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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及其估值

王富炜, 王自力

王富炜, 王自力.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及其估值[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4): 83-86.
引用本文: 王富炜, 王自力.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及其估值[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4): 83-86.
WANG Fu-wei,  WANG Zi-li. Value Type and its Evalu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Asset[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9, 8(4): 83-86.
Citation: WANG Fu-wei,  WANG Zi-li. Value Type and its Evalu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Asset[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9, 8(4): 83-86.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及其估值

Value Type and its Evalu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Asset

  • 摘要: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的价值应当是其经济学价值,其价值量取决于森林资源提供的实物商品价值和环境服务价值的数量。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由于其特定目的的不同而多种多样,评估师应根据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形决定价值类型的选择并使用相应的评估途径和评估方法,本文还讨论了评估方法使用中的若干问题。
  •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体系。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在深刻洞察社会发展规律、批判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完善,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全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因血脉,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可以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篇章。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深入分析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理论工作者归纳、概括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社会要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1]

    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主旨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原则主要涉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和进程等内容。但我们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那个时代就阐发出系统完备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即使他们的经典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但那也不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已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还是相对比较单薄的,存在着绿色理论的拓展空间。

    人类社会的矛盾有两大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这两类矛盾是处于冲突还是和谐状态,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所以,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这里“人类本身的和解”是社会矛盾的和解,而“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生态矛盾的和解。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达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3] 这里同样提到了“两个和谐”的问题。在理论家李慎明看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外延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会永远存在的矛盾。”[4] 这里的“外延”是说除了社会基本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它们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存在的矛盾。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应该覆盖社会矛盾和生态矛盾。

    科学社会主义应当是总体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应当具备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能力,还应当具备解决生态矛盾的理论效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从陷入低谷到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这些雄辩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其“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5]。当下我们也要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处理解决生态问题时,我们也迫切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引导。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丰富发展其理论内涵,创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阐发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遵循的生态原则和生态思想,以满足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理论需要。

    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应当时刻关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地阐发新思想、新观点,形成新的基本原则。所以,完善拓展理论内涵以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成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

    紧跟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及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条普遍规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的学说。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6]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列宁在20世纪初,总结了当时变化了的新情况,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这些理论成就极大地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样的理论逻辑,在深刻回答“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增添其理论的生态内涵。这样一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合理性就清晰了。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所以,党把实现工业化确定为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我们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不足,加上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使得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初露端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在201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存在许多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城乡区域统筹不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7]党和政府对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危害、特点以及成因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符合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这说明,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矛盾和重大问题,它已经不是短时间、小区域出现的局部问题,而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这种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时代呼唤着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的问世。党和政府应当像解决社会矛盾那样解决生态矛盾,担负起自己的生态责任。所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时代之需、实践之需的思想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呈现出好转的趋势和样态,但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习近平指出:“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保护生态环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8]“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8]习近平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有着透彻的把握,他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状况对民生的影响及其后果,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诱发社会动荡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强调:“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当前,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已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甚至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这些问题。”[9]这表达了党和政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决心和毅力。可见,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严峻问题,如何处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新课题,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中也缺乏这方面的借鉴。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篇章。

    总结、反思、借鉴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是完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条重要路径。由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长期忽视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生态环境危机,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环境观,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前车之鉴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应当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建设经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感召力。在列宁时期,苏联在生态理论和自然保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可惜到了斯大林时期,冷战背景下美苏之间的竞争格外激烈,原本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把快速发展生产力、建成工业化强国视为立国之本。所以,生态环境保护的观点在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中被认为是迂阔之论,一些生态学家在“大清洗”中哑然失声,许多自然保护区被关闭,苏联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被彻底扼杀。

    “苏联模式”的要义在于高速工业化、重工业优先化、全盘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这种畸形发展模式忽视生态矛盾,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萨拉·萨卡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了当时苏联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土壤层被破坏,引起黑色沙尘暴;大量使用的化肥有60%被浪费了,并污染了河水;咸海灌溉计划忽略了生态成本,导致蚊子肆虐、疟疾爆发,引发生态难民潮;污水处理水平低引发严重水污染;苏联滥用环境的程度与美国相等;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开采与使用,导致伏尔加河和顿河严重污染;西伯利亚烟雾严重、垃圾遍地……[10] l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更是造成了震惊世界的严重生态灾难。

    “苏联模式”的生态弊端令人警醒,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应当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理论。对“苏联模式的生态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主题。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没有走上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为了“赶上西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非批判性地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常常使社会主义国家机械地模仿西方”[11]。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步西方模式的后尘,致使所有粗放型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都成为污染工业的“专业户”,在生态环境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如奥康纳所说:“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者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11]安德烈·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从生态角度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虽然与资本主义不同,但二者都以经济理性为圭臬,忽视生态理性,同样把追求快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不可能正确处理生态矛盾,遑论保护生态环境。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指出:“随着列宁1924年的早逝,随着后来斯大林主义的胜利,环保主义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攻击,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最大的讽刺是,生态因素在苏联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和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开始的过程中起了一种主要的作用。”[12]忽视生态条件和环境因素会反噬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生态批判,从一个侧面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应当加强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研究,谱写绿色生态篇章。对“苏联模式”的生态批判,并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排斥的、抵牾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建成生态文明的社会,这已经成为学界的理论共识。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婚约关系”已经开始。高兹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萨拉·萨卡的表述就很透彻:“社会主义仍有前途,但它必须首先学会生态这门课。”[10]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版。“新版”的应有之义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问世。不可否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也曾经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错误做法,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思想建设和实践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时代呼唤的理论回响,弥补了科学社会主义缺乏生态篇的理论空白。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们反思超越“苏联模式”,吸取其忽视生态环境问题的经验教训有着理论上的关联性和实践上的借鉴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谨、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其生态思想和原则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提出“十个坚持”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六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2018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将“六项原则”扩充为“八个坚持”;2022年7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生态环境部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将“八个坚持”扩展为“十个坚持”。纲要强调了这“十个坚持”所涵盖的“根本保障”“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等理论要素的整体性意蕴,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发展的思想脉络。

