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性议题，生态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和挑战。置于地缘政治格局和环境政治语境的双重框架下，各国围绕环境与生态话语的较量与角逐从未停止，环境议题的背后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博弈^[1]。

环境与生态的话语建构及传播，是我国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和引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我国在国际环境治理谈判与博弈中的发言权、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然而，我国生态环境议题的国际传播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挑战和困境。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采用“进步”话语建构了一个“同质化”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全球仍然处在西方建构的概念世界里，“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依然存在，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祛除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蒙蔽之魅”“神秘之魅”^[2]。中国在国际环境政治舆论中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今世界国际传播秩序由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在基础设施、制度规则、观念文化、内容平台等维度形成了既有国际传播范式^[3]，这些皆是重构传播秩序和争夺国际话语权所要克服的障碍。

生态环境议题的国际传播路径、机制及经验研究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路径。既有研究大多基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传播视角，讨论国际传播路径^[4]、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5]、生态文明国家形象建构等^[6]。本文聚焦国际传播场域，探讨西方视角下国际话语主体对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话语建构与传播机制。以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年以来与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相关的报道文本，构建媒介话语语料库。基于建构主义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以话语为分析单位，结合实证研究，重点回答以下问题：《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报道呈现出哪些话语表象与主题？采用了哪些策略来构建话语机制？又塑造了怎样的话语势能？这些报道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传播具有哪些经验与启示？

一.   文献回顾

在讨论此议题前，理解话语如何在媒介中传播、如何通过话语塑造权力关系，是探讨环境传播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的关键所在。建构主义话语观强调，话语不仅反映现实，更在塑造和构建社会现实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媒介话语作为社会现实建构的重要载体，直接影响权力结构的形成与维持。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可以进一步分析环境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如何与权力互动。

一   话语与建构主义话语观

话语是言说者借助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与受话者之间进行意义交流的过程。^[7]，也可以理解为“在特定语境之下，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通过能指和所指的不同结合，实现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指，体现国家、集团或个人的话语权”^[8]。建构主义话语观认为，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建构的，是各种文体规则、叙事元素、权力资源的配置和再生产，是意识形态的重新编码^[9]。在话语建构的理论分析和实践中，媒介话语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媒介是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呈现者，报纸、电视、网络中的媒介话语都蕴含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构成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10]。媒介话语不仅折射出社会现实，还揭示了语言、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费尔克拉夫指出，新闻报道中的媒介话语反映了一定社会权力和阶级关系，媒介话语不断重复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读者设置了框架，最终实现主体的权力诉求^[11]。媒介话语分析基于建构主义话语观的理论视角，认为媒介话语并非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地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因此，媒介话语分析遵循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研究范式^[12]。

二   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

具体到环境传播领域，话语是建构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文化、哲学命题的表征，不同的环境话语为保持自身的完整性，通过排他的方式，经由政治建构和学术建构，规约“环境”的内涵^[13]。例如，在国际传播的视域下，中国气候传播集合了科学、政治等多元议题，是一个全球共识性议题，是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增强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路径^[14]。而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内容生产、技术标准、法律规制等方面主导了国际传播的运行规则，通过建构政治性较强的主导性议题框架，为后发国家设置了“话语陷阱”^[15]。已有研究中，漆亚林等^[16]基于建设性新闻的理论视角，提出环境传播话语实践中的建构主体观念、环境话语修辞策略、环境传播的社会动员等具体路径。戴佳等^[17]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和框架分析，对比中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媒体关于境外固体废物禁令的报道，发现各国媒体的话语方式体现了环境正义与发展正义的分歧，以及各国本土伦理与全球伦理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徐明华等^[18]通过中印两国雾霾议题的政治化框架建构，总结西方冷战对峙思维及地缘政治“亲疏关系”影响下建构的东方国家形象差异，体现出西方国家在环境议题上的霸权性建构。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议题，较少涉及整体性和历时性的系统讨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推动了生态文明领域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展现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当前亟需从整体上把握西方传播主体对中国生态话题的话语建构，深入分析其话语建构机制和实际传播效果。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西方话语对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塑造过程，还为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实证经验。

二.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语料库搭建

在语料与样本的选择上，本文以《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作为国际传播秩序的主导国家之一，美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媒体之一，倾向自由主义立场，代表精英阶层的观点。在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场中，《纽约时报》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而其报道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Factiva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以“China”“ecology”“climate change”“carbon emission”“environmental”“gas”“global warm”等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词语为关键词，检索2012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删除不相关文章，共获取129篇新闻报道组成语料库。

