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　　论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同年，祁连山被纳入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标志着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步入系统化阶段。祁连山作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独特的山地生态系统一方面兼具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与气候调节等多重功能，生态保护价值极高，另一方面孕育了多民族共同依存的社会结构，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习俗。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1]。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制度和实践创新，国家公园建设承载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费孝通认为，每个社区都具备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各制度协调配合的模式^[2]。“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的重要趋势之一，秉持见微知著理念，借由剖析地方微观现实以洞察社会宏观运行机制。因此，研究国家公园社区能够帮助我们精准且全面地透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进程及未来走向，为推动国家公园体制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撑。综合国家公园社区的相关研究而言，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多以量化研究。例如，黎洁^[3]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社区居民的旅游就业类型、收入分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周睿等^[4]采用问卷分析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转型以来其社区居民的新政策感知状况；安雯锦等^[5]以居民福祉评价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国家公园对当地居民主观和客观福祉的影响；但运用质性研究对社区自下而上的互动机制的探索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优势在于以深度访谈的方式从微观层面理解社区成员的行为与互动，深入挖掘社区内部的细节和动态，进而归纳一个贴近现实、灵活且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从而揭示国家公园社区的具体运行机制。例如，何思源等依据“认知—态度—参与”框架，运用扎根方法，深入剖析社区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运行机制与管理策略^[6]；马思静等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依托，借助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地探索出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协同路径^[7]。

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国家公园治理的核心行动主体之一，聚焦于转型进程对社区经济、文化、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社区管理模式、社区生计评价等领域。但是，鉴于当前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仍处于建设阶段，随着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8-9]。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间寻求平衡，怎样提升社区抵御风险、应对变化的能力，即社区韧性，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公园社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尝试以社区视角切入国家公园研究，在社区韧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扎根理论，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的理论框架，一是识别国家公园社区自国家公园体制实施以来所面临的新特征和现实挑战，并分析这些挑战对社区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探讨国家公园社区在优化现有资源以提升适应能力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三是探索如何为国家公园社区赋权，通过自组织和适应性策略推动其韧性治理。以期发展和国家公园相适应的新型社区发展模式，促进国家公园与社区共建共管，全面提升治理综合效能。

二.   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框架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   国家公园社区

“社区”最早由滕尼斯于1887年提出^[10]，他将理想社会的联结方式划分为“共同体”和“社会”两种。其中，“共同体”是人类基于自然意志本能形成的、以地缘性和血缘性为特征的结合方式，更接近于“社区”关系。“社会”则是基于选择意志理性形成的、以利益性和规则性为特征的结合方式，更接近于“社会”关系。在中文语境中，吴文藻^[11]在1935年首次对“社区”作出明确界定：一是人民，二是人民居住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而费孝通认为，不同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或宗族，社区以地缘为基础形成，即“不同个体由于共同生活在邻近空间而发生的相互合作关系”^[2]，将社区限定于地缘，同时强调血缘与地缘的分离是社区从原始状态蜕变的标志。

在社区研究领域，基于空间特征分类的城市—乡村社区一直是主要分析对象。乡村社区指居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作为谋生手段的区域社会^[12]。与乡村社区类似，学者通常将国家公园社区视为具有一定居住历史，由具有相似价值观、文化特征和利益诉求的群体组成的区域社会。相较于乡村社区，国家公园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受制于同时也影响着国家公园管理^[13]，自然资源依赖性强、产业结构单一且土地权属问题复杂^[14]。国家公园社区的类型包括国家公园内部社区、毗邻国家公共土地和公园并位于其出入口地区的入口社区^[15]以及依托国家公园周边道路网络同国家公园关系密切的小城镇^[16]。本文采用广义层面的国家公园社区概念，即处于国家公园内或周边，受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生态管护等国家公园政策以及园区管理机构影响的居民聚集区域。

