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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价值意蕴、契合机理及互动范式

曾辉, 黄志斌

曾辉, 黄志斌.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价值意蕴、契合机理及互动范式[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5108
引用本文: 曾辉, 黄志斌.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价值意蕴、契合机理及互动范式[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5108
Zeng Hui, Huang Zhibin. Empowering Ecological Personal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alue Implications, Synergistic Mechanisms, and Interactive Paradigms[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5108
Citation: Zeng Hui, Huang Zhibin. Empowering Ecological Personal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alue Implications, Synergistic Mechanisms, and Interactive Paradigms[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5108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价值意蕴、契合机理及互动范式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绿色发展的生态劳动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1AKS017)。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曾辉,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劳动教育。 地址:230601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作者:

    黄志斌,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绿色和谐发展理论。 地址:230601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中图分类号: D64

Empowering Ecological Personal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alue Implications, Synergistic Mechanisms, and Interactive Paradigms

  • 摘要:

    生态人格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本质规定性,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过程中形成的新型主体范式,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价值校准系统。新质生产力则以生产方式革新为生态人格培育提供物质支撑,构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二者的协同演进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命题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辩证统一,既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解”的哲学智慧,又通过“人格革命-生产力革命”的协同回应了当代生态治理的现实诉求,构建了人格与生产力共进方案,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路径。这种新路径彰显出的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价值,指引着人类社会向着“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永续发展”相统一的新文明形态稳步迈进。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subject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personality represents a novel paradigm of subjectivity form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emancipation, provid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the orien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verse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fer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modes, thus affirm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he two constitute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human emancipation” and “natural liberation” with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advancing Marx’s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establishing a dual path of “personality revolution-productive forces revolution”,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ds to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a co-evolutionary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productivity. It opens a new trajectory for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one that transcends capitalist logic and guides human society toward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y of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 面对21世纪的生态困境,人与自然的和解成为人类延续的必然选择,生态和谐成为人类追求的世纪目标。生态人格作为人类生态意识与伦理实践的集中体现,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精神支柱。而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转型的技术动力,不仅为生态人格的生成提供物质支持,更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重构。研究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的价值意蕴与契合逻辑,构建“人格-生产力”互动的共生机制,是当前学界应有的理论自觉,也是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其绿色导向、创新驱动与人本理念日益凸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与此同时,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重构诉求,生态人格作为主体层面的价值形态,正在成为引领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实践的重要人格支柱。二者的深度契合标志着新质生产力不仅改造了传统生产范式,更在伦理维度上赋能生态人格的生成与发展,促进生产方式与主体形态的协同跃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的历史性演进始终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深层互动、同频共振。在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保持着相对低耗的“有限交换”,生产力的原始积累尚未突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阈值。然而,工业文明底层的资本逻辑重构了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坐标——自然从生命共同体成员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免费仓库”。这种以“征服自然”为内核的暴力攫取模式,不仅割裂了土地的自然循环,更在全球化进程中催生出了由中心向边缘转移的生态剥削体系。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对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开发与物质要素的机械化重组,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科技实现了生产逻辑与价值理念的根本转变,成为以绿色、创新与高素质劳动者为核心特征的综合性发展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本质,即通过绿色技术革新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重塑生产与生活的基本逻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生产力的历史演化始终嵌套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调适之中。马克思指出:“人通过劳动影响自然界,也改造他自身。”[2]新质生产力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推动生产方式由“征服自然”向“尊重自然”转型,实际上为人的自我改造与生态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人格的理论逻辑,深刻体现于当代科技革命与生产关系重构的“双重解放”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遵循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也回应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对主体人格结构的生态重塑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3]当前,以绿色技术、数字智能和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突破资本主义技术体系中对自然资源的剥削逻辑,成为解放自然、解放劳动者的变革力量。