二   研究方法及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从语篇中选取典型的“话语模式” ^[19]，具体策略包括识别主题词、关键词，并通过词频统计和搭配分析来挖掘文本特征，进一步考察话语是如何建构的^[10]。Jensen^[20]指出，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更有利于进行全景式的词汇统计、词汇间结构相关性统计，同时结合了质性的论述分析，例如对文本各部分的语义逻辑连贯性进行贴近阅读分析。词汇统计是语料库分析的起点，能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特殊的语言使用偏好^[21]。语境脉络分析法是连接语料库量化统计和话语分析的重要中介，这这一方法需将词汇置于其语境中加以检视^[22]，并通过索引和交互参照的方式进行分析^[23]。结合Morley等^[24]提出的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实际操作程序，本文采取以下分析步骤：首先，对语料库的词汇进行频率统计，并对词汇出现的脉络进行判读，归纳出这些词汇反映的主题和特殊意义；其次，结合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对主题进行贴近检验；最后，通过分析判断反复检验结论是否正确。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本文主要使用Python软件对文本进行处理和分析，包括对文本的预处理、关键词分析、主题聚类分析、可视化处理等。

三.   研究发现

总体而言，《纽约时报》对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环境领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开，例如中美气候谈判、中美领导人会谈、国际领导人峰会、国际会议以及环境领域国际协定或公约的制定等。这些报道的关注度显著受中美环境谈判、环境合作、协议签订及美国政府环境决策等环境政治事件的推动和影响。此外，《纽约时报》还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专门报道，涉及环境污染、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问题，且多呈现负面立场。从议题设置的角度来看，《纽约时报》围绕中国生态环境的报道通常嵌入中美关系、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秩序等政治框架，始终未能跳出中美二元对立的格局，且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讨论存在较为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具体到话语建构层面，其报道在词汇选择、语义网络构建、主题呈现等方面体现出以下特征。

一   话语文本维度

对语料库文本进行停用词删除、分词等预处理后，对高频词进行筛选，去除无实际意义的词语，经过多轮评估最终提取100个高频关键词，包括中国（China，Chinese）、气候（climate）、碳（coal）、排放（emission）、能源（energy）等（见表1）。

表  1  排名前十的高频词

编号	词汇	频率
1	China	2 292
2	climate	1 155
3	coal	968
4	emission/emissions	855
5	country/countries	720
6	energy	602
7	change/changes	583
8	world	543
9	carbon	486
10	power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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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这些高频关键词及其前后搭配词句进行处理与特征提取，识别高频名词短语，并分析其指涉的话语主体。此外，对这些高频名词短语进行情感分析，以获取话语建构的情感。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纽约时报》主要围绕环境变化、碳排放等关键议题，以政府、政治人物为主要话语主体，讨论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主张、中美关系变化、各国的环境责任等政治性议题。基本的情感分析得出，《纽约时报》总体上采取了正面和中立的立场，对待生态环境议题主张寻求国际共识。但在“中国”“北京”等相关名词出现的时候，负面情绪出现的数量相对较多，说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议题报道，没有跳出中美二元对立格局下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潜在负面预设框架。

使用情感与文本挖掘系统ROST CM6 软件和 Python 软件中的 pandas 库对文本数据进行处理^[25]，结合基于情感词典分析的文本分析方法，对语料库中文本的情感极性和强度进行评估。在分析过程中，首先通过情感词典匹配对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处理，为每个词汇分配情感分值，并根据这些分值计算文本的总体情感极性（正面、负面或中性）及其情感强度^[26]。接下来，选择目标词，分析其左右邻近词的情感极性，并统计这些词汇的出现频率，进而评估目标词在上下文中的情感极性和强度。针对中国生态环境议题题的国际报道，整个语料库中提及“中国”（China）一词的频率为3187次，其中负面情感的分布为618条，占比19%。这些负面情感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空气污染、水污染、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发以及碳排放等问题的描述中，其中负面情感较强烈的词组如描述中国夏天的气候为“极端热浪（extreme hot wave）”，将中国称为“污染大国”（large polluter）等，反映出报道中对中国环境治理现状的批评较为强烈。此外，负面情感的表现也与西方舆论对中国环保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质疑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语料库中提及“美国”（the United States）的频率为542次，其中负面情感分布为70条，占比13%。这一结果表明，尽管报道中提及“美国”的次数远低于“中国”，但相关文本负面情感的比例美国明显低于中国。整体来看，这体现出西方舆论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敏感性和恶意批评，尤其是在中国面临环境治理压力和国际环境责任的双重挑战下，这种批评声音尤为明显。同时，对报道的情感分析显示，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加强环境政策执行力和提升国际社会信任度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最后，从文本形式及消息来源看，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和政治活动方面，除常规新闻报道外，深度报道居多，且多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纽约时报》除了专门报道中国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记者撰稿，还有较多评论文章，作者包括美国国内政治人物、环境问题专家、学者、评论员、独立机构人士等，基本代表了美国精英群体的意见。这与《纽约时报》本身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二   话语主题维度

