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阐释和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具有原创性贡献。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性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架构和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自然界本质入手，强调自然的原初性、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进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路径，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单是一个财富积累与分配的过程，更应是一个生产生活与生态相协调、发展与保护相统筹、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统一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生态良好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支撑和前提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治国理政中具有战略性地位。

一   创造性提出了生态本体论，深化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本体论，具体表现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

1   “生命共同体”理念

“生命共同体”理念主要强调自然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如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各自然要素之间通过物质能量的交换和转化，彼此相互依赖、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统一的生命循环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1]12，呈现了多样性的生命共生状态，山水林草等共同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只有各要素维持密切的相互促进关系，且保持自然界生命网络的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才能保持和谐稳定。一旦某些要素失衡，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紊乱，自然各要素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阐明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机统一性，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前提基础^[2]23-29。

2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表征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特质，是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创新性表述。

首先，这一理念意指人类生存和发展须以自然为基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225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为前提，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1]225反之，“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3]，因此，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其次，这一理念强调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非自然而然的，尤其在当前亟须一个构建过程。众所周知，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人类从外界汲取的资源超过了自然的容量，同时，排出的废弃物超出了自然的承载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断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遭到了破坏。“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4]13人类只有遵循自然界的演进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把自然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方可在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中实现生产、生活、发展的有机统一，最终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的文明发展道路^[5]30-38。这不仅应该是理念的认知，更应是实践的推进，人类要自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3   “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旨在从多个维度规范人类实践，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6]。这一理念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规律与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要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视角。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人本主义视角，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应当把自身的实践活动限制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范围内”^[7]1-8，不能超越生态共同体的安全边界和底线。这要求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生态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保护，确保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第二，要推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新模式。这一观点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的传统观念，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与后劲。因此，必须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推进全球发展绿色转型与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有机结合，为实现生态良好与经济繁荣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第三，要实现全球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新愿景。这一观点超越了单一国家利益的局限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4]99，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理念强调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坚持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原则，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二   创造性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上，还表现在时间维度上，进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一，从空间维度来看，增加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内涵。党和国家对人类文明构成要素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由最初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发展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涵盖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1]8，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整体性文明形态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五个文明”上，生态文明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一环。这一新要素的提出，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需遵循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本质要求。毫无疑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8]73-79，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环节。

第二，从时间维度来看，表明了人类文明日益跃迁到一个新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6]，“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4]13。回溯历史，与人类文明不同的样态相一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期，因生产力低下，人在自然面前非常弱小，受各种自然力支配，人类敬畏、顺从自然，匍匐在自然面前。在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自然成为被剥夺和汲取资源的对象，人类开始超越自然，位居自然之上。在生态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革命性变革，扬弃了以上两种样态，呈现出和谐共生的特点，这是人类文明的跃迁，是人类文明展现出的新形态。

三   创造性提出了绿色发展理论，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绿色发展最初作为发展理念之一，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并列，构成了新发展理念。随着实践的推进，绿色发展理念演化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时代拓展^[9]15-25，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首先，在对发展模式的认知和选择上，绿色发展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模式，改变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传统生产消费方式，实现了从“竭泽而渔”到“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根本转变，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发展观的根本变革。其次，在对发展路径的研判和抉择上，绿色发展重塑了我们对构建经济体系的理解，强调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能源体系的低碳化。具体而言，必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10]，并致力于建立清洁低碳与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上措施不仅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路径。此外，绿色发展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新的理论框架。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11]，这要求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与环境生态问题。整体而言，绿色发展理论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塑造了新优势。

第二，绿色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融通互促的发展。绿色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12]3-9。在生态层面，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在经济层面，绿色发展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有机统一，旨在构建生产和生态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共同体。“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4]29，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在社会层面，绿色发展关系民生福祉，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迫切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多元发展目标。因此，生态保护、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三者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   创造性提出了战略地位论，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先后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安排，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凸显了其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作为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互融合、促进，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其他四大建设的基础，也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的关键。在当前及未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30，这都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应对和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大江大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指出，“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4]，包括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加强监管考核等。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之大事”，不仅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和民生福祉，更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认识反映了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战略思考，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解。

第二，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美丽中国建设提出到2035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对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的战略安排。就“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而言，集中体现在实现自然之美、彰显生命之美、营造生活之美等方面。自然之美体现了对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保护与欣赏。这一目标强调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保护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1]168，“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5]，“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16]。生命之美强调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一目标旨在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生活之美突出了为人民群众创造美丽、清洁、安全、舒适的美好生活环境。这一目标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4]35，“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民健康，让城乡环境更宜居、人民生活更美好”^[1]27。就美丽中国的战略举措而言，集中体现在发展模式重构上，深化对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提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范式。在系统治理思维上，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新视角。在法治保障理论上，提出生态文明法治化理念，强调制度创新和法治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在重点领域推进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等重点领域建设。

