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s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Deforestation in American President’s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in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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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08年12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利用中国北方地区森林破坏、土壤侵蚀的多幅照片，论述保护森林的重要意义。希望美国吸取中国毁林的教训，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护森林。该演讲及其所用图文迅速在中外学者中传播，成为近代中美林学交流中重要的一页。那么，该演讲中关于中国北方地区森林情形的图片来自什么渠道？又为什么迅速得到学者的广泛传播？传播的路径如何？通过对大量英文原始文献的分析及研究，对这一传播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Abstract: On December 8th 1908, U.S.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used a series of photos on forest destruction and soil erosion in northern China to add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forests protection in his last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and hop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raw a lesson from China’s deforestation, and take further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forest. The speech and the graphics used by it were quickly sprea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ge in the modern Sino-US forestry exchange. So, what channel does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rest situation in northern China come from? And why is it quickly spread by scholars? What is the path of dissemination? This dissemination process is elaborated in detail using a large number of original English documents and picture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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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Theodore Roosevelt /
- message to congress /
- Chinese forests /
- information sources /
-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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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97—1901年在任）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参加泛美博览会时遭无政府主义者枪击，14日在该市去世[1]。同日，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随即接替他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任期1901—1909年）。当时，欧洲由瑞士、德国率先实施，继之以意大利、法国政府仿效的森林保护和造林政策成效逐渐显现[2]，而美国却正在遭受严重的森林破坏[3-4]。甚至连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美国人轻视的俄国，其林业发展当时也领先美国40年。这让美国的林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感到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已刻不容缓[4]。在时任总统科学顾问、林学家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年）的影响下，罗斯福在其任内大力推行资源保护政策[4-9]，尤其在森林保护方面不遗余力，推动并成立了美国林业局。他历次向国会的工作报告及在各个场合发表的演讲都充分向美国政界和社会传达了他的资源保护思想[1, 5, 10-13]。