    中国共产党一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两个结合”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坚定了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信心,也提升了我们的理论自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阐发的基本原则,虽然针对的是国内情况,表达的是中国话语,但作为理论形态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理论普遍性的特征。在社会主义一国实践中被证明为真理性的认识,完全可以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其理论创新成果完全可以充填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去,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述的基本原则有:

    第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原则。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都需要党的领导,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已有的内容。但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也同样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新原则。这表明,党既要领导解决社会矛盾,也要领导解决生态矛盾,因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第二,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历史原则。科学社会主义也涉及到社会文明进步问题,但把“文明”与“生态”联系起来,从“生态”视角研究人类文明进程,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对生态环境变迁与文明状况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这是从生态环境变迁的维度,提出的一种哲理深邃的人类文明史观。社会主义要想建成高度文明的社会,就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还必须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自然前提和生态基础。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文明,一个重要体现在于,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社会,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原则。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缺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维度,有忽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空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理念,给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开辟现代化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遵循。

    第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原则。现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没有涉及到“绿水青山”(生态效益)和“金山银山”(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但这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是生态文明时代发展经济的重要理念,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大相径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了处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关系上的思路转变。由过去以牺牲生态效益而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保护改善生态效益而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因为,良好的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自然前提,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潜力和生态后劲。科学社会主义要想行稳致远,就一定要摒弃资本主义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盘剥伤害自然而追求经济增长的老路。

    第五,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民生原则。在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民生福祉”主要是人们经济利益、物质财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内容。现在,“民生福祉”内涵扩大了,有了新内容。在生态思想史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第一次把“良好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联系起来,增添了民生福祉的生态内涵。的确,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的福祉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过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是民生,现在,满足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同样也是民生,而且是很重要的民生。科学社会主义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达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之目的。

    第六,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原则。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人类历史上,西方发展观长期执人类发展理念之牛耳,左右着人们对发展本质的理解。但是,历史雄辩证明,西方发展观无论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掠夺、控制和盘剥。那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发展观,越来越受到当今世界的唾弃。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树立绿色发展观,这才是人类社会行稳致远的“生态福音”。

    第七,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系统原则。这里提到的七大类自然地理系统是统一的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联系紧密的有机链条。生态系统与行政系统不同,它不会服从于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各管一摊、相互掣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举措是不适合生态系统治理的。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涉及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的内容,很少涉及生态系统治理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系统治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所以,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要树立生态系统原则,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第八,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法治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生态环境仅仅靠人们生态意识的萌醒、生态良心的发现远远不够,因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我们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蓝天、碧水、净土,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第九,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群众原则。历史是群众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生态环境视为人民群众的事业,同样需要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就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调动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生力军,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增强全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打一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民生态战争”。生态群众原则无疑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第十,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国际主义原则。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解放”既意味着从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从生态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共谋人类的生态福祉、建设清洁世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旨趣。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缺少生态国际主义的思考维度。资本主义带给世界的是“环境公害”“公地悲剧”和“生态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国际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生态国际主义才是可行的。

    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把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为“红色理论”,其研究域主要聚焦于“人的解放”“社会解放”问题。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也必然增添新的理论内涵,关注生态矛盾,关注“自然解放”,倡导绿色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绿色理论”。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人与人的和谐同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注的领域。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应当是“红”与“绿”交相辉映的完备的整体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社会主义增添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内容,这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国外学者的质疑与诘难。一些国外学者囿于对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特别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不承认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缺乏“自然”的维度,因忽视人与自然关系而存在着“理论空场”。例如,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就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无法找到多少对保护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13]。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马克思本人很少对自然界本身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11]他还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11]英国学者本顿、日本学者玉野井芳郎也有类似看法。我们不能说国外学者的观点毫无道理,相反,他们的质疑与批评促使我们清醒和反思。我们应当承认,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关注自然不够,缺乏生态的思想维度。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立,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空白,有力回答了国外学者的质疑与诘难,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焕发出强劲的理论活力。

    最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在人类文明史上,原始社会萌发了渔猎文明,封建社会滋生了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工业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创造出崭新的生态文明,因为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那么,社会主义能不能建成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是否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观,没有科学的生态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确立了绿色发展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生态原则,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制度贡献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丰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实践遵循和制度经验。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生态原则,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生态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 期刊类型引用(1)

    1. 王丽君. 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述评. 鄱阳湖学刊. 2025(01): 98-113+159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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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  200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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