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简称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区分类系统中的第Ⅱ类。IUCN对国家公园的定义中强调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或国家生物地理或生态资源的重要性。国家公园的设置标准之一也是为长期保护自然、原野景观、野生动植物、特殊生态体系。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和历史遗迹, 为人们提供休闲享受的场所, 同时不能破坏这些资源, 以留给后代使用” ^[2]。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对有蹄类动物的管理政策^[3]。1964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成为美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基础^[4]。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案》监督国家公园的管理。自此, 其他国家也相应为野生动物保护确立法律保障。除了法律保障之外, 各国还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更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通过对各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经验总结, 笔者概括为以下4个野生动物保护原则。

第一, 自然管理与干预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美国长期奉行自然管理的原则, 即不规划自然, 顺应自然规律, 但是在野生生物种群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时, 会使用干预管理的手段。例如, 黄石国家公园进行干预管理, 通过打猎、减少母鹿和重新引入狼等措施, 使麋鹿和狼的种群变化处于一个自然稳定的状态^[5]。干预管理也是南非国家公园进行野生生物保护的主要方法^[5]。

第二,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重要栖息地的破坏。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基础设施大多遵循环境影响最小化原则^[6]; 意大利政府在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时, 通常会进行详尽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评价和论证, 以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7]; 加拿大国家公园在规划过程中, 明确提出划定野生生物区, 为野生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场所^[8]。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野生生物的栖息环境。

第三, 建设动物通道, 减少栖息地破碎化。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为了增加栖息地的连通、减少动物的道路死亡率, 1986年和1997年分别在全加高速路班夫段的45 km范围内总共建设了24座动物通道, 并竖立栅栏防止随意穿越, 使有蹄类动物的死亡率下降了96% ^[9]。美国佛罗里达州设计了“野生动物跨越道”, 以有效避免高速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10]。

第四, 妥善处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肯尼亚政府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 建立国家公园, 推行“野生动物发展与利益分享计划”, 并吸纳原住民参与到公园的生态旅游之中, 全国约有1/10的国土着眼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11]。马来西亚Batang Ai国家公园在建立之初遭到Iban原住民的反对, 地方当局承诺保留其捕猎、采集林产品以及耕作的权利, 并进行经济补偿, 后公园管理者与当地领袖和居民合作, 使原住民在阻止非法狩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有了支持野生生物保护的意识^[12]。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野生动物种类达2 100多种, 约占世界总数的10%左右^[13]。由于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增长带来的自然生境破坏、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原因, 野生动物生存受到威胁, 仅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动物有257种^[13],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目前, 我国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逐步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等保护管理机构, 并开展野生动物调查、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 增强了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但是, 由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布局不合理, 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14], 生境破碎化问题依然存在。生境破碎化已成为我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13]。另外, 保护管理动力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缺乏专项扶持等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前景依然严峻。

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成功案例很多, 国际经验非常丰富。大熊猫是我国的特有物种, 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根据大熊猫全国第四次调查结果, 截至2013年底, 全国仅有1 864只野生大熊猫。陕西省的野生大熊猫约345只, 占全国种群数量的18.5%, 仅次于四川省^[15]。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是解决陕西大熊猫保护问题的最佳选择之一。

秦岭是我国大熊猫分布纬度最高的区域, 野外种群密度居全国首位。秦岭大熊猫外形独特, 为大熊猫新亚种, 有独特的分布格局和种群进化史, 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和保护价值。根据2013年大熊猫全国第四次调查结果, 自1978年原国家林业部在陕西建立第一批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至今, 陕西范围内有大熊猫分布的自然保护区共16个, 其中大熊猫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面积达26 × 10⁴ hm², 占全国的44.13% (见图 1)。虽然保护获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保护和利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还未解决。