1901年12月3日，上任不到3个月，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总统就充分论述了建立国有森林保护区的重要性，及在农业部成立专门负责这一事务的林业局的意义[1]。在1904年国情咨文中他坦言美国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把政府的林业工作集中于一个能够满足有效管理和良好判断力最基本要求的部门，并反复强调国家林业机关对保护森林的重要性[1]。终于促成在1905年1月5日美国森林大会上正式宣布农业部下属的林业局成立[10]。1905年10月19日，罗斯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地中海国家的毁林对地理环境以及国家福祉产生了可怕的影响[11]。1907年的国情咨文更是因其空前的篇幅被媒体津津乐道，称其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14]。在这份报告中，罗斯福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使用视为构成国家生活的基础。他警告说：“毫无疑问，美国正处在木材饥荒的边缘……目前，美国木材年消费量3倍于年产量，如果消费和产量比不改变的话，所有的木材将在下一代人时枯竭……现在只有20%的林地置于国家森林保护中，无论如何这个比例都太小，以至于不能期望它能够缓解国家面临的问题，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1, 12]1908年5月13日，由罗斯福召集，在白宫历史性地举办了第一次全美各州州长大会，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把自然资源保护运动集中置于重要位置的努力变成现实[15]。在开幕式致辞中，他大声疾呼，美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坚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如土地、煤炭、油气田、河道乃至土壤肥力等，现在都已经出现严峻的问题。他将这些资源分为不可再生和可再生两类，重点对土壤、河道、森林这3种可通过合理利用不断更新和改进的资源进行了论述，并称这正是于1907年组建内河航道委员会的原因所在。他对这一委员会成员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吉福德·平肖的贡献大加赞赏，认为“如果不是他，可能无法召集这次州长会议”[5]。1909年1月22日在国会的特别演讲中，罗斯福这样评价资源保护政策，“保护政策也许是本世纪以来本届政府已经特别制定的总体政策中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制定森林政策以使我们能为永久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为暂时的个人利益而开发公共森林……这些政策被制定成了法律并证明了它们的合法性”[1]。他同时援引1908年6月任命的资源保存委员会于同年12月7日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关于水、森林、土地与矿产的内容[16]，提请国会注意，“报告中森林和河流流量的关系事关国有林地的重要性。没有对这一密切关系的理解，这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必然失败”[1, 17]。
一. 演讲中森林部分的主要内容
1908年12月8日，作为对其任内各项施政措施，尤其是资源保护政策的全面总结，罗斯福在其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即向第六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从财政、森林、内河航道、国家公园等35个方面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当然，森林是其中重点内容之一，他花了很大篇幅论述美国森林状况及中国的毁林教训，敦促国会为保护森林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一部分内容，不但文字篇幅可观，而且用了10幅照片。这些照片主要是关于当时山西、河北等省森林破坏引起土壤严重侵蚀，农业生产无法进行，当地农民将山地修成层层梯田以便耕种的内容，画面触目惊心，在国会引起巨大震动。
一 文字要点
罗斯福认为“森林组成了这个国家自然资源保护中第一并且最重要的元素……在美国阿迪朗达克、白山、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已经能看到不顾后果的毁林对土壤和河流水系形成的永久破坏。毁林的原因包括砍伐、火灾以及过度放牧。由于不计后果的砍伐森林，美国已经越过木材饥荒的边缘，没有任何措施能够抵消我们已经造成的恶果。但是我们能够阻止进一步的破坏”。从1907年关于美国处于木材饥荒边缘的表述，到此时变成已经越过这个边缘的说法，总统本人思想中对美国森林状况严峻程度的认识一目了然。
面对世界范围内诸如此类的教训，罗斯福认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由于毁林，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发生巨大破坏，而在东亚发生的类似破坏则不太为人所知。“美国农业部作物工业局的梅耶尔最近在中国北方开展的调查，偶然提供了关于在山区因不计后果毁林从而引起破坏的证据，以及关于已经遭受的破坏被证明不可挽回的事实。”罗斯福声称上述调查非常重要，并将展示中国毁林状况的照片附在报告后面。他将中国北方地区自然环境发生的变化总结为如下几点：马可·波罗记述山西和陕西有许多桑树园，而当下这些省份几乎没有一棵桑树。蚕桑文化已经向南转移到湿润地区。马可·波罗记述浑河（Hun Ho，即永定河）水大且深，商人以重载船只向上游攀升；但今天，这条河流只不过是有浅滩的一个宽广沙质河床，河水到处漫游，完全不能航行；此外，干涸的以及水位远低于先前水印的水井，就可以充分证明当地过去的繁荣和当下的没落。只有在当地植被仍有留存的地方，比如寺庙或者皇陵，仍保留有高大的树木和古代森林的遗迹。当地所有的自然因素都支持森林生长，只要有森林存在，山下平原就堪称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花园。“但是没有哪怕一点最小的努力去阻止不加控制的砍伐。”正是数百年来山区居民的砍伐逐渐带来了现在发生的变化。罗斯福将这种盲目砍伐归因于中国缺乏基于大多数人利益的护林，人们受燃料需求驱动而将森林砍伐殆尽。