2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

就韧性的内涵而言，韧性（resilience）源于拉丁语中的resillo，本义为恢复原本状态，还有“弹性”“抗逆力”“复原力”等译法。20世纪70年代，Holling^[17]首次将韧性引入生态学领域，用于描述生物系统在外部冲击下仍能有效应对并维持功能的能力。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韧性指社会系统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所展现的维持稳定、灵活适应和快速恢复的能力^[18]。然而，社区韧性不仅是一系列能力的集合，同时还是社区系统在经受风险冲击之后所呈现的适应性变化过程^[19]。社区韧性治理必须考虑社区中的多个利益相关者^[20]，无论把韧性看作能力还是过程，社区韧性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多主体合作增强社区抗逆力和自我恢复能力^[21]。因此，社区韧性治理在经历“过程”、培养“能力”、最终实现“目标”上缺一不可。进而言之，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指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园区管理机构、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协作机制、制度设计、能力建设等方式，有效提升社区系统在面对政策变动、资源限制、生计转型、环境灾害等多重压力时的适应与恢复能力，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二   理论分析框架

针对社区韧性治理的要素而言，卜诗洁等^[22]认为物质资本增加、自组织能力增强、居民认知明确和态度积极是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的主要驱动因素。Gocer等^[23]指出乡村社区韧性的六个关键属性：知识、技能和学习，社区网络，社区联系，社区基础设施，多元化和创新型经济，参与式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社区韧性分析框架包括资本和能力两个方面。框架一方面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呈现影响社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五个核心资本类别，包括自然、物质、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24]，反映社区在静态条件下所拥有的资源和资产；另一方面强调能力提升，社区韧性治理不仅要求拥有充足的资本，更关键的是提升适应能力，即社区在遭遇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社会变革等挑战时，通过扩展或调整现有资源、技能和社会联系，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避免因不可预见的变化而陷入长期困境^[25]。因此，适应能力是韧性的核心，它不仅帮助社区在短期内应对冲击，还为社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直接决定了社区在面对突发冲击或长期压力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

本研究基于社区韧性的“过程-能力-目标”内涵，结合社区韧性分析框架，在识别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见图1）。框架强调，韧性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区通过提升适应能力和有效利用资本（自然、物质、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应对外部冲击，最终实现社区长期的韧性提升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此框架并非预设结论，而是为资料收集和解读提供结构性认知。

图  1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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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区概况

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为5.02万km²，其中甘肃省片区面积3.44万km²，占总面积的68.5%，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设立了张掖和酒泉两个分局。本案例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团结村，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相关管护工作由张掖分局下属的哈溪自然保护站负责开展。2024年，全村共设有3个村民小组——长山屲组、大槽沟组、南泥沟组，户籍人口299户1 016人，常住人口167户605人，并于2018年实现整村贫困退出。团结村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现有三维盈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畜壮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2家，发展特色养殖与中药材种植，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全村耕地面积3 383.6亩，其中包括中药材种植600亩（当归120亩，黄芪480亩）、高原夏菜160亩、粮食作物800亩、牧草1000亩；存栏牦牛520头、黄牛332头、能繁母牛450头，绵羊1 460只（其中基础母羊436只）。

团结村作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之一，其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山地草原生态环境影响，依托自然资源发展农牧产业的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华锐藏族民歌、天祝唐卡、河西宝卷、凉州贤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传承，成为凝聚社区认同与民族价值的重要载体。团结村及周边坐落着天祝祁连冰沟河、乌鞘岭风景区、天祝三峡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资源，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塑造了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村内设有团结村党支部、团结村村委会、团结村活动室，村长负责村务管理。此外，团结村还设有团结小学，为当地居民提供基础教育资源，支持乡村可持续发展。

二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从社区视角出发，运用深度访谈法，于2024年7月23日—8月2日进行实地一对一入户访谈。研究基于相关主体在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内容和程度上的差异，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访谈对象。访谈对象涵盖5类利益相关群体，分别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张掖分局及哈溪保护站工作人员（2人）、团结村村委会成员（3人）、各年龄段居民（16人）、特许经营或企业工作人员（3人）、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2人）。访谈样本共26人，平均年龄为42.69岁，其中男性占比61.54%。访谈过程中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和匿名化原则，充分尊重受访对象。