图  1  秦岭大熊猫保护区分布图

与2006年大熊猫全国第三次调查结果相比, 大熊猫全国第四次调查结果中陕西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虽有显著增长(增长了105.1%), 但由于受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自然干扰, 以及道路、耕种、砍柴、放牧等人为干扰的影响, 大熊猫栖息地的整体质量并不高, 受损、退化、破碎化问题依然严峻。陕西秦岭范围内大熊猫种群被划分成秦岭A (平河梁种群)、秦岭B(天华山—锦鸡梁种群)、秦岭C(兴隆岭种群)、秦岭D(牛尾河—桑园坝种群)和秦岭E (太白河种群)共5个局域种群, 种群之间甚至相距较远(见图 2)^[15]。种群间隔离导致基因交流存在困难, 遗传多样性降低, 种群质量下降, 个别局域小种群(低于30只)在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时甚至有消失的危险^[15]。

图  2  秦岭大熊猫种群分布图

陕西涉及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有17个(除上文提出的16个属于林业系统内的自然保护区之外, 还有1个水利部门管理的湑水河珍稀水生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3个、省属国有林业局5个, 分属国家、省、市、县林业部门和水利部门管理, 管理权属交叉复杂。从整体来看, 陕西大熊猫保护地在管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①功能区划分过于模式化, 各保护地自成体系, 与相邻保护地之间缺少连通性, 在开展工作方面也缺少统一和协调; ②由于目前保护地网络的功能参差不齐, 根据木桶原理, 整个网络的功能将受制于一些栖息地含量较少、功能较弱的保护区, 从而影响整个网络的效率、功能和保护成效^[16]; ③由于已建保护地发展不平衡, 在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和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17]; ④保护地管理设施设备缺乏、管理力量不足、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巡护监测和宣教能力薄弱。

陕西秦岭以山地为主, 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13》数据分析, 陕西秦岭林地面积占秦岭总面积的98.69%, 耕地仅占0.57%。根据2013年陕西省各市统计年鉴数据汇总, 乡镇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 其中农业占40%, 牧业占13%, 林业占11%, 经济收入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大。保护地的建立使得农牧林业资源的利用受到限制, 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 对外出务工收入的依赖性也变大, 2013年乡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 946元。以自然保护区为例, 在保护措施上过多强调生态保护, 尤其是近来天保工程的实施, 使得社区对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受到限制, 也并未得到适当的补偿, 社区增收困难。一方面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限制,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为了生计, 割竹、打笋、采药、放牧, 甚至偷猎、盗伐等事件时有发生, 区社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风险。

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利用方式, 无序开发会对大熊猫栖息地保护造成干扰。目前, 佛坪、观音山、周至老县城、太白山等自然保护区都建有游览道路和登山步道, 天华山、青峰峡森林公园建有游览道路、餐饮、住宿等设施, 部分保护地内的社区点建有农家乐、住宿等设施, 但缺少统一的建设标准和对游客行为约束的规范。例如,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内仅有一个行政村, 43户人家中有31户搞旅游接待, 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旅游收入, 但在整体上又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保护地开展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益, 但是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游客带来的生活垃圾、一些游客的不文明活动及行为、外来文化的冲击, 以及为开展旅游活动修建的服务设施等, 都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波动干扰^[18]。旅游对秦岭大熊猫栖息地产生的干扰越来越大, 因此维护旅游开发秩序非常重要。

2015年, 大熊猫全国第四次调查结束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对大熊猫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在大熊猫主要栖息地整合设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指示。同年4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了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有关工作, 由四川省牵头, 陕西省、甘肃省配合, 启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编制工作, 根据大熊猫局域种群状况、生活习性及地理分布, 将其划分为岷山片区(四川)、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四川)、秦岭片区(陕西) ^①白水江片区(甘肃)。同年12月,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① 为了在规划中体现所在省域, 本文中的陕西秦岭区即秦岭片区(陕西)。