在对文本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后，本文首先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方法，挖掘语料库中的潜在多元主题。接下来，识别并区分各主题下的高频关键词，利用概率模型分析每篇文本的词语构成，最终确定与之相关的主题^[27]。经过反复训练，通过寻找分布参数，最终确定与中国有关的四组主题，即能源产业发展、能源减排政策、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谈判合作（见表2）。

表  2  与中国有关的话语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	关键词	频次		主题	关键词	频次
能源产业发展	coal	968		能源减排政策	emission	855
	energy	602			carbon	486
	Chinese	572			global	445
	power	446			gas	398
	government	329			plan	293
	plant	311			policy	290
	solar	290			greenhouse	217
	company	199			cut	215
	the world	194			fuel	206
气候变化问题	Beijing	298		国际谈判合作	president	330
	pollution	256			official	264
	air	196			Obama	259
	rise	190			agreement	221
	water	104			leader	207
	scientist	86			Paris	180
	temperature	83			Mr. Xi	147
	flood	72			lead	146
	heat	60			Biden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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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产业发展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我国承诺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国家战略、产业及税收政策等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我国重点发展化工、钢铁、电池和电子等行业，对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大量投资，成功实现了能源产业转型，并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关键矿产等绿色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围绕这一主题，《纽约时报》建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市场话语框架，将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塑造为对英美市场规则的破坏，例如“通过政策补贴降低清洁能源产品成本，中国的技术和成本优势不利于欧美市场的发展”^[28]。如此一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碳减排及加速全球摆脱化石燃料燃烧等的贡献被遮蔽，或者被转换为大国竞争关系给美国带来的产业或就业风险，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能源产业发展主题的话语建构，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视为新的经济威胁，进而发展为保护美国市场利益的主张，亦与美国国家政策导向保持一致。而中国在能源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则被建构为国家和政府过度“集中”的权力和资源调配，并且引导市场的不良竞争^[29]。这样的话语建构背后，实际暗含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恶意批评，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发展模式的二元对立，进而与符合西方社会语境下的“普世价值”议题形成话语构连，形成“话语接合”^[30]。

2   能源减排政策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1]中国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并将全国目标向地区分解落实并实施考核，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碳排放、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较为关注，但对中国的减排政策更多的是持负面批判立场。对能源减排问题的话语建构，除了质疑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不足、缺乏清晰路径措施之外，更多与能源消耗问题构连。例如，在报道中国领导人设定的减排目标时，《纽约时报》将其与中国的大量钢铁厂、水泥厂、燃煤电站和高耗能工业相联系，将中国塑造成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报道也提到中国提出的“碳中和”和“碳达峰”减排目标，但在话语建构过程中，将这些承诺与中国领导人对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相联系，暗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下，节能减排政策可能会被搁置，进而隐含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难以兑现承诺的表达意向^[32]。这一议题通常与潜在的经济问题相联系，通过描述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矿产过度开采、生产安全等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业进行负面的建构，制造中国经济放缓、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等负面论调。总的来说，《纽约时报》在能源减排政策这一主题的话语建构中偏向负面立场，恶意强化了对中国“第一污染大国”“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等的负面国家形象建构。

