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持续性理论宣传与阐发，“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大众性概念与术语。但究竟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又应该具体包括哪些政策性议题和内容，目前的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绝对权威性的定义，而各级政策部门也往往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或范畴，是整个“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或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元点^[1]。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生态文明概念至少包含如下四重意蕴：①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②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③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则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造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④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作为一种环境社会政治理论或生态文化理论，也可以从如下3个层面来把握：①一种“绿色左翼”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话语；②一种综合性的环境社会政治变革理论；③一种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或古典色彩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2]。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的确需要深入探讨它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意涵和哲学思维传统上的特点，但无可置疑的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或话语体系所要表达的，首先是作为一个左翼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不断绿化着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理政方略^[3-4]。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人民物质生活总体上逐渐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其中也伴生、累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成为制约我国继续实现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身心健康，从而拖延、干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为核心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总结与反思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如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已明确地体现出对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高度关注，并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仅如此，它在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不但把经济持续性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追求的目标，还明确要求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治议题纳入其中，并明确提出，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理念及其践行的重大战略部署与任务总要求，并在理论层面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创新。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维与战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5]。“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更为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各个构成方面或要素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而且明确地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等诸多层面的立体性意涵和要求。就此而言，它所体现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念、生态环境现代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等的崭新认识^[6]。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理念及其践行要求做了一种全新视野下的系统论述，尤其是将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语境与架构之下。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和保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不仅规划了“新三步走”（2017—2049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宏伟蓝图，而且阐述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新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精准性。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立场对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做了系统性阐述，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环境社会政治变革理论。而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18日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则是集中展现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成果的标志性文献^[7-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新时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五位一体”或有机整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即把生态准则或考量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内在地蕴含或规定了生态文明经济或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现实实现的两条战略性进路或维度：生态建设的经济化和经济建设的生态化（或者说“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8]”）。而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简约性界定与阐释，即它们分别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的更理性经济利用（发展生态经济）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经济生产生活体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工业/城市经济生态化），那么就不难理解，在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经济建设推进实践中，福建、江西、贵州等省份理应成为践行前一种进路或模式的适当区域，而江苏、广东、山东等省份则理应成为践行后一种进路或模式的适当区域。概言之，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生态文明经济建设或发展绿色经济的“绿色发展”路径和“生态现代化”路径^[9-10]。

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所体现或表征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自源起于更为久远的生态环境保护话语和政治，与发展话语和政治的历史性结合或融合，而这大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狭义上的“绿色发展”概念主要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各种示范区（先行区、试验区）创建的现实路径或战略维度上来使用的。更具体地说，生态文明经济建设的绿色发展路径，是指更多侧重于较为丰厚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合生态化经济利用的绿色发展，即在相当程度上涵盖了人们通常所指称的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举措），因而可以成为一种不同于着力对既存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消费经济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即“生态现代化”）的另一种考量或模式。

相形之下，“生态现代化”理论或话语，指的是这样一种理念与战略，即借助于有远见和能力的国家或政府、健全的市场机制和不断创新的科技等要素及其合理组合，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目标与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的兼得或“共赢”。一方面，它大致属于环境社会政治变革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类型，相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或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和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它将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性的实践手段或策略聚集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技术革新与法政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其中，政府、市场和科技及三者的协同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一般来说，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并不简单拒斥结构性变革，但它的确更关心或强调经济技术革新和法政治理体制机制可以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切实性改善。就此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或话语本质上属于一种“浅绿色”的环境社会政治文化理论或“生态资本主义”理论^[11-13]。