    新质生产力不仅依托绿色技术的革命破除了高耗能、低效率的技术路径依赖,更通过赋予劳动工具与劳动方式新的生态内涵而重构着生产关系。劳动者正通过愈发科技化、生态化的劳动方式,对劳动对象进行着更为生态的认知革新,使劳动本身成为生态教育与人格建构的现场。当劳动者由被动参与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其生态主体性也在被不断激活,进而塑造出尊重自然、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生态人格。同时,新质生产力也重塑着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使生产关系向生态友好、公平共享的方向迈进。

    世界上不同文明体系在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型与生态人格培育的实践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西方文明强调个体自觉与市场驱动,但常受限于制度松散与增值驱动的资本逻辑,因而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型与生态人格的培育难以形成整体路径。中国则构建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主导型路径,将生态人格培育融入社会教育与治理,将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发展与主体转型的内在动力,形成了生产力生态化与生态人格互构的中国特色路径,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整体路径的范式参考[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不仅验证了“生态优先”的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科学性,更通过“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以人为本”的理念优势、“绿色发展”的道路优势昭示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占有者,而是生态系统的守护者。这一角色转变不仅重塑了人的社会身份,也激活了人类内在的生态主体性,使生态人格成为绿色发展战略中的现实存在。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实践中不仅是绿色转型的关键载体,更是人格塑造的实践起点。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不仅在历史演进中回应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危机,在理论层面实现了绿色产业与生态关系的结构重构,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构建起生态人格生成的现实场域与主体通道,让生态人格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呈现出全新的价值意蕴。

    生态人格作为个体在生态维度上的内在品质与行为倾向,使人类超越了长期以来对自然的工具理性支配,转向一种基于深刻生态意识、责任伦理与共生智慧的生存方式。新质生产力则通过高技术驱动、高效率协同与高价值生态的内核,不仅加速了生态人格的觉醒与塑造,更极大丰富了生态人格的内涵要素、形成机制与价值属性,构成了生产力生态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源[5]

    生态人格是生态文明社会所期待的具有生态价值认同、生态责任意识和绿色实践能力的现代人格类型,它植根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相较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单向度人格”,生态人格要求主体舍弃扩张和贪婪,释放内心固有的智慧与仁慈,向他人和整个自然界敞开胸怀,给予生命真正的尊重和关怀,主动承担起维护人、社会、自然三方关系的责任与义务[6]。可见,生态人格的根本内涵就在于对工业文明占有观的超越,是对人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根本更新,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下人类自觉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文关怀。

    生态意识、生态情感、生态意志与生态行为共同构成生态人格的内在元素,彼此支撑、动态循环,为揭示生态人格的内涵提供了多维视角。生态意识作为基础要素,体现了个体对自然系统整体性与生态责任的理性认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的发展,公众对生态问题的认知边界不断拓展,彰显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转变。生态情感作为心理要素,是人类突破冷峻理性框架后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联结,表现为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同情与审美体验,为生态人格注入人文温度。生态意志则体现为在生态价值与现实诱惑之间的自我克制与理性选择,是生态人格道德成熟的集中体现。在消费主义语境下,生态意志决定个体能否保持生态理性。生态行为作为外在表现,涵盖绿色劳动、低碳生活与生态公共事务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生态行为提供了制度平台与实践路径,使上述四个要素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中协同互动,构建起具有现代生态性的主体人格。

    生态人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建构的,其形成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文化氛围、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等[7]

    生态人格育始于实践场域的真实体验。实践方能出真知,生态实践活动搭建起人与自然的深层对话通道。在环境监测、生态修复、可持续农业发展等多元生态生产实践中,劳动者不仅经历着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换,更培育着对生态规律的具象认知,这种认知层面的改变,使生态意识突破表层认知,逐步发展为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成为生态人格生成的起点。