罗斯福直言人类本应该吸取中国北方毁林的教训。中国北方山区正如在中亚和北非发生的一样，森林破坏后，土壤也逐渐被冲走，结果蒙古沙漠扩展到中国北方，气候已经发生变化并且仍在变化中。因为树木破坏，无法成云致雨，有规律的降水被取代，毁林地区的庄稼因为缺乏降雨而枯萎，季节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井水水位明显下降，甚至完全干涸。与此同时，河道也发生改变。先前得益于森林的渗流作用，河水窄而深，终年有充足水量；现在则变成宽浅的河床，旱季水流细小。一旦下雨，河水猛涨，到处带来灾难和破坏。而且这些洪水，导致历经数千年自然形成的肥沃土壤被冲走，山坡上的沙石被冲下来覆盖了耕地。结果在中国，许多从前富庶的地区成为沙荒地，无法耕种或者放牧。
罗斯福声称，在中国北方，这一灾难性过程进行了如此长时间，没有任何措施能完全补救。如果美国不能有先见之明，那么在中国北方发生的这些灾难，正如在中亚、巴勒斯坦、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样，将确定在美国发生[13]。
二 10幅照片的信息
这10幅照片是作为国情咨文的附录出现在整份报告的最后（见图1 ~ 10）。前8幅全部摄于1904年1月，其中前3幅拍摄地点为当时的直隶省阜平地区（今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后5幅摄于山西省五台山地区。第1幅展示的是100年前林木茂盛、以木材产品获得丰厚利润的某山区当下的状况；第2幅是该山区的主要城市阜平城及大沙河河谷与周围山区的景物；第3幅是大沙河源头地区，最初有林木覆盖，1725年开始有人口迁入，进行森林砍伐并最终废弃的地方；第4幅是曾经广泛覆盖有林木，现在童山濯濯的五台山地区；第5幅是在寺庙保护下残存的树木；第6幅是五台山脚下废弃的土地；第7幅展示了当森林被砍伐殆尽后，保护土壤的办法−人工梯田，这是在中外学者中传播最广泛的一张；第8幅是关于五台山地区山脚的一片河谷地，用石墙拦截洪水冲积物，以便庄稼生长；第9幅摄于1907年4月14日，显示一支车队穿过五台山地区的河谷，因为毁林，洪水蔓延，看起来就像一个石质沙漠；最后一幅是关于在中国东北南部Fong huang sheng附近的一个满是鹅卵石的河床，之前的一条大河已经干涸，自从山坡森林被毁后，气候已经变得越来越干旱，只有一些灌木丛残留，四五十年后可能也会消失，摄于1906年6月27日[13]。
二. 关于中国森林状况及其照片的信息来源
这份报告看似不过讲述了中国北方毁林的种种后果，其实是在充分吸收了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多位在中国北方进行考察和游历的欧美学者关于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记述后形成的。
一 直接来源
首先，和近代很多博物学家、林学家类似，罗斯福演讲中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但是从其以浑河指称永定河来看，他本人并没有读过该书原著，而是转引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1833—1905年）对其相关内容的叙述。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从没有出现过浑河这种叫法，而是称永定河为白利桑干河（Pulisanghin）[18-21]，用浑河称永定河来自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22-23]；另外，报告中关于蒙古沙漠扩张、中国北方气候变化的观点则完全来自李氏[24]。李氏曾先后受到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英美商会资助前往中国考察，后者的条件是将考察结果以书信形式寄给他们。
1868—1872年他在中国共开展了7次地理地质考察[25]。1870年6月在完成第5次考察，从广州到达北京后，他写信给上海英美商会主席宓吉（A. Michie，1833—1902年），报告他在河南和山西两省的考察结果。在这篇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专就与南方省份比较而言，中国北方省份落后和日益衰落的原因作了论述。他将其总结为气候的恶化、交通方式的落后、人口的过度繁衍、外国商品的竞争以及叛乱带来的毁坏等，并且他清楚地表示将不考虑引起变化的内部原因，即宗教、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关于气候的恶化，他认为“这也许是森林灭绝的结果，并且遍及整个国家。除了总体上因森林大面积破坏对气候的不利影响外，降雨因得不到涵养而变成洪流冲刷土石、毁坏表土的破坏在不断进行，使得广大地区不适合农业。类似破坏在山西和直隶平原边缘地区大量存在。要不是有黄土，中国北方早变成沙漠了，只在其间点缀着一些肥沃的河谷”[24]。事实上，早在晚清光绪初年，即1875—1878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及大饥馑“丁戊奇荒”时，就有大量引用李氏这一观点的文字见诸美国主流媒体报端。如1876年10月1日，有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北方频频遭受的干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调查领域，即被指在历史时期一直延续的中亚的干燥（desiccation），是否正趋南移并且开始影响直隶平原？”[26]