3   气候变化问题

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世界正经历着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给人类当代及未来生存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和挑战，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包括空气污染问题在内，《纽约时报》关注了中国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包括雾霾、高温、洪涝灾害、干旱等。在具体的话语建构中，《纽约时报》对中国出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归因与解读，多与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较高、污染较为严重的负面环境形象构连，突出表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冲突。例如，在一篇关于中国夏季气候炎热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不仅讨论了气温上升的问题，还进一步将气候议题引向中国的能源使用和煤矿开采等方面。报道提到，由于空调用电激增和工业用电需求上升，中国电网面临严重压力，导致沿海多地出现停电问题，并引发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此带来的紧急断电不仅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还对高层建筑内的工人和工厂安全构成威胁。通过将电网负荷过重与能源消耗高、碳排放量大的叙述相结合，报道强化了中国过度依赖高耗能产业、忽视安全与环保的负面形象^[33]。气候变化问题也是自然和科学问题，但《纽约时报》在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中，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足，而是更多地与争议性的话题联系，片面强调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进而遮蔽了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4   国际谈判合作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至关重要。气候变化议题是中美之间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也是反映中美关系转圜的重要领域。《纽约时报》对中美气候外交主题较为关注，尤其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历了三位不同总统的轮换，在地缘政治和贸易争端的复杂背景下，中美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阻碍了气候治理合作方面的进展。《纽约时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主张两国共同肩负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为国际社会作出表率。《纽约时报》关注中美高层政治人物和相关政治活动，侧重分析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政治外交主张，例如在不同阶段，对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策略的呈现，强调中美应达成共识并加强合作的立场^[34]。但《纽约时报》在进行话语建构的同时，亦倾向于将气候治理合作问题与涉及我国主权问题的外交议题联系，使容易引起争议的政治话语形成联动，消解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正面形象。例如，在报道中美两国于202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COP26会议上达成的未来十年化石燃料减排协议时，《纽约时报》将此合作与华盛顿和北京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报道暗示，该减排合作议题实际上隐含更复杂的政治因素，且相关问题难以解决。这种关联弱化了协议的气候治理合作目标。通过将这一合作放入泛政治化的框架，报道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与西方主流观点的对立，强化了中西方在诸多议题上的“背道而驰”之感^[35]。

三   话语机制维度

《纽约时报》对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报道本身具有一定的话语机制，并通过话语文本维度和话语主题维度的呈现，使这一机制更加完整。首先是泛政治化核心话语要素机制。分析有关中国生态环境的报道文本可以得出，生态环境议题与主张通过话语建构被赋予了特殊的显著性，话语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相较于其他新闻价值要素更加明显，其次才是具体议题与生态环境的科学相关性。尽管生态环境问题属于科学的范畴，应该与更广泛的外交、政治问题分开处理，但《纽约时报》建构的话语却常常涉及对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议题的探讨。这种政治化的话语要素很容易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安全等各个方面，与其他议题相互构连，在西方语境下与其他话语要素共同形成有关中国的完整的“他者化”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进一步嵌入到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价值体系、利益动机之中，影响受众的环境意识形态建构，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国的综合认识与评价、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程度等，甚至进一步与“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污名化话语融合。实际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负面话语建构，不仅加深了西方语境下的受众对中国污染问题严峻、中国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等负面形象的错误认知，也是对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否定，进一步巩固了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的“二元对立”框架，从而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

其次是国家主体利益话语机制。在泛政治化核心话语要素机制的基础上，《纽约时报》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建立了国家主体利益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集中关注中美在生态环境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突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国际环境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强调大国合作与承担，但实际上话语背后的权力主张依旧是指向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尽管国力的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的转变以及绿色科技水平的领先，使中国在国际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但在《纽约时报》建构的话语中，美国依旧是规则制定的主导者、中美合作的主要推动方，《纽约时报》维护了美国的话语主导地位。例如，在2023年报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访华并建议中国加大气候融资投资的文章中，《纽约时报》将美国置于话语中心。尽管报道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减排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但报道通过数据对比、引用美国气候专家的研究等策略，塑造出美国更加积极履行承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而描述中国远远落后于既定目标。同时，报道虽然提到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但又强调其制造业规模远超其他国家，不仅强化了“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建构，还隐含对中国未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错误引导^[36]。二是注重对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的环境气候政策变化相关的报道，例如着重讨论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及其他政要发表的环境主张，使其成为话语主体，通过政治话语的建构，将美国塑造为生态环境议题的中心主体。这样的机制维护了美国在中美环境合作中的话语权，呼应了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策略。

最后是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生产机制。《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其社会影响力来自自身对西方式新闻专业主义及新闻伦理的坚持，包括独立的采编政策、客观平衡的报道立场、对新闻机构在美国社会发挥“第四权力”作用的信奉等。尤其是在深度报道方面，《纽约时报》在各个细分领域都有专业记者长期深耕，这些报道刊登之后，能在整个西方舆论场域引起重视，被其他国家的媒体转载、讨论，进而形成舆论势能。除了机构本身的新闻生产，《纽约时报》亦重视评论板块（Opinion）的内容建设，邀请社会各界的精英群体撰稿。这些评论文章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能对社会舆论和受众认知产生深刻的影响。多元主体参与话语生产的机制，以及话语的专业性、权威性与观点性较强的特点，即便是平台媒体与智能媒体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权力结构，《纽约时报》依旧能保持舆论影响力和传播效能。