深度访谈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半结构化开放式提问：一是社区基本情况，访谈将涵盖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基础设施状况、多民族文化资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以全面了解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二是国家公园的影响，重点探讨国家公园的保护政策对传统农牧业的影响、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实情况、社区特许经营模式、旅游发展现状以及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提供的支持，以评估国家公园对社区生计和社会发展的直接作用；三是政策执行与反馈，包括土地利用权、资源分配、补偿标准等政策的适应性及执行中的现实挑战，关注管理机构与社区之间的协调机制、居民利益诉求的表达途径、社区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角色，以及政策执行的具体影响；四是社区韧性与赋权，重点关注社区面对国家公园政策调整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社区内部是否存在自发组织来应对生计变化、社区在运用内部和外部资源方面的优势与限制，以及社区在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及决策参与程度，以探索如何通过自组织和适应性策略推动社区韧性建设。

三   扎根分析过程

访谈资料共计18.5万字，扎根分析使用Nvivo12.0软件进行三步骤的编码工作。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在确保原始语句的完整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剔除访谈资料中的无意义语句，在Nvivo12.0中对文本资料逐句、逐段进行原生编码，进而对初步形成的编码进行比较、重组、归纳，并逐步整合出更抽象的概念，最终形成反映社区韧性治理情况的25个副范畴，如表1所示。概念和副范畴主要由访谈资料、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共同定义，从而为后续的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奠定基础。

表  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和副范畴

编号	副范畴	概念 范畴语句占比/%
F1	自然资源利用受限	缺乏稳定收入（5），需要放弃部分畜牧（6）	2.71
F2	传统生计路径依赖	以季节性务工和临时劳作为主（4），习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5）	2.21
F3	个体家庭生计调整	相关旅游业参与如接待访客或作向导（4），中药种植和养殖业发展（4），外出务工（3），合作社经营分红（12），光伏扶贫分红（5）	6.70
F4	缺少协商和共治机制	尚未建立社区治理联席会议制度（3），村民缺少参与意识（4）	1.72
F5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政策（5），资源利用权调整（3），补偿金额（3）	2.71
F6	政策风险认知	不太了解国家公园政策（6），个别农户存在等靠要思想（3），不信任政策的顺利推行（3），依靠政策推动旅游产业（4）	3.94
F7	政策宣传与教育	乡村振兴宣传（12），宣传防返贫监测帮扶政策（3），入户宣讲（3），村委会宣传栏（6），村组微信工作群（5）	7.14
F8	社区基础设施短板	部分地区道路未硬化（4），供水季节性短缺（3），通讯信号弱（2），牧家乐、农家乐等接待设施尚未完善（3）	2.96
F9	社区产业结构单一	仅从事畜牧业（5），仅从事种植业（8），未形成中药加工产业链（3），第三产业未形成规模（5）	5.17
F10	住房与迁移适应	抗震房屋建设（4），牧区住房改善（3），国家公园核心区农牧民易地搬迁安置（2）	2.21
F11	资金支持	提供资金支持（5），合作社小额贷款（4）	2.21
F12	人口结构失衡	人口流失（5），老龄化程度高（4），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占比大（5）	3.45
F13	教育与技能资源不足	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6），村里只有小学（4），缺乏现代农业和养殖知识（5），容易返贫（3）	4.43
F14	土地利用与管理	生态移民（3），林地自主管理（4），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用地（5）	2.96
F15	生态恢复及可持续性	退牧还草政策推进（6），生态恢复项目支持（3），生态管护员、巡护员制度（5）	3.45
F16	社区产业多元转型	支持多元产业融合发展（4），村集体经济（10），旅游业发展（6），光伏发电（2）	5.42
F17	政策保障及支持	生态保护政策（4），特许经营政策（3），乡村振兴政策（6），少数民族发展政策（5），医疗保险（2），易返贫致贫人口监测（3），人才引进政策（4）	6.65
F18	社区认同与凝聚力	支持国家公园政策（8），对社区和民族发展的关心（6），支持环境保护（5）	4.68
F19	社区文化与归属感	希望藏族特色文化保留（5），尊重宗教信仰（3），民俗文化商品化（2），共同的生活、风俗习惯（4），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7）	5.17
F20	市场经济嵌入	特色农产品营销（2），旅游从业者培训（3），提供农副产品销售渠道（6）	2.71
F21	社区组织与合作	农牧专业合作社建立（5），村民互助小组（4），合作经营形成品牌（3），生态保护公益行动（4）	3.94
F22	教育与技能培训	组织开展就业技能培训（6），提供饲料和养殖技术指导（7）	3.20
F23	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化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4），移动通信建设（3），建设光伏电站（3）	2.46
F24	社区赋权	基于交流、协商形成村民意见（6），自主参与经营（4），提高参与意识和能力（5）	3.69
F25	多元协同治理	村规民约（5），村民代表大会（4），村民小组会议（4），非政府组织入驻（5），国家公园管理局（4），保护站（5），共治共建（5）	7.88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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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二级或轴心编码）的任务在于对开放编码中产生的各类概念进行聚类分析，把类属和亚类属进行关联，建立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运用编码范式模型“原因条件（现象或情景）-中介条件（行动或互动策略）-结果条件”^[26]，结合“过程-能力-目标”的社区韧性内涵，形成“风险识别—过程路径—适应目标”的逻辑轴心，以突出国家公园情境下社区韧性提升的关键过程和能力要素。进而梳理副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如表2所示，整合形成生态恢复、生计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政策感知、文化教育、治理网络7大主范畴。

