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集中于哲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阐释则较为薄弱。相应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贡献，也主要聚焦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则涉及较少。实际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它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融入了生态维度。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从以下方面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更鲜明的人民性

社会生产的目的究竟何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或它的转化形态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服从劳动者的需要和利益。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生产的一切和一切生产革新都应该有利于劳动者本身。”^[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愈加鲜明地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 。习近平还指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3] 这里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

习近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体现于多个方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确地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更鲜明的人民性。让我们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民性的一系列论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4]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群众天天生活在环境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4] 。“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4]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中，不仅可以领悟到他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强烈的人民性，而且能够把握到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的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充满着人文情怀。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基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具有丰富的内容。首先，从社会生产来看，走出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的是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提供给人民群众，强调的是要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并突出了对生态环境的美好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超越了资本逻辑转而以人本逻辑为基础。其次，从社会生活来看，把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使环境与民生紧密关联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但把自然或生态环境纳入民生范围，而且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基本、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反复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摒弃西方工业文明那种无止境地向地球索取的无底线的消费主义，就是为了使人的发展真正超越被物欲化的 “单向度”的人，创造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全新存在方式。最后，从人的主体作用发挥来看，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事业，注重培育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动员全民参与，形成全面共治的格局，把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具有了更加丰富和现实的内容。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而“两山”理念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只要看一下“两山”理念的逻辑起点就一清二楚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的逻辑起点就是致力于破解经济发展中因环境破坏而危及人的基本生存这一问题，空气、水、土壤等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物质资源，这一理念要求所有这些物质资源能有效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这一理念拷问了“经济发展究竟为了谁”的基本问题。“两山”理念实际上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满足资本的扩张逻辑，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山”理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的基本立场，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的需要的思想，鲜明地突现出来了。

要认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以人为出发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明白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的“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的“人”，说到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现实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一般人的抽象。按照这一“抽象”，每个经济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标。正是这种“理性经济人”使生态环境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否定了一切思辨哲学之“抽象人”预设，也瓦解了自由主义之“原子式个人”假定。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的人正是在现实社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具体的人^[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这一现实的人的基点上，展开了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全部论述，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思想。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绿色化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内涵

在马恩经典著作中，尽管蕴含着“生态经济”的思想，但没有直接出现过 “生态经济”这一概念，更没有使“生态经济”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强化和丰富了其“生态经济学”的内容，使“生态经济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构建以生产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绿色化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生态经济化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的一个要点就是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而“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就是生态向经济转化。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说明生态具有经济价值和经济功能、生态效应具有经济效应、生态竞争力和优势就是经济竞争力和优势，把绿色化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力和经济增长点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化是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力源时，就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根基，与此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9]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没有绿色发展体系的建构，就没有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而且具体地阐述了如何建构绿色发展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这是首次如此明确而具体地把绿色发展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绿色化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绿色发展观，而绿色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旨在揭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但长期以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客观规律没有加以充分的重视甚至被严重忽视，这就是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走保护生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之路的规律，而真正把这一客观规律揭示出来并“补充”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去的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由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出了这一客观规律，我国相应地形成了一种新经济形态——绿色经济。随着绿色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依靠消耗大量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局面，一种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开始建立起来了。对这样一种用保护生态和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新的经济形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吗？更不要说现实的操作了。

由于经历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来获取经济发展的惨痛教训，人类终于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终于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要。但是实际上，总体来说，人类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还没有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中走出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实现两者的“双赢”提供理论依据。而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做出重要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重大成效的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标志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0]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则集中阐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两山论”说到底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为了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做到相互发展、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1]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所作出的判断，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他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内在统一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什么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做出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新定向。正是这一新定向，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倘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传统的那种只是增加物质财富的现代化，那么我们确实只要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就可以了，但倘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标志和内容，那就不单纯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既然我们下定决心既要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又不能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起码使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伤害生态环境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建设。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大建设”之中。这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向经济转化的理论，破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把这种“发展”与“破解”的理论成果贯彻到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融入经济建设就是要使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共荣发展；融入政治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融入文化建设就是使生态文明成为文化建设的新引擎；融入社会建设就是要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动员与参与机制。正是借助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找到了一条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实践功能就是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绿色发展体系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之中，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当今中国形成了。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素，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是生产关系，但它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属于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甚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什么是生产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艾思奇就这样说道：“什么是生产力呢？生产力就是人类通过使用工具来向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13]