1878年2月24日，关于饥荒的报道称“中国北方省份−直隶、盛京、陕西和甘肃……根据李希霍芬男爵、卡尔内（Carne）博士以及其他人的证据，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已经经历了一次在地球上已被开发和耕种地区几乎没有与之相似的气候变化”[27]。两日后的另一篇报道则对森林破坏引起干旱的过程进行了简单描述，“直到早些年，在山坡上还长有足够的树林来截留在平原地区的降雨。渐渐地，这样的植被也被砍掉，整个地表的树和灌木完全被剥掉。剥离土地表面植被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降雨的完全停止”[28]。显然，李氏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很早就开始在美国传播，而国情咨文正是引用了这一观点。此外，国情咨文中对山地破坏过程的描述也与上述报道及李希霍芬如出一辙[24]。其要点就是山区森林植被被砍伐后，本来下渗的雨水变成急流，加剧土壤侵蚀，并将沙石一起冲进溪谷，阻塞河道，淹没良田，河流水量变得越来越不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论是博物学家、植物学家，还是地质学家、土壤侵蚀研究人员，其对中国北方山地自然环境变化过程的描述，都未能超出李希霍芬的深度。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情咨文中不论是对永定河的指称，还是气候变化的论调，乃至于对中国北方山地植被破坏引起土壤侵蚀过程的描述，都源于李希霍芬。考虑到李氏与加利福尼亚银行及英美商会的紧密联系，及其在第一时间将考察成果向后者的报告，以及这些考察内容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广泛传播，那么罗斯福总统演讲中大量引用这些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罗斯福报告所用10幅照片中，前8幅全部注明为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年）所拍。此人是供职于美国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 Survey）和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的著名地质学家。他受该机构派遣，于1903—1904年率队前往中国北方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其成果后来形成3卷考察报告（其中大量吸收了之前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取得的成果）[29-38]。对植被和土壤侵蚀情况的记录，是维理士这次中国之行的“副产品”，并未出现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而见于他专门撰写的一篇单独发表的论文中[39]，并曾于1908年1月26日在美国森林学会演讲此文[40]。当时，美国森林学会向其成员分发小册子，展示森林如何分别影响其他重要的生态效益，包括学会主席、美国森林局长吉福德·平肖、维理士等在内的7位专家的论述都包含其中。其中维理士讲述了他在中国考察时看到毁林导致黄河沿岸居民遭受饥荒和毁灭性灾难的情景[41]。此后，他对该文部分内容尤其是其中附图进行大量补充（在原来只采用了一幅五台山梯田照片的基础上，补充了关于美国森林状况的大量照片，并采用了梅耶所拍照片）后再次发表，后又以这篇文章在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做报告[42-43]。
罗斯福报告中两次引述梅耶在山西的考察所得。此人是美国农业部外国种子和作物引种处（Office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Bureau of Plant Industry，USDA）当时派遣来华，专职收集种子的人员。他于1905—1918年先后5次来华，为美国农业部采集了大量中国植物种子。对于他的事迹，无论当时还是当代已有不少报道、研究[44-55]。他对于中国北方毁林情况的记录不过是采集种子之余的额外收获，除在总统报告正文被引用外，罗斯福亦采用了他的2幅照片[56-58]。这正是他于1905—1907年第一次中国之行时所拍。1908年当他在美国准备又一次来华时，作物引种处负责人费尔柴德（D. G. Fairchild，1869—1954年）及长岛苗木培育者Henry L. Hicks，想让梅耶向当时正在准备向国会演讲保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展示五台山照片以及中国毁林的可怕结果。梅耶遂前往位于萨加莫尔山的总统家中与其谈论中国的森林情况，并展示了这些照片，总统当即决定在其报告中使用这些照片和信息，并要求梅耶草拟展示中国毁林灾难性后果的报告。这是首次在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中出现图片[54]。
值得注意的是，维理士不但早于梅耶到过山西五台山和当时的直隶省，而且也对那里的毁林和山地梯田化进行了关注，总统报告附录中所用10张照片中的前8张全部来自维理士。但此后在传播中，更多被提及的则是梅耶。这对维理士来说，多少有点不公平。反倒是专门给梅耶立传的学者对此事做出了客观公正的叙述，“总统关于资源保护的演讲，两次提到梅耶的名字，报纸用两个版面刊登总统关于中国毁林的报告内容。总统用了梅耶的一些照片，也用了维理士1904年所拍照片”[54]。
连维理士和梅耶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中国考察时获得的这些“副产品”，会让他们获得甚至一点不亚于本职工作取得的大量成绩（维理士1903—1904年在中国的地质考察出版了3卷报告，而美国农业部作物局外国作物引种处的3种主要刊物USDA Bulletin of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s、Plant Immigrants、New Plant Introductions中则散落着梅耶多年提交的数量惊人的采集报告）带给他们的荣誉和关注度。正是偶然情形下，总统国情咨文对他们考察所拍照片和信息的引用，令这些本来会被历史尘封的图文迅速成为吸引政界和学界眼球的热点。据报道，总统宣读这份报告时，国会两院议员人手一份全文，但他们并没有把多少注意力放在聆听宣读上，而是专注于阅读手里的打印稿[59]。