表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开放式编码提取的副范畴
	风险识别	过程路径	适应目标
生态恢复	F1自然资源利用受限	F5生态补偿机制	F15生态恢复及可持续性
生计发展	F2传统生计路径依赖	F14土地利用与管理	F3新的生计替代方式
基础设施	F8社区基础设施短板	F10住房与迁移适应	F23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化
产业建设	F9社区产业结构单一	F11资金支持 F20市场经济嵌入	F16社区产业多元转型
政策感知	F6政策风险认知	F18社区文化与归属感 F7政策宣传教育	F19社区认同与凝聚力
文化教育	F12人口结构失衡 F13教育与技能资源不足	F17政策保障及支持	F22教育与技能培训
治理网络	F4缺少协商和共治机制	F24社区赋权	F21社区组织与合作 F25多元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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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通过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梳理25个副范畴和7个主范畴，结合理论分析框架，再次从主范畴确定的“风险识别—过程路径—适应目标”范式中提取核心范畴，将自然生态、生计发展整合为“生态适应性”，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整合为“经济稳健性”，而政策感知、文化教育、治理网络整合为“社会协同性”，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社区韧性治理的核心范畴范式模型，如表3所示。同时，将提炼出的核心范畴及其关系回归原始文本进行验证，未发现新概念和范畴，最终确认理论饱和。

表  3  选择性编码形成的核心范畴

主范畴	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范式模型
		风险识别	适应过程	适应目标
自然生态	生态适应性	生态适应性不足	生态资本建设与适应能力提升	生态韧性
生计发展
基础设施	经济稳健性	经济稳健性不足	经济资本建设与适应能力提升	经济韧性
产业建设
政策感知	社会协同性	社会协同性不足	社会资本建设与适应能力提升	社会韧性
文化教育
治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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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这一核心问题为出发点，将提炼出的核心范畴、主范畴、副范畴共同纳入一个整体理论框架中分析范畴间的关系，形成以三大核心范畴为中心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模型（见图2）。将模型的核心逻辑提炼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在生态、生计与治理风险下，依托生态适应机制、经济稳健机制和社会协同机制进行资本建设及能力提升，以实现社区韧性和福祉的提升”，从而展现社区“从变化情境到适应响应再到韧性目标实现”这一清晰、完整的演进脉络。例如，社区在自然资源利用受限及传统生计路径依赖的影响下（风险识别），通过生态适应机制，即生态补偿、土地利用与管理等方式进行生态和生计的恢复与发展（适应过程），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逐步培育形成生态友好且可持续的生计路径，以提升社区的生态韧性（适应目标）。

图  2  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风险—过程—目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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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生态适应机制强化居民在资源约束下的替代生计能力；经济稳健机制提升社区整体的市场嵌入性与产业韧性；社会协同机制则保障政策落地，提升组织联动与内部治理能力。三者既各自独立发挥作用，又互为条件，以相互促进的方式构建韧性支撑网络。例如，生态适应机制中的生计方式替代不仅依赖自然资源的调适，更受经济稳健机制提供的产业类型、市场通道和技术支持所制约；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性又依赖社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治理协同，即社会协同机制的保障。反过来，社会协同机制的运行基础则建立在生态补偿公平性、经济利益分配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三类机制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在特定治理情境中形成动态耦合、互补支撑的协同格局，共同作用于社区的资源整合与韧性提升。

