓有成效者予以奖励，促进各地植树造林活动的。当年，五常厅通判史苏鼎铭积极响应，请奖植树，在辖地插柳14 500余株^[7]208-210。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颁发《推广农林简明章程》，号召各地采取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的方式进行造林，黑龙江省“叠经通饬各属劝谕绅商辨别土性所宜，采择嘉植，随时课种”^[8]367。同年，宾州厅新任知府李澍国发布《劝谕各区栽种树木告示》，在全府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栽榆树、杨树、柳树、杏树等40余万株，并设立农林实验场地，栽树1 600余株，以资示范^[9]412，他还责令巡警对森林进行防护，另刊印树木保护规定资料，向民众发放。

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黑龙江铁路公司与东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合同开始，沙俄攫取中东铁路沿线的伐木权，修建铁路的枕木、建筑、燃料等用材全部无偿取自山林，致使铁路沿线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同时，大量移民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迁入黑龙江，其生产、生活用材导致城镇周边山林树木数量锐减。只伐不栽现象唤起地方有识之士的反思：“任意摧残，施不时之斧斤，听自然之消长，取之不禁而培之无方，必致取用易竭，生材日耗，此森林一业不急筹整顿之方也。”^[10]16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颁令各地，“……历年采伐无节，渐失旧观。现已将该处森林区域详悉调查，并立保护章程、轮伐方法，严饬地方官实力奉行。又饬劝业道编纂森林警察讲义，加入乡镇巡警课程之内，俾将来分派各学均有保护森林知识”^[11]290。于是，黑龙江省大力开展人工造林活动，各府需提交官员组织植树的数量、面积记录，作为官吏考核的一项依据。五常府、密山府、依兰府、阿城县等地纷纷参与，造林多处^[12]214。其中，五常府针对只知采伐、不加培植的现况给予建议，拟令划出森林区域，采择养护，查明销场、运道，绘图贴说、评定报部；兰西县制定《种树章程》十条，规定推选本地士绅作为种树会董，会同县巡警局区官长劝导乡民植树，每棵树木需立牌记录种植者信息以便查验，章程还规定未栽足数量者受罚，树董劝种树量多者受奖^[8]301。

二   植树造林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清朝末年黑龙江省实施的植树造林活动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作为清朝皇室的“龙兴”之地，黑龙江长时间处于禁封状态，因此“山深林密，土旷人稀，生产之数多，需要之数少，故森林为最盛”^[13]2748，但长期以来，这些“以林为生”的官员并未真正意识到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加之受限于经济现实，重砍伐而轻栽植。清朝后期，为解决边疆危机和财政缺漏问题，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发东北的森林，例如在齐齐哈尔创办黑龙江木植总局，开发大、小兴安岭，以此鼓励伐木事业，从中收取大量税银^[14]139。虽木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它们“承领森林始有限制，而林业仍不易振兴也”^[15]1505，而且植树造林的实施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当地方经济不振时，植树造林便浅尝辄止。二是黑龙江地广人稀、天气苦寒，比起地方管理、社会发展，该省更倚重边地防戌、疆土保护，且“受气候地理环境的限制，税收较少，财力不足，实业发展缓慢，没有专门的管理实业的机构”^[16]18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均将林业纳入行政管辖之列。其中，奉天省设有劝业道，负责包括林业在内的全省实业；吉林省创办林业总局，由负责全省实业的劝业道管辖^[17]47；黑龙江省林业先由归善后局管理，待度支司成立后，“全省实业，各森林、渔业、矿产，原归善后局管理者则尽归（度支司）监管”^[18]1885。

二.   民国时期的植树造林探索（1912—1931年）

民国初期，西方林业思想的引进和传播、一系列森林法规的颁布、各级林务机关的设立，为植树造林的大规模实施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的植树造林活动，既有对造林奖励与考核章程等过往政策的延续，也有发布政令设置植树节、举行植树典礼、培育苗圃等新举措的推行^[19]165。在黑龙江省各地的林业管理机构及政策法规得以完善的同时，省内各级政府又通过宣传教育、全民动员等手段，不断扩大植树造林活动的社会影响。