二 历史积累
报告中关于中国毁林后果的内容，除了直接引用上述三位学者的考察成果外，也吸收了近代以来在华游历和考察的西方各种人群的记述，更是长久以来美国关心林学人士对欧洲各国、美国、中国森林状况刻板印象的反映。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英美等国家成立饥荒基金委员会帮助中国赈济 “丁戊奇荒”时，其报告中就称“一个半世纪以前，耶稣会士评论了毁林的事实，杜赫德记述了山西没有足够木材作为燃料”[60]。此处提到的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年）是法国著名的耶稣会士，他并未到过中国，但是曾将在华耶稣会士书信整理成《中华帝国全志》，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饥荒委员会报告中所引信息正是来自于此。
1898年，有报道称“中国北方靠近罗布泊的地区发现重要的废墟，全部被移动的沙子包围。由于毁林，沙子向田地流动；毁林的另一个后果是受影响地区干旱持续增加。虽然这一理论尚未被很好构建，但事实证明干燥的风增加，降雨减少或者变得突发和猛烈，在森林里腐殖质覆盖的土壤的水分保持力，因为森林破坏，减小得如此多以致气候总体变得干燥，农业收成变得不确定”[61]。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金相学创建者、富兰克林研究所采矿工程教授加里森（F. Lynwood Garrison，1862—1951年）曾于1900年到过中国[62]。他基于众多在华游历者的记述以及自己所见，于1901年5月17日在宾夕法尼亚植物学会就中国毁林的后果发表演讲[63]，后又撰文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即一代又一代曾经被森林覆盖的山区和山坡雨水频率减小，强度增加。从前有规律的洪水后来变得猛烈。在山区，猛烈的降雨来不及渗入裸露的土壤，就形成急流，毁坏土壤，填塞河道和湖泊。他通过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英国冒险家立德、荷兰水利工程师Ryke以及英国教士韦廉臣等人对中国一些河流变化的观察证明上述观点。此外，他提到另一证据，即蒙古沙漠稳定向南扩张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并通过对马可·波罗与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相关记述的对比，得出关于中国森林砍伐殆尽的结论。对于砍伐的原因，他不完全认同大多数人所持的燃料需求说，而赞成法国博物学家谭卫道将其归因于对野兽的恐惧以及对任何能遮蔽它们的屏障破坏的欲望这种说法[64-65]。
美国林业局首任局长平肖也在20世纪初到过中国进行考察。1900年受到始任美属菲律宾森林局局长埃亨的邀请，当时在美国农业部管理林务的平肖于1902年8月出发，先后考察了俄国、中国东北等地的林业发展状况[4]。作为总统的科学顾问和制定森林保护政策的重要推手，他的考察所得自然会对罗斯福有不小的影响。
1906年，树木栽培学专家布朗在敦促美国国会限制木材出口并保护森林免于火灾时，就曾呼吁美国应避免步中国毁林的后尘[66]。1908年亦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中国毁林的教训应该引起美国国会注意并作为警示[67]。
虽然罗斯福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指出其是否引用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但其关于中国森林丧失殆尽引起土壤侵蚀、河流枯竭、气候变化的论调与这些学者是一脉相承的。
三. 吸取中国毁林的教训−报告内容在美国的传播
总统国情咨文中的森林部分不但当时令国会感到震惊，而且此后这些内容，尤其是10幅照片，在美国媒体、科学界、中国留学生等群体中引起更加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进而又通过留学生带回了国内，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主流媒体的刊登
1908年12月4日，在罗斯福报告前4天，《洛杉矶先驱报》就向公众进行预热[68]。1908年12月9日，报告完成的第2天，美国几大主流媒体同时全文刊登了其中关于森林的这部分内容，并加了小标题[59, 69-72]。几大媒体对于这些内容的解读是相似的，但是对于国情咨文和总统本身，则态度迥异。《洛杉矶先驱报》在报道中刻意强调了国会对报告文件很感兴趣，森林部分有很长的附录及大量图片[59]；《华盛顿邮报》则极力突出报告令议员们感到乏味和疲惫，报道称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国情咨文中出现插图。通过强调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建议，利用对于剥掉森林实例的特别引用，及十幅照片展示了毁林的后果。这些场景发生在中国……读过这份报告的人说其中没有任何明显新的内容”[69]。与《华盛顿邮报》提出委婉批评不同，《纽约时报》则对其大加赞赏[70]。
1909年6月21日，有报道称中国和土耳其是少数的忽视造林的文明国家。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土耳其，林学在每一个文明国家所实践。事实上，林学可以被作为衡量文明高度的参照标准[73]。
1916年1月13日，据报道，在美国户外艺术俱乐部会议上宣读的4篇论文中，第3篇名为《林学》，其实是节选罗斯福1901年和1908年两次国情咨文报告中关于森林的内容合并在一起形成的[74]。