第三，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绿色底色。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首先，就实现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而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必然选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与此同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整合和超越了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关键的策略选择^[17]17-18。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这一方略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更突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摒弃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为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其次，就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必要措施。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揭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37，通过这种双向并进的发展模式，持续增进人民生态福祉，最终实现“全体人民自觉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目标^{[18]59-66,171}。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性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推动了生态治理的伟大实践，具体体现在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变革性实践和突破性进展方面，亦即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变革，取得了显著性成效。

一   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变革性实践

基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使命任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就变革性实践而言，全方位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全地域推进了生态保护与修复，全过程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1   基于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10]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转型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通过实施全面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一，重点推进经济与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就经济结构转变来说，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强化源头严防，旨在从根本上扭转污染物排放。就能源结构优化来说，从传统化石能源主导逐步向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结构转变，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第二，科学布局空间开发与资源利用。就空间开发格局调整而言，通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改变过去无序开发、过度开发的局面，依托培育节能环保等产业以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实现国土空间的科学布局和高效利用。就资源利用方式改变而言，从线性的“开采—使用—废弃”模式，转向循环的“减量化、清洁化、资源化、生态化”模式，该转变促进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第三，加大创新环境治理方式。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从单一污染物治理转向多污染物协同减排，“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10]，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   基于系统整体性，推进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4]14。同时这也是扭转污染重、损害大、风险高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之策，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

第一，坚持源头防治，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深入开展蓝天保卫战。消除重污染天气，实施臭氧污染防治。通过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关键地区空气污染防治，实施联合防治和综合控制措施，以提升整体空气质量。深入推进碧水保卫战，开展内源污染治理，持续治理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整治入海污染源，如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以“一湾一策”为指导，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促进人水和谐。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综合运用“源头整治”与“安全利用”措施，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建设“无废城市”。

第二，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一方面，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黄河“几字弯”地区，以系统治理为导向，协同推进沙化土地治理；针对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等重点区域，实施大规模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区，实施“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加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沙源不扩散”^[19]。打赢以上三大标志性战役体现了治标的决心。另一方面，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我国在草原、森林、河流、湖泊和湿地的休养生息，长江十年禁渔，耕地休耕轮作等方面的成功治理经验表明，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最大限度保留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20]4-7。对生态受损严重、难以自我恢复的区域，要通过合理的人工干预手段，优化自然恢复的条件和环境，加速生态系统恢复进程、提升恢复效能，如塞罕坝林场建设、库布齐沙漠治理等生动实践。

3   基于问题导向，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4]84。基于制度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

第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设计。就顶层设计而言，我们党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1]2, 23-32}，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4]15。第二，推动社会制度框架的生态化转型与重塑。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如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等八项制度，构成“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2]4-12。就追责制度而言，“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23]，建立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第三，创新生态文明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而言，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健全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规划、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修复与节约集约利用^[24]6-10。建立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落实所有权人权益，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管根本管长远作用。

二   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就突破性进展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程度日益显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

1   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持续显现

第一，打造国家重大战略绿色发展高地，促进了高质量发展。在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方面，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在生态空间协同发展上，实现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上，推动建设清洁能源和绿色产业体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协同治理体系。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保持长江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以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25]。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水沙调节为核心，推进流域系统性保护与协同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明显改善，如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这些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奠定了基础。

第二，积极推进“双碳”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碳减排为战略重心，以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的系统观念，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约束趋紧的问题，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如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另一方面，推动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转换。新时代以来，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至55.3%，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增长到17.7%”^[26]30-35。新时代十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4.4%，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态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27]40-43。就能源绿色转型而言，“截至今年6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16.5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28]。

2   自然生态系统修复态势良好

第一，依托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统筹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点实施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以整体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方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表明，截至2019年，青藏高原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分别提高到2 310.74万hm²和24.40亿m³，有效改善了其生态系统质量；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在保护国家公园方面，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截至2021年，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地表水水质整体上以Ⅰ、Ⅱ类水质为主，生物多样性持续修复，水源涵养能力提升。在筑牢北疆“三北”工程绿色生态屏障方面，截至2020年年底，“‘三北’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达3 174.29万公顷，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增加至13.84%”^[29]。

第二，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断提升。首先，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断加快。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守牢生态保护红线。自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来，“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29]。在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方面，坚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原则。截至2022年7月，我国正式设立了首批5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达到23万km²。连续5年，我国实施“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行动，整改了5 000多个重点问题，同时推进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累计完成生态保护和修复面积约200万hm^2[30]。在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以及生态服务功能方面，国土“三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森林覆盖率比2012年增长了2.39个百分点，达到了24.02%^[31]。其次，生物多样性保护明显增强。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上，持续优化完善就地、迁地保护体系，以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如朱鹮、藏羚羊等珍稀濒危物种数量稳中有升^[31]。同时，持续强化外来物种管控，有效维护生物多样性。