一   植树造林活动表现

1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植树造林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初步确立主管林业的行政机构为实业部农务司。当年三月，北洋政府又将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个部门，林业由农林部下属山林司主管，北洋政府还发布具体的林政方针：“凡国内山林，除已属民有者由民间自营并责成地方监督保护外，其余均定为国有，由（农林）部直接管理，仍仰各该管地方官就近保护，严禁私伐。”^[20]71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森林法》，其中规定：在三十年内造林者可免除造林地区的税费，造林或经营林业卓有成绩者能得到奖励。后续出台的《造林奖励条例》列出造林有成绩者的奖励实施细则，以鼓励造林、加快国土绿化^[21]1120。同年十月，黑龙江省行政公署颁发《黑龙江省林业局试办章程》，其中第14条规定本省林业局应履行“择地造林，设立苗圃事项”^[22]874的职责，该局还应指导各地兴办苗圃、培育苗木。翌年四月，绥兰道苗圃建立，场内设有针叶树、阔叶树、果树、柞树和桑树5个试验区。一个月后，占地64亩的龙江道苗圃建立，圃内培育有白榆、白杨、水曲柳、胡桃楸等多种苗木，其中少部分用于自造林，其余皆以低价或免费的方式向民众分发，“以示提倡，普及造林”^[23]511。黑河道于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成立苗圃，并首次订立《黑河道立苗圃章程》八条。这些苗圃的建设经费或由省政府财政厅解决，或由道属各县、设治局筹集与分摊。但各苗圃的苗木存活率较低，为解决该问题，时任黑龙江省省长鲍贵卿提出：“北寒之地，果树只宜酌量试种，不可注意全于此。嗣后务须选择气候相宜优良树种育之……”^[3]345依照该指示，各苗圃根据各地的气候条件改良树种。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24]112，他认为建造森林能防止水灾和旱灾，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民国四年（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规定了每年的清明节为植树节。植树节有县政府安排的集体性植树活动，如包括兰西、巴彦、五常在内的二十余县，每年植树节时动员千人，在公路、公园、寺庙等地开展植树活动^[23]543；也有个人的栽植，如嫩江县，植树节当天，由政府官员、大户人家在机关单位、家宅庭院四周自行植树。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南京国民政府将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并将造林运动列为七项运动 ²之一，各地公署上行下效，尽力倡导栽培树木。同年，“东北易帜”发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东北三省也被纳入植树动员的范围，又因清明时节土地尚未解冻，东北政务委员会遂在谷雨举行植树仪式，举办相关活动。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谷雨，奉黑龙江政府命令，克东县设治员召集农、工、商、警、学各界举行植树典礼，栽树423棵、3.2亩，该县还规定此后每年春天植树一次，并制定城内各街道植树管理条例和细则^[25]112。

2   日益多元的民间营林实践

民国时期，官、公田产私有化得到迅速发展，原为宗室庄田、八旗地产及屯田的大量土地被转入私人地主手中^[26]285，这些新兴的私人地主既有官僚和士绅，也有军阀、发贷的商人。根据“林随地走”“山跟田走”的原则，普通农户可向垦务局报垦，取得一些私有土地和森林产权^[27]67。随着林地所有者的增多，林地所有权从集中变得分散^[28]76。土地产权关系、经营秩序的改变也促进了地方的植树造林实践，民国六年（1917年），大赉、汤原、嫩江、巴彦各县设有多处私有林场，其中巴彦县有五区，全部种植经济用材和薪炭材^{[29]1057-1061}。

