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有3个重要的源头。一个是我国古代以老庄为主的先哲们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朴素表达。第二个源头当是联合国1992年环境和发展里约大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个观念集中反映了世界上一大批先进思想家在总结了连续二三百年工业社会发展伤害自然和污染环境所得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思想精华。第三个源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如何应对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积累的正确思想和行动。从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并提出的“绿化中国”“实现大地园林化”号召，到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年代，推出长达70年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规划蓝图及随后的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的出台，再到21世纪初期党和国家几届领导人在学习吸收了世界上先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依次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以他一切为了人民的胸怀，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吸收了古今中外先进的思想为营养，提出并不断发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思想。他的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主要支柱的定位；他的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项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论述；他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比喻和判断，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上的广泛认同。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两个并行互补的概念。我认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比可持续发展思想站位更高，意境更远。而且，由于把它列入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在国际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升级版。这一点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已看得很清楚，我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来说，道理也是相通的。

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是很宽广的。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它也要覆盖到全部国土和海洋范围。要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建立国土空间(含海洋)开发和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它必须渗透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它还必须渗入到文化、生活、消费多个领域，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如果狭义地从生态文明建设本身需要从事的工作任务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三大方面，即合理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积极保护和修复(建设)自然生态和认真扎实保护环境，也就是资源节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可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

我把保护生态环境有意识地拆解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以及以污染防治为主体的环境保护两部分，因为这两部分之间虽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但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和实施途径。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是以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科学认知为基础，是以自然力为主要动力，以各种生物类群为主要对象，采用顺应自然的人为干预为主要方法，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途径来达到保护、修复乃至重建新建的目标。这与以防治污染为主要任务的那部分环境保护不同，后者是以水、大气、土壤系统中的人为污染物为主要对象，在污染排放源头上、过程中及排放后采取以物理的和化学的主要手段进行防治的事业。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当然，广义的环境保护也可以包括生态修复，但这只是行政上的职责划分，在实施层面还是要分两块来分别进行的。这就是我认为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主要论点。

生态治理活动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冰川等)、人工生态系统(农田、城镇、交通、厂矿及其废弃地)以及高层次(大尺度)生态系统(景观、区域、流域、全球生物圈)三大对象群中进行。我过去为此写过论文，做过演讲，在这里只列表作参考，就不再详述了(见附表 1~3)。由表中可见生态治理行动因保护的程度、对象的特性及组合的结构的不同，可以有生态保护、生态保育、生态修复、生态重建和新建，人工生态系统的改良和修复，区域或流域系统的生态保护、改良和修复(如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等)多种内容。我曾建议用生态保护和建设来作为涵盖所有这些内容的总称，也有人不同意使用建设这两个字，那么也可以用生态保护和修复来涵盖。修复这两个字国外不大用，可以译为remediation, 也有用restoration来表达，都不很确切。看来我国作为一个地球上采取生态治理行动最广泛的国家，需要创造自己的生态话语体系，专家们可共同商量定下来。

生态保护和修复，首先是保护，而且保护要贯彻到所有生态治理行动中去，也就是所有生态治理都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生态保护工作，首先要确定保护的对象、性质和范围，就是要建立生态保护地的体系。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立生态保护地的历史起步较晚，1956年才建立了第一个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这项事业在改革开放年代发展很块。各个主管部门分别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风景名胜区、水源涵养地、森林公国、湿地公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自然与人文遗产保护地等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1万多个，占国土面积18%以上。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有教训。我认为现有中国的自然保护地设置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缺乏统一规划，重复遗漏，多头分治，管理不够有效，法制也不够健全；另一方面是整个体系中缺乏国家公园这样的核心主体。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将在我国新一轮的行动中，在体现国家意志重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大行动中，逐步得到解决。这将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体制的优越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依据我国国情和特色，建立一个简明有效、层次分明，既能保障国家统一意志的贯彻，又能发挥地方、社会和社区积极性的体系结构。在这个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家公园处于主体地位。

在长达数百年的推进工业文明的年代里，由于不合理的人为活动而造成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甚至出现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中国，虽然早有先哲们的“天人合一”等自然观的昭示，但可惜未能导入到大规模的社会行动中去。西方发达国家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在生态觉醒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行动上先走了一步，像国家公园等这样的生态保育新生事物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必须虚心地、认真地想法子学到手。

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虽然曾处于后进的地位，但由于我们有“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我们在理念上有可能更快超越。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吸收了中国古代及西方现代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做出了超越式的发展，他的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已经在世界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在这样的先进理念引领下，加上中国40年改革开放已经积累的人力、财力、物力基本盘，再加上中国的现行制度体制所赋予的强大的执行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领域也能迎头赶上，作出超水平的发挥。

任务已经落到当代的中年和青年两代人身上了，这个任务是复杂的、艰巨的。作为老一代人，我只能从我们的理解水平上提出一些想法，希望以建设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任务能顺利完成，少走弯路。我的忠告主要是深入细致研究中国自然生态的格局和内涵，在坚持自然保护主要的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国情去理清思路，审慎决策，把事情办好。我强调“实事求是”“中国国情”，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办这件大事，和西方国家当年在办这件事时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像美国在建立黄石公园时，可以在一个本来就人口稀少的西部山林原野上，依靠军队的力量把少量土著人赶迁出去后，从容地建立。我们现在要建的国家公园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差很大，不是任意划个红线、画个圈圈就能解决问题的。另外，我们和一些欧洲国家在面积相对不大、自然背景较为单一的条件下搞自然保护地建设也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国情特色至少有三大方面。

一是中国的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物种)多样，甚至超过了美国，更不用说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了。巴西的生物多样性比中国丰富，但在其他自然环境方面就不如中国多样。这就要求建设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的覆盖面要广，形式和内容应该更为多样。

二是中国的人口众多，且有久远的历史文化，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变化性大，人口分布也广。需要生态保护的区域大多有人居住，少数民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时人数还不少，而且已经繁衍多年，根植于当地。

三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必须照顾好保护地区的原住居民的利益，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教要求等，既不能一迁了之，又不能任其继续处于经济和文教的贫困状态。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生态保护和原住居民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是一个始终要认真研究和处理的重大课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能够兼得，是要因地制宜，多种途径去综合解决的。我们既不能把国家公园当作一般公园那样去过度开发游憩旅游资源，也不能采用极端的环境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绝对化的保护也是行不通的。为此，我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必须贯彻“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个大方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审慎对待。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上，不要过度追求数量目标，指标不是越高越好，而要实事求是考虑生态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比如如何有利于解决原住居民的民生需求，如何便于管理监测。

各种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布局和大小，国家公园内功能区的设置和区划，都要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有弹性和特色。建国家公园不能只有黄石公园、班夫公园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有多重模式，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保护的严格程度可以有等级差异，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国家公园也是有多种模式的。

要允许有一些对生态保护无害也可以相容的生产经营活动。绝对的保护地(相当于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只适于有限范围，有些原有的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就与生态保护没有多少关系，如果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减少其对自然的干扰，效果可能更好。大自然自身的生长演替也是在不断的干扰下(风、火、病、虫害等生物因素)进行的，大自然恢复自有其生态弹性。人类，本来也是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人太多了，干扰太猛了，才成为祸害。如能限制人的活动数量，又使其活动在科学技术指导下尽量减少其干扰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谈这些都是我的一面之词，当否仅供参考。我主要的愿望是这个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进行得更顺利些，实事求是、少走弯路、试点开道、稳扎稳打。我还希望各个有关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之间本着国家和人民利益团结合作，把事情办好。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更加完善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必将呈现在我们眼前。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