    生态人格形塑于生态教育的价值传播。生态教育通过多维度教育体系的构建,为生态人格的塑造提供价值坐标和实践指引[8]。这种体系呈现三维支撑:一是通过生态理念传播孕育文化基质。系统化的理论宣介与浸润式环境营造为个体生态意识的生成提供深厚土壤,生态文学与环境艺术等柔性载体以隐性方式实现着价值渗透。二是借助生态伦理教育确立价值基准。通过将深层生态学理念与传统生态智慧融合,引导个体建立代际正义、物种平等、生态共荣等核心伦理框架,推动价值判断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化。三是依托生态教育提供实践支撑。通过环境科学知识传授与生态修复等参与式教学,增强个体的生态认知与实践能力,促进知行统一。三者协同构成生态人格的立体化教育体系,使个体实现从“生态消费者”向“生态责任主体”的转变,推动形成具有价值判断力、问题分析力与实践执行力的生态人格结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生态人格的价值属性,根植于个体与自然关系的深层重塑,体现着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方向和实践导向。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生态人格不仅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价值,更承载着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的时代使命,成为绿色发展范式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支点与实践导向。

    生态人格的主体性价值在于它不是抽象的伦理理想,而是个体在新技术生态中对自然关系的主动认知、深切体悟与价值认同的统一。生态人格所承载的主体性,不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基础上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基于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共生、互惠、可持续的“生态理性”,进而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建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全新价值立场[9]

    生态人格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对人类价值理性的历史超越。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生态人格的兴起是人与自然关系从“异化”到“和解”的进步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即通过实践,实在地对象化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变成对象世界。”[2]随着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技术和制度革新的驱动,人类不仅改造了被资本异化的自然形式,也不断重塑自身的存在方式,生态人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运动中生成的新的主体形态,是实践中的人不断实现“自由个性”的生态展开,由此展现出生态人格深厚的社会价值。生态人格不仅塑造了个体的生态行为方式,也重构了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在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伦理与绿色劳动实践广泛传播的背景下,生态人格成为推动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文化力量,并促使社会在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过程中,培育集体责任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公共精神,从而在制度层面形成广泛的绿色共识与治理合力。生态人格不仅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人类主体性转型的重要标志,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类解放统一的重要价值载体。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社会变革中,技术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演进,更深刻作用于人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实践,引发了生态人格内涵的重构与深化。新质生产力为生态人格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实践场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工具性利用走向价值共鸣,从被动适应走向主体共建,两者契合并非技术赋能的附属产物,而是历史发展与生态文明新时代融合下的必然结果。

    生态人格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联绝非偶然的工具理性适配,而是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深层共振。生态人格所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重构。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生态价值观则以绿色转型与系统共生为实践取向,强调在技术进步中实现生态修复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二者分别代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在本体立场与实践维度上实现了内在契合,共同构成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价值引导。在这一契合逻辑中,生态人格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价值牵引,新质生产力则为生态人格的实践化提供技术路径与制度条件,二者相互包容、互为前提,共同推动生态文明的价值实现。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的协同构建突破了传统工业文明以“人类中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为范式的现代性困境,开启了一种基于生态理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文明进路。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逻辑在于绿色技术与数字智能的深度融合以及对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系统响应,与生态人格对于生态理性的价值诉求相契合。相较于能源依赖型的传统工业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更强调技术创新的驱动,通过技术路径的根本性转向实现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为生态人格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理念提供了现实落地的技术支撑,也使生态人格正作用于技术革新成为可能。

    认知革命是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深度契合的前置变革,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关系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向。生态人格通过对自然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整体性与代际责任的深度认知,实现了人类由功利性认知向生态整体性认知的观念转变,构建了人类主动寻求与自然共享共处的思维方式。这种生态价值观与系统思维方式,为技术选择、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提供了方向性引导,推动主体在心理结构与道德意识上完成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认知上的生态范式革新,激活了个体与社会在生产和生活层面的实践能动性,使个人与社会形成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价值取向。