从民国初年到日本实施侵占前，黑龙江省的民间私人营林活动日益多元：有居民为开荒而植林，如林甸县东南称为“大树林”的地方，林内多为居民开荒后栽植的榆树；有居民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而植林，如呼兰县腹地的林木被砍伐殆尽后，居民补植杨树和榆树，以供炊薪^[30]331；也有居民为应对自然环境或发展木材贸易而造林，如他拉哈站南地一家大地主，从肇州、大通采购杨树枝干，采用“埋地格子”的方式种植防风林45亩以及甸子边、荒地内用材林375亩^[4]201。这些私人造林多出自“地方有识之士及笃实农家之手……虽无政府之指导奖励，亦能自行发展”^[31]641。按照《东三省国有林发放规则》等相关规定，私人栽植林木的所有权归于个人，这更激发民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利于后续林政的推行。

二   植树造林的特点与成效

民国时期，黑龙江的植树造林活动具有一些特殊性。民国初期，相比其他省份，黑龙江林业资源开发较晚，且森林资源相对充足，农业尚未兴盛。由于军阀割据、派系纷争，黑龙江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省级政权机关及其内部机构的设置变化无常，因此仅在绥兰道、黑河道和龙江道设立苗圃，摸索适宜本地的植树办法。奉系军阀控制黑龙江后，国内外局势骤变，伴随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移民的大量迁入，黑龙江的农、林业得到快速发展。商业扩张与自然资源开发导致大量林木被砍，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于是，出于生态、民生、经济的多重考量，从地方政府到民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植树造林活动。

政府主导的造林多为国有林和公有林，号召民众广泛参与，所植树木多用于园林绿化。黑龙江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成效可参考部分地区的栽种记录：黑河苗圃栽种的800余株树苗，存活的不足250株；林甸县于城街各处种植杨、柳、榆等树，不足一年，所栽树木均因干旱而枯死，第二年当地又广植洋槐，秋季时树苗已高有尺余，历经一个冬季，树苗悉数冻枯，第三年改种柳苗，成活率不足一半，种树数年却毫无成绩可言^[32]28。植树造林成效甚微的原因，一是“每年各省、县，仅选择附近山地，或原有林木区，种植少数不相干的树苗，事后的保护或补植，则很少注意，树苗的成活率如何，也多不问”^[33]421；二是植树造林活动的参与者常为官员、学生等非专业人员，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多栽培不得法。与政府主导的造林相比，民间植树成效更佳，不仅植有古迹、住房所需的风景林，还植有固土、防沙、护岸所需的保安林，也有满足薪炭、木材贸易所需的经济林。然而这种以民众个人或家庭为主体的栽植，仅能造出“斑块”的树林，因为“栽培森林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生产，因之而使资本流转的期间就延长，所以对于私人来经营是不利的……小农经济是没有力量在十二年至十四年前预先支付它的劳动”^[34]32。

三.   “伪满政府”管理时期的科学植林实践（1932—1944年）

“伪满政府”管理时期，日本采用“砍光头”和“一扫光”的手段对东北的森林实施狂采滥伐。为了保证可以持续地掠夺森林资源，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日本在黑龙江省分阶段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初期，日方不断宣传爱林、护林观念，号召各地民众实施城乡绿化；进入财政充足的中期阶段，“伪满政府”制定中长期造林计划，确立多种林业经营方式，实行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的科学植林；到后期，日本主导的造林活动推进缓慢，为扭转颓势，“伪满政府”又引入民间资本进行林业开发，但收效甚微，科学植林实践停滞不前。