四.   研究结果

本文将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分析单元和实践平台，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风险、过程及目标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形成25个副范畴、7个主范畴和3个核心范畴，并以此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模型。但是就研究目标而言，扎根研究并非局限于探索建议对策，关键在于通过自下而上推导出理论模型，说明社区内在适应性的演进过程，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的现实问题、运作逻辑和发展目标。因此，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提出的社区韧性治理模型，通过实践调研、资料编码和理论分析过程，从问题、路径、机制、目标四个方面阐释模型的内在机理。其中，风险识别揭示问题缘起，资本与能力转化构成实践路径，行动者网络提供运作机制，最终导向提升长期韧性治理能力的目标。

一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中的多维风险识别及困境分析

其一，生态适应性不足表现为社区与国家公园之间存在基于空间关系的物质依赖^[6]。国家公园社区长期依靠园区内的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开展畜牧、采集等生产生活活动，村民主要通过季节性务工与临时劳作维持生计，形成了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传统生计结构，普遍习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对自然条件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然而，在生态保护政策推进过程中，资源获取受到严格限制，部分畜牧活动被迫减少，原有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导致社区面临资源缩减与收入不稳的双重风险。这种资源限制与生计转型之间的张力，使社区原有的生态适应结构极易遭遇冲击，暴露出生态适应能力不足、环境变化应对弹性有限等深层困境。

其二，经济稳健性不足主要体现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受阻的问题。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对于依赖农业和旅游的社区^[27]。国家公园社区的道路硬化、供水、通信等问题不仅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也限制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及外部市场的接入。此外，旅游业作为促进地方发展和提升农村社区福祉的重要产业，对生计改善和自然保护的积极影响取决于其发展阶段^[28]。当前团结村的旅游业处于发展初期，未形成规模，无法立即带来显著利益。除旅游业外，农产品如中药也呈现“重种植、轻加工”的特点。总体而言，国家公园社区缺乏足够的产业多样性，生态资源的经济转化效率较低，难以满足韧性社区对稳定、多元经济基础的需求。

其三，社会协同性不足，尚未形成参与能力和协同意识等合作韧性，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薄弱。尽管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对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态度，但其认知多停留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对国家公园的政策内容、治理过程及生态意义缺乏系统了解，部分农户表现出对政策的依赖倾向与执行不确定性的担忧，存在“等靠要”思想。这种政策认知不足与信任缺失，直接削弱了社区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限制了社区在生态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时，政策强调“减贫需求当先”的导向固然回应了基层经济诉求，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将社区角色定位为政策受益者而非共同治理者的风险，进一步压缩了协商空间。社区治理制度方面，尚未建立有效的联席会议等协商平台，村民参与意识淡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叠加人口结构失衡与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导致的个体“能力贫困”，使社区难以从传统生计模式向生态友好型过渡，也制约了社区在国家公园发展中的角色转换^[29]。

二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的核心在于资本提升和禀赋优化

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社区韧性分析框架，社区韧性治理是资本与能力的互动过程^[24]。从资本层面来看，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在自然、物质、人力、金融与社会五类资本维度呈现出多点支撑、渐次积累的态势。自然资本方面，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的逐步落实、林地自主管理权的部分恢复以及生态旅游用地的适度配置，社区获得了在保护中发展的基础条件。物质资本方面，旅游接待设施、通信网络与光伏电站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产业升级和生活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人力资本方面，社区内部展现出较高的地区认同感与文化凝聚力，特别是在民族身份认同与环境保护理念上的集体共识，构成社区建设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此同时，国家多项政策的叠加释放了发展潜力，涵盖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地区发展、医疗保障与人才引进等领域，帮助居民积累知识技能、改善健康状况与获得公平发展机会。金融资本方面，小额信贷等资金支持及农产品销售体系的拓展，使家庭与组织在生计策略上具备了一定的选择空间。社会资本方面，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村委会通过入户宣讲、村委会宣传栏、村组微信工作群等方式拓宽信息流通路径，尝试在协商的基础上推进自主经营与村民赋权，逐步形成公共参与的初级机制，为提升治理响应力奠定了基础。