于光远也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14]。蒋学模更是把生产力直接定义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他还指出：“它表明，人们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时，拥有什么样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利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去怎么作用于自然界，来实现预定的目的。”^[15]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什么是生产力这一耳熟能详的“定义”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人首先必须尊重自然，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来从事活动，只有这样，人的改造与征服活动才可能取得成效，否则不仅破坏大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身。客观现实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人类的“改造”“征服”自然的活动首先必须要尊重自然，遵从自然规律，这就是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真正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这一定义做出修正和发展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生产力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且也与保护自然、改善自然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的定义。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产力应被重新定义为“人们在尊重自然，依据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改造与征服自然的能力”^[16]。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定，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力量，那么，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一切阻碍生态环境改善的行为，都是在损害生产力，当然也在损害社会发展的根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改写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定义的同时，也补充和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内容的设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要素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创新与发展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内容的创新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理念，这是把生态环境也纳入生产力的范畴，即赋予生态环境生产力的属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之一，可以把生态环境视为“劳动对象”，但是生态环境仅仅作为劳动对象时才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作为劳动对象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并不能包含整个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生态环境是生产力，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的理论：其一，生产力是生态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而并不是它作为劳动对象才成了生产力；其二，所有的生态环境都可以被视为生产力，而并不是仅仅作为劳动对象的那部分生态环境才是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的范畴，赋予生态环境生产力的属性，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侧重于对生产资料基本属性及其生产关系的研究，从社会领域扩展到了自然领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生态环境视为自然生产力，强调保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可以发展自然生产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不仅能够发展自然生产力，而且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时，我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相关贡献的认识也应随之深化。实际上，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当通过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发展自然生产力时，实际上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这正是贯穿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不仅提出生态自然环境作为劳动的对象、劳动的资料，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而且也指出，“自然力……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17]，劳动生产力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这是把生态自然环境视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研究者，忽视了自然生产力，忽视保护生态自然环境能促进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更为无视保护生态自然环境还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领悟到他实际上不仅正视保护生态自然环境能促进自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看到了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可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告诉我们：只有在生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得以保证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潜能才能充分展现，劳动效率才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贡献就是把“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意义时总是把“保护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关系的中国话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8]，这一句恩格斯的名言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名言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说明，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力作用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19]。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紧密相连的高度，提出了“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把保护和发展生态生产力结合在一起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大特征。相应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保护生态环境与改善生态环境的紧密相连及保护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紧密结合。

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联系在一起，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和财富观

不能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生态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价值，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态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价值，主要是指对人的经济价值。那么，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对人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吗？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的一种财富仅仅是经济财富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论述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更强调对人的社会价值，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和财富观。

只要仔细阅读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意义的论述就可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点确实是良好生态环境对人的巨大的社会价值，他总是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多重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形式、大众福祉联系在一起。在工业文明社会，绿水青山往往被异化成一种与人相对立的东西，一旦它被绿色发展实践所洗礼，它就将作为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出现，从而重塑为金山银山般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这样说道：“我到海南去时，就对海南的同志说，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这里使得“绿水青山”在基本自然属性之上又附加了丰富的社会属性，正如他所说的，这样就能够“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0]。既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具有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客观效用的物就是财富，那么生态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物”，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效用，它怎么不是人类的财富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的新价值观、新财富观，不仅改变着人类看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方式，也影响着人类理解和度量国民财富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对美好生活具体目标的解释，充分地体现了他十分重视生态自然环境对人的社会价值及其所带来的精神、文化财富。我们且看一下他的相关论述：“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4]