一   植树造林活动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地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日本开始一步步地控制和掠夺东北的林业资源，包括积极推进林业生产，不仅完善各级林政机构，还开展更为普遍的造林活动，使官、公营造林以及民营造林均有发展。植树也成为一种主要的实业项目，日本以此拓展殖民地的经济开发范围，将东北作为战略物资的供应基地，为它所实施的侵略战争而服务。参照既有研究^[35]129-132，“伪满政府”管理时期黑龙江地区 ³的植树造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题为教化民众实施城乡绿化。因前期财政困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未实行造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伪满政府”规定每年谷雨为植树节，号召各地自行开展植树活动。如巴彦县等地，每逢清明前后，由当地居民在荒山隙地、河堤园边开展植树绿化活动^[36]322，杜尔伯特旗泰康县公署还向植树造林者提供资金补助。“伪满政府”在青冈县、呼兰县、黑河县、通河县^[37]133等地设立苗圃，为民众的植树造林活动提供栽植用材，责成“伪警察署”及林业机关保护所植树苗。相关管理部门还根据各地的需要开展植树宣传周，在“国”有林所在地组织爱林会，向民众宣传爱林、护林的重要性。然而，这些所植树木仅集中在城镇街道、游览场所等地，受益者十分有限，且因栽植者相关知识不足、管理者管护不善，所以“造林总不见林”^[38]175。在农村地区，除天然次生林外，更是“十里不见树，百里不见林”^[39]184。“伪满政府”采取所谓的“民地官木制”^[40]388，使全部森林归为“国”有，严重打击了乡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为建构计划开展多途径造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伪满政府”开始实行“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伪满”林业部门制定《造林计划要纲》和《造林实施要纲》，确定“国”营、公营、民营和特殊经营四种经营方式，对造林的目标、次序、机构、统制等作出明确规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伪满政府”又制定《“国”营造林实施要纲》《治水造林二十年计划》《地方造林实施要纲》，其中《地方造林实施要纲》要求各地加紧营造农村准备林、农村牧野林和县有林，由造林公司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共同管理指导，主要目的是增加地方财政收益。同时，日方还组织开拓民在各开拓地建造防风林，计划每户造林2 hm²。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伪满”国务院通过《全“国”造林事业振兴方策要纲》，计划在东北地区开展“全盘造林”计划，即100年内造林2 200万hm²，具体的安排是第一个10年完成造林300万hm²，第二个10年完成造林400万hm²，于是，除特殊地区，均有地方行政官署强制民众造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黑龙江造林事业的最盛期：讷河县预定“三十个年计划”，务使县内绿化面积达到总面积的1/10，苗圃所产苗木用于农村用林、县有林河纪念林^[41]301；绥滨县公署指令当地居民植树45亩，绥滨县警察署还责令大同村一带村屯，沿公路两侧栽植行道树^[42]171；嫩江县根据第一期造林计划，在清明前后，安排机关工作人员、商人、居民参加植树，完成“伪满政府”指派的造林任务^[43]183；林口县公署招募劳动力在青沟造林千余亩^[44]190；孙吴县公署营造两块落叶松人工林，共计150亩^[45]167；兰西县在呼兰河垧地建造护堤林^[46]120；等等。这些造林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公营造林、城镇绿化最为显著，但实际造林面积与原定的计划造林面积相差甚远，以东北全境为参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实际造林面积仅不足计划面积的四成^[40]244。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造林缓慢推进直至停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人力、财力、物力的三重压力使“伪满政府”再无“国”营造林之力，一般性的造林事业陷入停滞，日方造林的首选是与国防和农业有关的国防林、防风林、农村备林^[47]388。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共荣造林制度”出台，日本开始利用民间资本在东北地区实施造林，不论“国”营、公营还是私营，只要能快速且有效地造林，日方便为之提供奖励。“共荣造林制度”还规定了收益分配方案：地方行政官署所管辖的“国”有或公有林野，若有民间共同出资经营者，收益为官民七三分配；对于地方行政官署与民间出资经营者共同经营的私有林野地，收益则为官民三七分配；而“伪林野局”“伪林野署”代替地方行政官署与民间出资经营者共同经营时，官民收益各占一半。日本还发放专项贷款，并向种植户给予造林补助费用，以加大民间造林的力度。此阶段植树造林效果不佳，如兰西县记载本地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种植防风林84 000 m²，但只栽不管，林木渐毁^[46]120。