二 学术期刊的转载
1905年5月，《美国林学家协会会议记录》转载了罗斯福于1903年3月26日在该协会发表的演讲全文。在这次演讲中，他对美国森林政策的目标做了详细阐明，认为其正如土地政策的目标一样，是要营造繁荣的家园，其他都是次要的。政府对森林的全部努力都必须以此为目的[75]。1908年12月18日，也就是在罗斯福国会演讲过去仅仅10天，著名科学期刊Science就刊登了他报告中的森林部分，这是最早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转载的学术刊物[76]。1909年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转载了国情咨文中有关森林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为报告加上了之前所有版本中均未出现过的，由美国林业局提供的8幅反映美国森林遭到破坏情况的配图[77]。同年2月，宾夕法尼亚州林学会刊物《森林树叶》转载了报告中的森林部分[78]。而美国林学会主要刊物Conservation则在同年4、5月两期刊文介绍罗斯福国会演讲以及对维理士所拍照片的引用[79-80]。
三 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报告
1907年3月15日，美国林业局局长平肖就当时俄亥俄河洪水接受采访，他认为此次洪水的主要原因就是该河两大支流阿勒格尼河和莫农加希拉河的主要集水区阿勒格尼山中心地带森林被砍伐[81]。1908年，他进一步阐述了森林与河流控制关系的相关思想[82]。
1909年6月2日，阿巴拉契亚国家森林协会秘书芬尼在说到美国人盲目破坏他们的森林时，引用中国作为例子，并认为沙漠是由曾经肥沃的土地变成的，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在当地时常发生的瘟疫和饥荒[83]。
同年，美国农业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对森林与洪水、土壤冲刷、内河航道适航性的关系作了初步论述。报告将欧洲主要国家及日本作为保护森林的正面例子，而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中国毁林的结果在总统向第六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年度报告中被特别讨论，并用图片进行了说明[84]。而内河航道委员会在其向第六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最后报告中，就造林对航运和防止洪水的影响做了论述[85-86]。
1912年，美国林业局造林主管Zon在其研究中说，“森林对气候的影响成为研究的主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尚未解决。这种影响不时被夸大，这将导致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必须非常谨慎选择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87-88]。
1921年5月12日，美国农业部林学家就中国华北大饥荒的原因发布官方报告，认为正是毁林引起干旱和洪水，导致该地饥荒频繁[89]。这份报告中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90-91]。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报告与总统国情咨文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四 工程界的论战与科学家的研究
在罗斯福任内推行资源保护政策的同时，多个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就森林与气候、河流、土壤侵蚀、洪水等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但结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1908—1909年，以奇腾登上校为代表的陆军工程师与以Leighton为首的非军队背景科学人士之间甚至就此发生激烈的公开论战，罗斯福国情咨文中关于中国北方毁林引起气候、河流变化的观点也在双方争论的内容之中。参与论战的工程师、科学家多达23位，分别来自陆军工程部、垦殖局、林业局、内河航道委员会以及地质调查局等部门。由于维理士作为上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参与了这场论战，并以他在中国、美国的研究为依据，否定奇滕登的大多数论点，而评述这场论战的作者又将罗斯福国情咨文森林部分附于其文后，并引用了维理士所拍摄的反映中国北方毁林状况的三张照片[92-93]，因此客观上促进了总统国情咨文中中国毁林内容在美国工程界的传播。
1916年，奇滕登从9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他的观点，并在最后部分提到中国，“中国总是被作为毁林引起大面积破坏的例子加以引用，但历史的证据显示，黄河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自古就以‘中国的悲伤’著称的洪水，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像今天一样频繁致灾和具有破坏性”。对于马可·波罗关于在中国一些地区看到森林的记述，他称“一无所知”，但“它们不会超过我们西部半干旱地区零散分布的树林。不管它们是什么，它们从未在那个国家阻止洪水，未来不管开展多大程度的造林，森林也将永远不会在那里阻止洪水”[94]。这显然是对罗斯福报告中相关说法及博物学家、林学家等群体一贯认识的批判。