习近平特别地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唯GDP英雄论”的批判中，从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奋斗目标的具体表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的解释，而且也可以领悟到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由于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在他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份量，更可以深刻地把握到他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价值观和财富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的“财富观”可以称为“绿色财富观”。财富观是人的价值观的一种反映，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绿色财富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基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而提出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思想的理论出发点。“两山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绿色财富观的核心，“两山论”的提出就是对传统的物质财富观的否定，标志着财富的界定、财富的衡量、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绿色财富的本质就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4]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财富观认为生态环境也是人类的财富之一，认定绿水青山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最基础也最珍贵的财富，确实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的测度，是以劳动价值作为依据，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得到了接受和认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一方面在于把“自然价值”补充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之中，弥补了劳动价值论的不足，另一方面体现于阐述了“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意涵。

鉴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即将经济效用作为发展的测度，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面临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挑战和渗透，习近平总书记则把重点放在论述“自然价值”的重要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回答这种对“自然价值”的忽视。习近平总书记用平实的语言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一棵树、一片森林，没有人类的劳动照样在生长、在积累生态财富，并可转换为人类的物质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实际上是在强调自然在国民经济体系财富创造中的贡献，使自然资产在没有人类活动或劳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自我保值增值，这显然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突出“自然价值”的同时，并没有轻视“劳动价值”，而是把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歌颂劳动的伟大、肯定劳动的意义的论述到处可见。实际上，造成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赋予自然财富真正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

马克思曾经告诫过人们：自然资源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17]。后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当年的这一告诫多有远见！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让我们重新面对马克思的这一告诫，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仅以经济价值或交换价值作为财富评判的唯一标准，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自然价值”的贬值。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0]，必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10]，实际上就是要把他所创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财富观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和新发展观，创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方式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2018年 5月18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这篇讲话中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10]他在2019年4月28日《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这篇讲话中又说：“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10]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对我们反思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发展方式也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主要矛盾一直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应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的理解也产生了扭曲和偏差。这种扭曲和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把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方面的发展；其二，把经济的发展直接视为目的而不是视为手段，忘记了经济的发展是为实现人的需要服务的。这就造成如下的局面：片面的发展方式论证和支撑着扭曲了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式理论，而扭曲了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又指引和影响着片面的发展方式。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纠正这种片面的发展方式，从而创新和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的，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1]的战略目标。这种新发展理念改变了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22]邱海平教授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23]。鲁品越教授也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总纲”和“主线”^[24]。

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时也使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曾经的边缘化问题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方式确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实践和中国的范围。

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他的新发展观的五大要素之一，新发展观除了绿色发展之外，还有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这五个方面多多少少都曾有过论述，但确实缺少对它们的完整说明，特别是对其内在联系的探讨更是少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贡献在于不仅提出了发展的五个要素，而且对它们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做出了深入的揭示，尤其是就绿色发展与其他四个方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绿色发展与其他四个方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将其他发展理念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即让创新成为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源动力；协调服务绿色发展，即把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展速度与效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开放推动绿色发展，即通过进一步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绿色发展；共享融入绿色发展，即借助于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的绿色产品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发展与其他四个方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同时也蕴含着“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体地说就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仅需要观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需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还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的教训，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的污染治理经验，分享中国成功“转化”的经验，更需要把绿水青山作为社会公共资源，为社会共享，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所有这些，都可见之于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提出的绿色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做出如此详尽的阐述，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没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这两个概念，并把这“两化”作为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发展的主体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探寻了以“两化”为主体的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发展方式建构模式。可以说，这一建构模式已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深入探究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理念在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式理论的过程中，导引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不可否认，中国原先的现代化道路是以西方现代化发展实践为经验参照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以后，走出“现代化的西方陷阱”是中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必需，为此中国必须寻求符合中国社会内生逻辑和规定性的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观照的绝非仅仅局限在字面层次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而是广泛涉及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理念，把中国引上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