二   植树造林的特点与效果

与民国政府边实施边探索的植树造林实践不同，日本侵略者在黑龙江开展的造林活动更具计划性和系统性。第一，开展科学的调研。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日本组织“日本山林会”，以航空摄影的方式调查林木资源，随后又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实地调查，以获取黑龙江地区森林的实况，同时收集气象、地势、土壤、地力等各项数据，选择适宜各地种植的树种和种植方法。第二，进行统一的栽种。日本不但统一了各地区所植树木的种类，还统一了培育苗木的质量要求，“通过仔细地播种、栽植和砍伐，从而制造出一个便于林业官员清点、管理、测量和估价的森林”^[48]10，并借此种栽植方式生产出稳定的、规格一致的木材商品。吸取德国、瑞士等国家实行人工栽植更新法的失败教训，日本提出“天然更新法，胜于人工造林”，即利用林木自身的繁殖力或再生力实现林分的更新。天然更新法更适用于“周围有相当森林”的地区，优点有二：一是可以提高森林生产力及保持地力，二是与人工造林相比成本更低。

帝国主义实行殖民地林业开发时，既用锯子伐树，又用铲子植树，林木的培育和栽种也成为他们实施殖民统治的载体^[49]7。具体体现如下：日本以森林的再生产控制殖民地社会，通过剥夺本地居民森林所有权的方式完成帝国的不断扩张；日本将森林视为一种经济性资源，开展植树造林旨在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和剥夺，更忽略了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科学植林实施的本质是日本将东北地区的森林作为“试验场”，他们借此探索不同的管理方式、造林技术、经营手段等，将成功的实验成果用于本国的林业发展，却由中国人民承担一切的代价。因此，在“伪满政府”管理时期实施的植树造林活动中，承担植树劳动的是中国民众，享有所有收益的却是侵略者自己。

通过较为持续的造林，黑龙江地区的造林面积与数量并不算少（见表1）。但这些林木的栽种量远低于日本伐木的数量，如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东北地区的森林面积减少了16.43%，森林蓄积量减少了11.13%^[50]128。而且，受时局变化影响，日本不断缩减造林所需的资金，导致苗木缺乏后续保护，林木的栽种质量日渐堪忧。“日本时代的实验林，内部都不完整，多处已遭烂伐；树木伐去之后，野草丛生，使幼树无法生长”^[51]110，这再次说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曾订立的科学林业管理已化为乌有。

表  1  民国二十一年到民国三十二年（1932—1943年）黑龙江地区造林实绩

“伪”省别	“国”营造林			公营造林			绿化运动造林			私营造林			公司营造林
	面积/hm2	株数/千株		面积/hm2	株数/千株		面积/hm2	株数/千株		面积/hm2	株数/千株		面积/hm2	株数/千株
龙江	1 033	3 069		5 230	23 143		1 385	5 839		558	2 702		715	2 739
北安	2 751	8 250		1 534	8 553		1 265	4 343		845	3 567		242	1 245
黑河	2 791	8 373		1 117	1 992		333	938		27	45		0	0
三江	1 894	5 547		3 938	6 041		1 057	2 525		273	1 069		644	2 379
牡丹江	2 826	8 478		1 813	2 640		505	1 354		161	613		0	0
滨江	1 519	4 557		2 812	11 430		1 146	5 625		149	851		509	2 719
合计	12 814	38 274		16 444	53 799		5 691	20 624		2 013	8 847		2 110	9 082
注：统计数据摘自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撰写的《林产》一书，其中，公司营造林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煤矿”、“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下属“满洲坑木株式会社”及“满洲拓殖公社”的造林，私营造林指前项以外的公司营林及组合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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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启示与新阶段实践