陕西秦岭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纬度最高的一个园区, 保护工作更加重要。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试点方案编制工作正在进行, 为了更好地处理秦岭大熊猫保护存在的问题, 针对试点工作的开展和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的建设, 笔者提出以下规划建议。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定可进入国家公园体系的候选地应具备足够大的面积和合适的布局, 以确保资源的持续性保护和公众享受的机会。英国要求国家公园应包含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瑞典则要求国家公园面积至少达到1 000 hm^2[2]。我国陕西秦岭区按照大熊猫栖息地及其潜在栖息地的范围、大熊猫重要走廊带的分布、土地权属关系等因素, 将集中连片的栖息地划入范围之内, 包括12个自然保护区(桑园、太白山、黄柏塬、长青、周至老县城、佛坪、观音山、周至、天华山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牛尾河、皇冠山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1个湑水河珍稀水生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森林公园(天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峰峡国家森林公园)、3个省属国有林业局的部分区域(太白、龙草坪和宁西), 地跨汉中、宝鸡、西安、安康4市8县, 总面积为43.86 × 10⁴ hm²(见图 3)。笔者建议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管理局, 对国家公园实施统一保护、统一管理、统一建设, 在统筹考虑行政边界的情况下对原有保护地管理机构进行合并, 最终形成佛坪、周至、太白山、天华山和桑园5个管理分局, 形成“管理局-管理分局-管理站”的三级管理体系。

图  3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保护地分布图

功能分区是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的核心。合理的功能区划能够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功能, 实施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因此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的总体规划应确定统一的分区标准(见表 1)。笔者根据德国和加拿大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 重点保护区的面积不得小于全园面积的75%, 游憩区的面积不得大于全园面积5%的原则^[2], 结合生态系统完整性、地形要素、基础设施及社区分布等因素, 在利用GIS工具进行图层分析的基础上, 完成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功能区的划分(见图 4)。

表 1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功能分区表

图  4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功能分区图

1) 就地保护。落实“自然管理”的原则, 尊重大熊猫的生活规律, 尊重自然变化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过程, 减少人为干预, 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2) 局域小种群保护。对园区内规模较小的种群施行“干预管理”, 使用野化培训方法, 即“人工繁育—野化训练—放归复壮野生种群”的机制, 增加种群数量。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 (2013年)中提出的计划新建2个放归基地(佛坪、太白), 实现每年放归3只大熊猫的目标^[15]。要严格执行放归之前的检疫程序, 杜绝有疾病的大熊猫放归野外, 同时密切监视放归大熊猫对环境的适应状况。

道路系统可能会对动物活动、迁徙造成阻碍, 甚至会造成动物伤亡, 因此需要在道路系统中为大熊猫保留活动通道。以大熊猫全国第四次调查中大熊猫种群的分布现状为基础, 建设生态廊道。桥面模拟成自然林地环境, 林木阻挡噪音和视线, 降低公路车流等干扰。除已有的108国道外, 新建太白河北、大树坪南、皂角湾、大箭沟等廊道。具体空间分布见图 5。

图  5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生态廊道规划图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十分重视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监测, 对公园的物种演化进行了不同时期的研究^[19]。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对麋鹿种群的自然过程进行长期观测, 为野生生物的保护提供了依据^[20]。秦岭园区现有保护站共计43个, 还建有许多科研监测站、生态定位站等, 建有固定的巡护路线, 在关键物种观察、监测与跟踪、生态定位、固定样地、样线观测、科研监测信息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但各保护区之间尚未形成统一体系。针对此种情况, 笔者建议: ①借助3S手段建立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资料库, 通过RS获得大熊猫栖息地的数据信息, 利用GPS对大熊猫生活痕迹进行精确定位, 通过GIS的空间分析能力对获取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和分析评价; ②建立秦岭大熊猫种群遗传信息库, 依托调查、常规监测、巡护等工作长期收集大熊猫粪便、毛发等样品, 分批次进行处理和DNA检测, 逐渐收集全部野生大熊猫个体的遗传多样性信息, 建立大熊猫个体信息数据库。

生态旅游是一种提供自然体验的环境责任型旅游, 强调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和地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与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相一致。生态旅游是共同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游憩发展的有效途径。生态旅游的规范、有序开展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游憩价值, 将资源优势调动起来。因此, 笔者建议针对陕西秦岭区的实际情况, 在生态旅游方面进行以下科学规划。

生态旅游的开展强调对自然少量的人为干预, 在充分利用原有基础设施基础上, 形成完善的空间规划。在现有服务中心、保护管理站、社区农家乐基础上形成由游客中心、服务站、秦岭人家、驿站组成的“点”状服务设施; 基于现有省、市、县交通规划, 利用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形成一级风景道, 县道、乡间公路形成二级风景道, 林间便道、巡护路形成游步道, 构成“线”状游览道路系统网络; 根据游憩资源的特征和地域分布特点, 将陕西秦岭区的游憩科普区分成具有不同主题的7个游憩小区, 包括山径古道游赏小区、山林生态体验小区、野生动物探秘小区、清代古村探访小区、天然森林疗养小区、自然地质探索小区、山涧河谷休闲小区, 形成“面”状游憩区域。