但奇滕登并未获得足够的支持，反倒是赞成和印证总统国情咨文相关内容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从1910年开始，社会活动家辛克莱[95]，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斯[96-99]，美国林学会前主席C. Guild[100]，加州克拉门特波莫纳学院生物学教授亨特[101]，德州圣安东尼奥科学协会成员威克斯[102]、辛普森[103]，纽约雪城大学林学院森林工程学教授莫恩[104]，黄浦江水利委员会工程部任职的查特利[105]、加拿大裔美国作家普赖斯[106]，美国林学会帕克[107]，林学家查普曼[108]，内华达山国家森林负责人本尼克特[109]、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史密斯[110]，土壤保持研究者罗德民[3, 111-112]，传教士赫显理[113]、S. H. Prince[114]、美国“土壤保持之父”[115-117]班尼特[118]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先后得出与罗斯福相近的观点，其中许多人还引用了维理士或梅耶在中国北方拍摄并被罗斯福引用的多幅照片。
总之，随着罗斯福最后一次国会演讲报告的传播及各机构相继开展的工作，当时关于森林与河流、洪水、气候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119-123]。
五 对中国留学生的触动
罗斯福1908年国情咨文中关于中国毁林的教训也引起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当时由留学生组织主办的《留美学生月报》在第一时间转载了其中的森林部分，希望引起留学生群体的关注[124]。国情咨文对留美学林中国青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张福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首批庚款留美学生中的一员。1909年11月抵美后因错过秋季入学，因此只能先到麻省Springfield的预科学校。1910年秋，张福良入读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院。在选择硕士课程的研究领域时，因罗斯福总统1908年国会演讲提到的中国森林问题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最终他选择了林学。1911年，他和林学院其他几位同学共同创立“华人林业者俱乐部”。1911、1913年他又先后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保护森林的长远意义。1915年，他在耶鲁大学林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25-132]。而先在当时的麻省农学院（即今麻省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学习，接着进入耶鲁大学林学院学林，被美国林学家称为“中国觉醒先驱”的凌道扬，以及在康奈尔大学学林后来成为清华学校校长的金邦正当时亦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文宣传中国应重视林学的思想[133-134]。
四. 演讲内容及林学在中国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在国内宣传罗斯福国情咨文中关于中国毁林状况的，是当时在美国在华建立的教会大学武昌文华学院任职的美籍教师理查兹。他于1908年8月23日回到美国并在罗斯福总统家里做客，为文华学院师资问题和赈济华中饥荒寻求帮助，并和总统交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135]。1909年3月，文华学院计划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多个大城市举行演讲，宣传积极造林的意义。该校代表理查兹为此收集了关于中国毁林状况的大量照片，其中包括罗斯福国会演讲时所用的那些照片[136]。
当然，与其他学科类似，中国毁林状况成为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内容的这个信息主要是由20世纪第2个十年初相继学成回国的林学留学生带回的[137-138]，这距离罗斯福国会演讲时间很近。以凌道扬为代表的这批留美学生在归国后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宣传林学，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罗斯福以中国毁林作为反面教材向国会传达保护政策重要性这一事件，大声疾呼造林护林，其所引素材、图文，尤其是维理士和梅耶所拍五台山照片依然是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图像[139-141]。此类文字中，不乏特别能触动忧国忧民者民族自尊心的片段，如凌道扬曾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氏曾用中国北五省荒山之影片，作最痛切之讲演，以警戒其国人，使知森林事业之不可轻忽。讫于今日，虽美国幼龄学童，犹记其言，而未之或忘。余于前六年中，对于北省缺乏森林之危险，屡著论详述。加之旅行者之记载，各国宣教士之论证，此种缺乏森林之状况，已成一尽人皆知之事实”[142]。又回忆他在美国留学时，“外人每引中国山陵荒废之害，为彼国人之戒”，“开会演讲辄曰中国某省某省某某山如此如此，国遂因贫而弱，民遂被灾而苦，有如今日，可不惧哉！？可不惧哉！？余目见之，耳闻之，余心碎矣！”[143]联想到他在麻省农学院留学时就曾因在网球项目上的出色表现，成为具有极高荣誉、着“M”标志比赛服的4位网球手之一，又于1912年4月24日以“中国和美国”为题的演讲获得该校演讲比赛第一名[144-146]，他积极活跃的态度以及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内社会宣传扩大林学的社会影响力的确很有帮助。