晚清民国时期，黑龙江省植树造林的实现路径如下：第一，清末，外部侵略势力不断侵扰北疆森林。面对森林的大量消失，清政府已无暇顾及，由东三省的主要官员予以应对，他们主导植树造林活动，并建立保护林木的章程、探索栽植方法。黑龙江多地的地方官员亦步亦趋，尝试开展植树造林实践，以此发展地方经济和积累个人政治资本，但总体上是伐多而植少。第二，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设立有相对完善的林业管理部门、经营机构，政府不仅出台自上而下的林业法令规范，还发布政令设置植树节、开展全民植树活动、设立植林专用苗圃等，不断培育民众的植树意识。同时，民国政府实行地权和林权变革，该举措不仅确定了国有林的发放方式，也加大了树木的栽植力度，黑龙江省多地出现地方官员主导的国有林、公有林栽植，以及来自官商和农民个人的私有林栽植。这些植树造林实践既有生态层面的考量，如栽植森林以调节气候、预防水患，也有社会层面的考量，如通过林业建设满足民生和实业发展之需。虽然该时期开展了更加多元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植树质量欠佳、木材消费更盛，植树多年却没有大片森林出现，“拱木之材终不易成千丈之木也”^[52]48-49。第三，“伪满政府”管理时期，日本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同样是设立植树节、开展全民植树活动、培育植林专用苗圃等，但其在栽植林木前进行了更加科学的调研和规划，使栽植面积有所增加。但在后续的实践中，一方面，日本砍伐树木的速度远快于栽植树木的速度，造成林木数量的急速减少；另一方面，日本实行地权和林权的“国”有化，扼杀了民间私人植林的可能性，虽然在后期尝试引入民间资本，但已无法挽回颓势。日本实行林业“开发”的目的是搜刮和掠夺林木资源，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也仅是确保侵略和掠夺的可持续性，仍是身为侵略者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践踏。虽然日本在科学植林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栽植的苗木缺乏持续性维护，质量不佳，造林收效甚微。

然而，不论是清末、民国时期，还是“伪满政府”管理时期，从林业开发中直接获利的是地方官商阶层、外来侵略者，植树造林更成为“展现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现代化手段”^[53]160。普通民众不但越来越难以从植树造林行为中受益，还遭受殖民者的抓捕、摊派、雇佣等剥削压迫，他们在条件艰苦的山林中从事极其繁重的伐林、植树劳役，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下逐步丧失生存空间。地方政权的不断更迭，以及个体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使晚清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植树造林实践未取得应有的成效，总是造林却不见林，如此循环往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对木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1946年，黑龙江省政府 ⁴首先恢复了林业生产，主要工作是收集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困山材和漂流木^[54]345。依照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东北解放区森林暂行条例》和《森林保护暂行条例》^[23]633，黑龙江省、松江省等在实施森林资源保护的同时，为人民群众划定砍伐、放牧等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既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进行义务植树，还有国营森工系统开展的大量造林活动。根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确提出的“谁种谁有，伙种伙有，村种村有”的造林政策，黑龙江省各地以村为单位，召开群组大会，宣传造林的益处，组织农民进行植树，苗木由国家贷给，农民种植并进行抚育管理，树木收益按二八或三七分成，农民得大头，国家得小头^[23]551。针对所植树木成活率不高的问题，黑龙江省林业厅派出工作组进入各地，对村民进行树木栽植的指导，并引导育苗、造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机械工具的改革。这些探索总结了晚清民国时期植树造林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使所栽植的林木成为百姓的“致富树”，充分调动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第二，采用科学种植方法，确保植树造林数量的同时提升其质量；第三，重视树木的维护，避免重栽轻管或只栽不管的不良现象；第四，在广大乡村宣传植树造林，提升民众兴林的意识和觉悟。这些植树造林实践不仅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增加了林木的蓄积量，还有助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进山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促进地方经济繁荣、民生改善。自此，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并举，推动造林事业不断进步，黑龙江省的植树造林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