    伴随认知革命的深化,物质变革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维度,为生态人格的现实塑造提供了技术路径与制度基础。新质生产力依托绿色产品、低碳服务、生态技术等关键要素,重塑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产品[10]。在物质变革的引导下,生态人格的道德诉求不再停留于观念层面,而是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态生产实践,如碳中和路径、绿色产业体系与生态治理模式等,构成了认知理念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认知结构的变革为物质实践指明方向,物质系统的升级反哺认知深化,两者构成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演进之间的螺旋式联动机制,共同驱动生态文明体系的生成与稳固。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生态人格的培育提供物质性支撑与制度性保障,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叙事,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哲学框架下,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实现主体性重构的复杂社会过程。新质生产力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通过低碳普惠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制度创新,将生态保护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价值,建立起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型财富观,打破了资本逻辑下“经济人”的单一价值取向,培育出兼具生态经济意识与现代公民素养的复合型人格。同时,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生产—消费—循环”的全链条,使生态实践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使劳动过程本身成为生态人格的锻造熔炉,使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生态公民的培育基地。这种存在方式的转型,印证了马克思“人通过劳动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变革自身”的论断,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主体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深层塑造。新质生产力对生态人格的培育作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辩证统一的历史展开[11]。通过生产力质的变革,中国对物质生产模式的探索实现了“价值观植入—行为模式转型—制度保障强化”的闭环机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主体性基础,推进了制度创新与主体进化的协同共振。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之间已不再是单向度的赋能关系,呈现出双向互动、协同演化的范式。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科技、制度创新与数字智能为生态人格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现实支撑,而生态人格则以其价值理性与生态伦理反过来指引技术应用的方向与社会制度的生态转型逻辑,两者在理念层、价值层与实践层相互嵌套、相互作用,构建起一种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协同进化机制。

    人类社会的衍变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沿革。社会生产力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和提升生活条件引发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也催生出了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人格。例如,在依赖自然资源进行生产活动的农耕文明时代,人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受制于自然资源,社会人格更多地体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而在以工业技术为主体的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变化,这对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作用,使社会人格更多地体现出创新、进取和探索的精神。同时,社会人格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积极健康的社会人格往往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革新;相反,消极病态的社会人格则阻碍着社会全方位的发展。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人格的塑造之间存在着深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对社会人格塑造的培育基础性、阶段决定性以及持续性推动作用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人格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上。因此,洞察生态人格与新质生产力多重关系的前提是澄清二者之间的互动限度,为领会二者的共生、演进关系提供思想与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均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协调统一,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重”[12]。在劳动者维度,新质生产力体现为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的水平的飞跃。在生态人格所存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语境中,“人”作为生存与发展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更在于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形成主动意识与主动行动。因此,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人格在塑造“人”上是高度契合的。在劳动资料维度,新质生产力孕育于对基础劳动资料的充分利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其中,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强调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与生态人格强调的人类要主动谋求“高效、节约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自然资源利用理念不谋而合。在劳动对象维度,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对象[13]。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聚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更强调高效保护自然资源,这与生态人格内涵中的“利用与保护协调统一”观念是高度一致的。可见,生态人格与新质生产力在内涵上具有高度的共生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态人格是新质生产力在塑造“人”的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新质生产力则回答了生态人格在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代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文明形态。现阶段生产力要实现生态化转型,关键在人,核心是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格类型。从人格塑造这一核心因素来看,生态人格依托于新质生产力的优化演变进而作用于更多领域。生态人格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新质生产力主导的绿色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利用、循环经济培育等前沿技术领域提供着主体认同与行为动因。同时,生态人格在社会文化与治理领域中也不断拓展着实践场域,生态人格通过塑造公众绿色认知、激发主体参与热情、促进生态消费实践,推动着绿色价值观念与先进生产力形态的深度融合。伴随新质生产力向多领域的深度赋能与生态人格持续在多维领域中获得重释与升维,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跃迁与生态人格生成的双向耦合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动能。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需持续深化对二者协同机制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共建共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应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支点。

    21世纪人类文明正经历着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这一历史性转型的本质是生产力形态的生态化跃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当传统生产力模式引发“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达到生态阈值时,生产力的自我革新便成为文明存续的必然选择,其实现也需要主体人格的同步进化。生态人格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主体革命”与“生产力革命”的辩证统一。面向未来,需在马克思主义“两种和解”理论的指引下深化这种互动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在生产力跃迁与人格重塑的辩证运动中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加绿色、和谐、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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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5-06-18
  •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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