难怪当时美国同行称他为“中国首席林业宣传家”（the premier forestry propagandist in China）[147-148]。二是就一般意义上森林对经济、气候、国家建设、国防的重要价值进行具体阐述，其中对森林与气候关系的介绍份量最重，并将森林的环境效应逐渐夸大，甚至产生了森林可以改变气候这样的观点[143, 149-151]。三是针对国内当时频繁的水旱灾害，大力提倡造林防灾[142, 152-156]。四是通过对政府和政治人物施加影响，来扩大林学影响力。1910年前后，淮河水灾引起饥荒，在赈济中国饥荒基金的资助下，数位美国林学家、工程师与当地政府一起进行救灾防灾工作，造林是其中重要的工作，其主要发起者金陵大学教习裴义理得到民国政要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伍廷芳等的支持，并与他们保持了密切关系[157]。孙中山受到参与防灾工作的美方人员的影响，答应一旦共和政府稳固，将采取措施防止饥荒[158]。美国政府和学者当时认为不论是在林学教育还是林业行政领域，都是由一批从美国林学院或者美国在中国和菲律宾开办的学校（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美国圣公会建立的武昌文华学院）毕业的学生主管的，并认为将来中国林业的发展主要还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因而对这些留学生参与的中国造林工作相当重视，并极力进行宣传[102, 155, 159-16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道扬受到孙中山的委托，帮他起草三民主义民生部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造林防止水旱灾的内容[164-165]。因政局多变，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在北洋政府时期未及付诸实践。随着1927年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国民党将三民主义作为其执政理念，并深入开展孙中山个人崇拜，又以植树节、植树式、植树周等形式的活动与这种政治崇拜结合起来，从而将造林防灾思想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极大推动了造林运动[166-168]。
另外，当时随着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部分学者开始对农、林、水、土的关系进行独立探索[169-172]，虽然研究水平有限，但毕竟逐渐摆脱了以往仅仅宣传欧美过时理论的局面。
五. 余 论
20世纪初，先是在美国政府机构供职的科学家来华进行各种调查，并产生大量考察报告以及记录沿途自然环境信息的照片，带回有关中国北方毁林、土壤侵蚀的第一手材料。而后美国总统和政府受到这些报告的影响，用其作为论证保护美国森林等资源重要性的反面教材，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自然资源。这些举动又使当时的留美中国学生受到触动，回国后不遗余力向国内宣传，并和来华美国学者一起对中国政府及政治人物施加影响，促使其制定政策在全国开展造林运动和保护森林。这一新动向再次受到美国林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从而在中美之间形成林学知识流动的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罗斯福1908年国会演讲的文字与照片逐渐成为美国政界、科学界人士心目中的一个符号，被他们视为当时中国北方森林状况的缩影，并很快形成刻板印象。此后任何人无论是引用演讲文字、照片，还是演讲这件事情，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相近的，但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偏离事实的表述。只是在近代中西交流极不对称的背景下，极少有中国学者对上述内容提出质疑。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来自美国政府与学者描述的中国北方地区森林破坏严重、土壤侵蚀加剧的这一印象一直都是笼罩在中国本土学者，尤其是农林学家们心头一层挥之不去的阴云。而在他们中间引起的共鸣，不但形成广泛讲林造林的思潮，而且对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治国方略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因国民党推动的孙中山个人崇拜把植树造林上升至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政治层面的大力推动不同，在科学层面上，这种传播则显然形成了不断夸大森林环境效应的局面，并且影响深远，这种思潮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保护自然环境等工作产生了不小的误导，甚至在本土土壤保持研究者中引发了罕见的对立[173]，这在其他国家相关领域是非常罕见的，其背后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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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紫颖，罗芬. 国家公园ESG的多维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 旅游论坛. 2024(12): 6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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