四   “他者化”形塑与话语霸权

通过文本、主题和机制的话语表现形式，《纽约时报》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置于既定的政治框架中，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实践进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审视，将原本中性的生态环境议题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象征性政治资源，借助媒介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实现了话语置换，进一步将中国塑造为“有别的他者”。这种话语建构方式包括：将全球生态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因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进程，夸大中国的气候变化、污染问题等，突出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忽视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和合作解决的现实；将中国环境治理的成功实践边缘化，对中国的生态建设成就淡化处理甚至选择性忽略，即便提及也往往伴随“中国威胁论”的语调；双重标准的隐性运用，对于中国因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以严苛的标准进行评判，放大问题的同时，对自身的环境破坏和能源消耗则轻描淡写；对中国“绿色发展”话语的抵制与排斥，在报道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战略时，常以“宣传工具”或“表面承诺”来评价，否定其内在逻辑与全球意义。

媒介话语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实践，国际社会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大众媒介及其话语共同建构起来的。作为一种全球化话语，生态环境议题是国际政治与舆论场域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立场共同塑造的结果。话语在影响和塑造国际关系格局的同时，也深受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与支配。围绕生态环境的一系列负面符号化话语表述及建构，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的体现，更是通过媒介话语塑造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借助生态环境议题，《纽约时报》塑造了中国的“另类他者”形象，削弱了中国生态环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正当性，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在生态环境话语权上的霸权地位。这种话语霸权，实际上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逻辑基础上构建的简单化东西方对立二元论与相对主义。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还强化了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同时，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应主动构建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突破简单二元对立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这一范式不仅强调国家内部及国家间各类社会行动主体的整合，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阶级双重分析框架，以全面把握知识范式、话语机制和传播体系的运作与构建。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传播应更加注重多维度的视角，超越单一的、固化的对立框架，推动更加包容、多元、动态的全球话语体系发展。

四.   结语与讨论

本文以《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话语主体对中国生态环境议题的话语建构与传播。基于语料库的实证话语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在话语文本、话语主题和话语机制三个维度上，构建了完整的话语要素生产与意识形态塑造、议题关联与扩散、传播与舆论势能积累的综合话语机制。这一机制深刻嵌入西方世界与中国二元对立的政治框架，同时延续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他者化”的话语建构逻辑。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仍占据全球传播格局的主导地位，全面主导着全球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我国国际话语权与国家综合实力之间长期存在不匹配的困境，而这种“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37]。基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他者化”建构及其在国际传播场域形成的话语霸权，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期提升我国生态环境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

首先，应完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报道机制。在国际社会的公共传播实践中，我国应主动调整媒体角色，积极引导报道议题的转换和语境的转型，使生态环境议题的报道更具科学性、专业性和多维度性。具体而言，在报道中，不仅应关注环境保护本身，还应深入探讨生态治理背后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南北国家的资源分配不均、气候变化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独特影响等。此外，可以将生态环境与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关联起来，关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长远影响、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的威胁等内容，从而为受众提供更加全面的背景信息。通过丰富议题维度，报道不仅要更好地展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担当，还要引导受众从全球视角思考生态问题，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推动构建跨越国界的生态环境合作共识。

其次，应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之路、生态环境问题泛政治化的对外传播之道，我国需要进一步凝练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传播机制。在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治理原则的同时，广泛吸纳多元话语主体，如科学家、环境专家、智库、企业、环保组织及意见领袖等，拓宽话语网络和传播渠道，丰富传播的语义和意义体系。通过构建有效的“我者”叙事策略，打破欧美国家主导的“他者”叙事和话语垄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最终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实现中国生态环境叙事的共通、共情与共鸣，使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更加深入人心并获得国际共识。

最后，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提升中国全球环境治理方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生态环境议题的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既反映了各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博弈，也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理念的不断演变。中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使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六个坚持”理念，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根本遵循^[3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中外生态文明观之间的“双向性交流互动”，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地球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引领作用^[38]。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国生态环境话语国际传播应制定科学、系统的传播战略和策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注重中国治理方案的传播，强化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建设，推动共识性话语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本文以媒介话语为单位展开实证分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仅选取了《纽约时报》作为话语生产主体，未能将其他西方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等传播主体纳入作对比研究。其次，本文对媒介这一主体本身的内生性变量（如编辑资源、政治立场、新闻价值等）的考察不足，未充分探讨西方新闻文化及整体舆论传播生态的影响。最后，本文主要聚焦话语微观路径的研究，尚缺乏对宏观层面政治、经济变量的深入分析，且对话语建构的历时性考察也有待扩展，尤其是不同时期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等。对以上三个维度的进一步考察，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中国生态环境话语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