然而，资本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韧性，要把资本转化为韧性，关键在于这些资本作为桥梁如何转化为社区切实可用的能力^[30]。研究发现，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在资源利用、组织协作、产业调整与政策适应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适应性与协同能力，生态补偿与林地管理权为响应环境变化提供了空间，教育政策和技能培训为社区提供了专业化转型的可能，资金与政策通道的建立增强了社区灵活选择生计策略的能力。这些能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五类资本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例如，政策支持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社会资本的协作网络中才能被有效理解与利用；自然资源管理权的恢复，只有在组织能力提升的前提下，才能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的生计系统。因此，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的核心路径在于资本与能力之间的协同转化，通过能力的激活与反馈，进一步优化社区的资源禀赋结构。禀赋结构优化不仅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体现为社区面对生态保护、政策变动和市场风险时的主动调整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这一治理过程中，社区不再仅是政策的受体，而是通过资本-能力的自我循环，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社区”向“协同适应型社区”的跃迁，标志着国家公园韧性治理由外部治理驱动向内生发展机制转变。

三   国家公园社区存在以“韧性治理”为基础的行动者互动

多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行动构成社区韧性治理系统运作和动态演进的关键动力。具体实践中，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推动重要事项和问题的研究解决，制定自然资源和生态监测、产业准入清单、特许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划分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的责任清单，明确两者的职责，逐步建立起制度框架内的资源管理秩序。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作为资源协调与政策落地的枢纽，依托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推进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恢复项目，引导社区配合实施生态移民与住房搬迁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产业支持等方面为社区提供外部发展条件，强化生计多样性与区域融合。村级治理组织是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落地的关键空间。特别是村干部，在国家政策与社区实践之间扮演中介与引导角色，他们不仅在宣传动员与组织执行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承担信息传递、利益协调和情绪安抚等功能，是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行为的桥梁。村民作为政策的直接响应者，通过公共事务协商、维护基础设施、配合社会组织项目等形式，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直接的执行和反馈作用。其行为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方面，村民对生态补偿、旅游红利和产业转型等激励政策具有理性预期，表现为对生计转型等政策风险的不确定性回应；另一方面，村民的行为也深受集体认同、文化归属和代际传承等非功利性动机的驱动，反映了村民对地方文化、传统生态理念及社会网络结构的认同^[31]。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使村民在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还注重情感联结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社会组织及外部支持力量则介入社区发展的人才、知识与组织建设领域，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生态知识普及与文化保护项目，提供外部资源与促进跨界合作，日益成为韧性治理网络的重要补充力量。

因此，国家公园社区的韧性治理并非源自单一治理主体的强制推动，而是在不同目标、资源与知识背景下，行动者间协作博弈、资本互换与网络扩散的综合结果，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垂直管理，也涵盖了祁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村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协作。该治理结构与“社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综合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相一致，强调参与式规划、社会学习与利益相关方协商机制在生态治理中的嵌入作用^[32-33]。当前，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实践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由管理机构主导、地方政府协调、基层组织承接、村民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元行动网络。各行动者在生态保护、生计保障与政策落地等领域协同推进，通过制度反馈、沟通机制与网络化结构的不断强化，使国家公园社区逐步形成韧性治理的内生动力和适应性能力。

四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的目标是提高长期风险应对能力

韧性治理应聚焦于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应对未来多重不确定性与社会生态风险的持续能力。不同于传统风险管理范式局限于应急响应或单点补偿，韧性治理认为社区既是风险承载体，更是制度演化与资源动员的实践平台。而单纯的社区参与和网络连接并不能直接带来韧性的提升，必须通过信任机制的中介作用，使社区形成内部稳定、协同合作的氛围，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协同行动和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34]。帕特南也指出，频繁的互动与合作能够通过反复的信任建构，培养集体合作氛围，形成稳固的合作互惠机制^[35]。基于此，国家公园社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应着眼于“社区赋能”，进一步调动和整合社区内部资源，激发自组织潜能，培育社会资本，让居民在参与公园管理运营和提供公共服务中获益，从而建立和稳固社区信任。