3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第一，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首先，就法律体系而言，我国建立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就制度保障而言，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促进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转化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其次，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4]87，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如自201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试点启动以来，已实现两轮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面督察，这一措施成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30]。最后，建立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包括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等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这一体系的构建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格局，有效推动了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第二，创新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具体而言，“生态兴则文明兴”理念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在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制度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如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行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推动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理念强化了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了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32]12-18。我国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法治化进程成效显著。在财政支持上，国家每年投入超2 000亿元用于生态补偿，涵盖森林、草原、湿地等多个领域，确保生态保护的资金支持和政策落实^[33]。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丽水和抚州作为国家级试点的成功实践，以及江苏、福建等地相关试点项目，已推出多个典型案例。这些试点为全国范围内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和实践基础。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上，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意义，自然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此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立场观点，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   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在“立”的基础上推进“破”、在“破”的推动下稳健“立”。

第一，就“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方法论意涵而言，“立”是发展的基础，强调在推进变革时要稳步前进，先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新的动能产能等新事物，“破”是变革的前提，强调在立的基础上再逐步废除旧的制度政策、落后的产能体系等旧事物，以确保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旨在避免激进式的“一刀切”简单做法，强调在建立新体系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和优化。因此，该方法论强调统筹兼顾稳和进，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34]。“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继承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35]15-18。具体而言，该方法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同时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二，“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双碳”目标、“生态保护与修复”等领域有生动的实践。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对于传统行业，不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一关了之，而是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10]。“立”体现为积极稳妥推进能源革命，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培育新能源产业。“破”则表现为有序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逐步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由“先污染、后治理”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过程中，就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来说，在“立”的方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分别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原则，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持续完善水沙调控机制。在“破”的方面，主要集中破除不合理的产业布局、粗放型发展模式及破坏性开发。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而言，在“立”的方面，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实行国家公园体制以及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政策与工程。在“破”的方面，遏制过度开发、重开发轻生态等不合理做法，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控制外来物种入侵。

二   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稳中求进、逐步实现”的方法论，强调保持“稳”的战略定力，把握“进”的战略主动。主要体现为牢牢把握“稳中求进、逐步实现”的工作总基调以及在高水平保护方面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第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工作总基调。这一方法论强调“稳”与“进”的辩证统一，以稳为基，以进为要。“稳”体现为坚持大局稳定、方针政策稳定和战略部署稳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而“进”则彰显了积极进取、锐意改革的发展动力，确保“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36]。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这一方法论要求在守住生态环境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改革创新，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如具体到“双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不得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决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10]。既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战略决策，又要系统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稳扎稳打地推进碳减排目标逐步实现。同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兼顾能源供给安全和产业链稳定，体现了稳中求进的辩证思维。这一方法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确保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稳健推进和持续深化。

第二，在高水平保护方面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在“稳”的层面，高水平保护要求守好生态“底线”“红线”，即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这一高水平保护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不可逾越的生态底线，有助于识别和管控生态风险，确保在发展过程中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是“稳”的基础。具体而言，高水平保护要求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以及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要求，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科学规划并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严格保护生态功能区和环境敏感区域，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风险，逐步实现高水平生态保护目标。在“进”的层面，强调在高水平保护这一“稳”的基础上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措施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经济的可持续、高效增长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具体而言，充分发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在引导、优化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实施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利用战略，有效降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并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因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进”的动能和优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潜力和后劲的必由之路。

三   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观、价值观的深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以身示范，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方式方法，应用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1]4。这一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1]23，强调要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就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而言，推动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老大难”顽疾问题解决，成为督促地方尽责护绿的有力杠杆和硬招实招。如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犹如生态环境上的疮疤，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导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其后赴陕西考察，亲自“验收”整改成效，强调“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37]。

第二，坚持持续用力，不断推动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领域相比，生态修复是一个更为长期、系统和持续的过程。长期性是指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投入，才能逐步见效并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功能。系统性强调必须从整体出发，考虑生态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实现全面恢复。持续性则意味着需要不断的监测和调整，以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确保修复效果的长期稳定。因此生态修复更需要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方法论，且主要体现为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层面。在自然恢复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尤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但在遭受严重破坏后，恢复过程需要时间和空间。我们必须遵循自然演化的规律，给予生态系统足够的恢复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定期评估与调整修复策略至关重要，通过持续的监测，定期对生态恢复的进展进行评估，及时调整修复策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确保自然修复的效果持久而有效，最终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良性循环。在人工修复方面，持之以恒同样不可或缺。面对严重的生态损害，人工干预能够有效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在实施人工恢复时，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特点和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这种针对性的策略需要我们持续投入资源，确保修复措施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此外，人工修复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需要持续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以保证修复项目的持续运营和维护。因此，只有坚持持续用力，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恢复，确保修复成果的长期稳定。

四.   结　　语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阐释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在国家生态治理等领域均实现了重大创新和突破，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以巨大的伟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引领了中国一体化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一体化推进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以及一体化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该方法论贡献形成了新时代生态治理的方式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实现了在该领域方法论的创新性拓展及深化。总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呈现了理论性、实践性以及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