生态旅游活动强调旅游者生态素养的提高, 主张旅游者主动接受自然熏陶, 以生态、环保的方式参与旅游。生态旅游活动规划的目的是通过旅游者亲身参与, 领悟到秦岭及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陕西秦岭区应严格按照生态旅游的标准, 规划设计应以野生动物观赏、环境教育、科普考察为主题的生态旅游活动。开展志愿体验活动, 选拔符合条件的旅游者参与大熊猫野外监测、取样、跟踪等工作; 设置野生动物探秘活动, 筛选合格的旅游者参与野生动物徒步路线, 通过寻找其踪迹, 观察其粪便、脚印等了解其习性, 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生活; 遵循生态保护原则, 开辟生态旅游露营地, 并开展配套自然活动等。

考虑社区传统的资源生产活动和土地利用方式, 1992年第四届世界公园大会号召维持原住民生活方式, 保护原住民的利益, 协调和加强原住民及其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决策, 平等享受国家公园带来的收益^[21]。当地居民的支持可解决国家公园建设中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三者之间的矛盾。社区参与到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保护事业中, 可实现精准扶贫、增强生态旅游吸引力, 为生态保护提供强大的动力。从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 社区居民本身也是保护对象。具体建议措施如下。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原住民组成, 与野生生物局一起监督公园的管理^[19], 使国家公园的管理更加灵活有效。秦岭园区可成立由国家公园管理人员与社区居民代表组成的社区共管小组, 共同负责国家公园和社区之间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肯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到与野生生物有关的生态旅游活动中, 有效缓解了居民与国家公园管理间的矛盾与冲突^[11]。陕西秦岭区在制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规划时, 可制定“秦岭人家”建设标准、服务设施标准、服务质量标准, 对社区居民进行价值观念、知识和工作技能等培训, 规范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方式; 对于地方特色突出的村镇, 鼓励社区制作工艺品进行售卖, 既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技艺, 还可以带动社区发展。

197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环境教育就是达到环境保护目标的一种途径, 在生态旅游中大力开展环境教育能够拓展环境教育的实现途径^[22]。环境教育是责任, 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环境教育的目的是让公众对秦岭的生态价值有清晰的认知, 唤醒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全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形成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具体措施如下。

环境教育基础设施是环境教育规划能够实施的保障, 佛坪、周至、太白山、牛尾河等自然保护区大多建有宣教中心、野外宣教点等设施。但在整个园区内存在不均衡分布问题, 因此需要进行完善。从设置环境教育部门、建立宣传教育中心、建立生态博物馆、园路标牌设计、发放游客安全手册等方面实施, 通过静态的方式实现环境教育功能。

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兴趣各不相同, 活动参与者的需求、认识和期望决定着环境教育活动的设计内容^[23]。针对青少年、社区居民、亲子家庭等不同群体设置夏令营、志愿者招募、生态导游员培训等活动, 增强其对环境保护的理解, 培养热爱自然的情怀。

自然资源是人类最宝贵的资产,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不仅具有“国宝”大熊猫, 它所处的秦岭还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 其自然地理价值也彰显出其在中国重要的地位。依托于这块土地所生长的生物及其生境的保护对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

本文从保护大熊猫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公园规划进行思考, 得出如下结论:

1) 解决栖息地破碎化问题, 要从物种和栖息地角度及资源利用角度出发, 尽量保证大熊猫的自然生长, 保持栖息地的连通, 尽量减少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 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

2) 要处理好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之间的关系, 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好保护大熊猫和当地社区的关系。真正使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 依靠保护管理部门的力量是很难奏效的, 当社区以拥有大熊猫为傲时, 无形之中也会协助保护管理人员做好保护工作。

3) 生态旅游的有序开展关乎整个园区的发展, 不仅需要专业的规划, 更需要社区的支持和维护及游客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