首先，社区生态赋能的核心在于破解因自然资源获取受限而导致的生计中断和路径依赖困境。一是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劳务协作、生态监测、林地巡护等“以工代赈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提升资源管控背景下村民的政策接受度与参与意愿；二是构建基于资源可持续性的生计替代体系，推动传统畜牧、采集活动向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生态监测协作等方向转型，通过建立技能培训、试点转型户支持、合作社参与等多元机制，为社区居民提供稳定且兼具环境友好特质的生计选择；三是强化环境意识与生态认同教育，尤其针对青壮年群体进行乡土课程等在地化教育，通过文化认同扩大居民对“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的心理接纳，提升生态保护行为的自觉性与稳定性。

其次，社区经济赋能的核心在于解决基础设施不足与产业结构单一引发的市场隔离与生计脆弱问题。一是以基础设施升级为前提，推动交通、通信、水电等要素资源向边缘社区倾斜，打破物流瓶颈和信息闭塞，构建社区嵌入区域经济网络的物理基础；二是构建多元生态产业组合，突破“重种植、轻加工”的产业瓶颈，引导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文化商品开发与研学旅游等新兴领域发展，推动社区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产业延伸型转型；三是强化社区经济体与外部市场的连接能力，建立数字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共建机制、产销直供通道，借助园区品牌效应形成“生态产品 + 社区标签”的双重价值表达，提升产品流通效率与市场辨识度，实现社区经济资本的内生积累与风险分散。

最后，社区治理赋能要求村民由被动执行者转变为韧性建设的主动参与者，增强村民在决策规划和资源分配中的实践能力。一是巩固既有村社组织，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制度建设，健全村民议事会、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自治载体，全面畅通居民参与社区协商和监督的多元治理渠道，从制度和实践层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运作水平与治理能力。二是大力发展社区自治性组织。根据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能够真实反映合作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效率不足与市场分配不均的问题^[36]。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发形成的组织通过社区座谈会、听证会等定期与既有村社组织进行对接、协商与监督，共同推动线上线下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增强信息透明度，确保居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三是将参与式规划和社会学习机制嵌入日常治理过程中，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向居民解读政策并普及法律知识；通过议事模拟、角色扮演、案例分享等方式提升居民的协商参与能力；同时，培养一批社区骨干，发挥乡村能人在财富、知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五.   结论与讨论

国家公园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国家公园社区要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社区韧性治理不是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简单被动适应，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协同过程。本文在回顾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基于扎根理论及社区韧性分析框架，对一手访谈资料进行提炼归纳，构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模型。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面临生态适应性不足、经济转型受阻和社会协同性缺乏等多维风险与挑战，影响社区的生计和发展环境；在这一治理过程中，“生态价值实现、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增权赋能”三个引擎共同作用，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管理机构、村级组织、村民、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纵横协作，形成了以“韧性治理”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网络；社区通过利用自然、物质、人力、金融和社会等资本进行自我组织、适应和调整；社区韧性治理的目标是提高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治理韧性，即通过生态补偿与资源共管保障生态适应性，通过产业升级与经济多元化提升经济稳健性，通过社区参与与多元治理增加社会协同性；社区韧性治理的关键在于增权与赋能，完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确保所有社区成员在决策规划和资源分配中享有充分的参与权与话语权，最终提升社区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总体而言，基于扎根理论的国家公园社区韧性治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不仅丰富了国家公园治理和社区韧性理论，还为国家公园社区韧性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和可行路径，从系统、全面且辩证的视角解决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的矛盾，本质上打破了“保护即牺牲发展”的误区，构建了国家公园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尽管本文基于定性分析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仅选取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团结村作为案例，其地理、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西部地区，难以完全代表其他国家公园社区；二是研究更多关注当前的治理现状，缺乏对国家公园体制实施后长期效果的评估。未来建议加入量化分析，扩大研究范围，进一步验证社区韧性治理模型的有效性，为建设国家公园新型社区发展模式提供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