总体而言，河北省邯郸市属于传统工业城市或矿产资源型城市致力于通过重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与生态旅游业来促进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或经济生态化重构的典型案例，也就是笔者所指称的“生态现代化”路径与“绿色发展”路径相结合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实例。基于这一认知框架，笔者及课题组实地考察了大致属于前者的邯钢公司循环低碳转型、肥乡区京津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峰峰矿区绿色发展转型等实例，以及大致属于后者的“广府古城”旅游风景区、河北企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肥乡区三江农业科技博览园区、跃峰渠纪念馆等实例，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模式和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是河北钢铁集团邯钢公司。邯钢公司创建于1958年，长期以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有总资产1 028亿元、职工2.3万人，具备年产1 300 t优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重要的精品钢材和优特钢生产基地。早在2003年，邯钢公司就提出了“精锐邯钢、绿色邯钢”的口号。此后，邯钢公司不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实施循环经济、低碳技术，积极履行社会与环境责任，并开展厂区环境综合整治，绿化、美化厂区，初步实现了资源充分利用、能源高效转化、环境持续改善。相应地，2011年，邯钢成为河北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企业；2012年，邯钢荣获“全国节能先进集体”称号；2013年，邯钢获得河北省政府颁发的“能效领跑企业”荣誉^[14-15]。党的十八大以来，邯钢公司贯彻落实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以创新发展、绿色转型为主线，加快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推进节能减排、可再生资源关键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努力实现与城市的和谐发展，成效卓著^[16-17]。笔者及课题组一行2018年7月4日的现场参观考察，也证实了这些变化。

二是肥乡区京津新材料产业园。肥乡区原为肥乡县，2016年9月撤县设区。肥乡区是现代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区（201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10亿元），直至2018年才经河北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因而，肥乡区作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县区，既要充分利用汇入邯郸新城区的重大机遇，着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和观光休闲旅游业，也要适时适当引入与发展一些低耗、低污染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从而推进整个区域产业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就后一个发展目标来说，处于辖区之内的中船重工718所（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供了这样一个“弯道超车”的可能。为此，区政府积极与中船重工718所商谈对接，并做好依托于它的“京津新材料产业园”的统筹规划与协调服务工作，其长期目标是使之成为一个产值过千亿元的大规模产业链群。依据笔者及课题组的观察，与中船重工718所的产业融合和深度合作，不仅可以带来即时性的经济效益，比如区财政收入2018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速，达到13.7亿元，而且可以有效保证选择性工业化发展的环保高标准，并对那些经济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坚决说不，从而尽快实现其确定的建设“生态新区、富裕新区、美丽新区”的发展目标。

一是峰峰矿区。严格说来，这一以矿区之名作为行政区名称的县区的实践探索，更符合重工业经济或资源依赖经济的绿色转型。像我国的许多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峰峰矿区采取了一种涅槃重生式的“绿色逆袭”战略，即由原来的过度依赖煤矿开采加工（“黑色”）转向全面实施绿色发展（“绿色”）。尤其是2015年以来，它将“转型”作为摆脱资源依赖、实现蝶变崛起的“大课题”，围绕“1231”区域发展战略（即抓住老工矿区转型升级这一条主线，驱动省级经济开发区和北部新区两个引擎，做强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型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打造一个以“滏源福地、瓷韵响堂”为名片的全域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着力构建全域旅游大框架，初步走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18-19]。笔者及课题组2019年4月27日进行实地调研时，区委领导还专门就矿区的绿色转型战略及其实施进展做了介绍：精心打造的“全国十大最美乡村”−“响堂水镇”、“红色旅游”范例−“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风景区、区域文化特色鲜明的跃峰渠（纪念馆）和磁州窑艺术街区等。

二是“广府古城”风景区。“广府古城”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点众多，城内外共有名胜古迹30多处，比如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弘济桥，同时由于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南缘，其小气候具有典型的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并造成了大量平原湿地的地理环境景观，被誉为“北国小江南”和“第二白洋淀”。自2010年前后起，邯郸市政府逐渐提出了开发建设“广府古城”风景区的战略：一是古城区及周边人文历史景观的保护与修复，二是围绕古城区的湿地建设，最终将其建设成为一个集水上漂流、古城观赏、太极健身、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景区和供邯郸市民休闲娱乐、旅游度假的“后花园”^[20-21]。2016年，“广府古城”如愿成为邯郸市第一批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同批的另一个是娲皇宫景区）。笔者及课题组2018年7月前往参观考察时，已经切身体验到“广府古城”景区建设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它向邯郸市区居民所提供的巨大休闲娱乐价值，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语境下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22]，而古城街区及周边地区人文历史景观的保护与修复（包括对弘济桥本身的进一步保护）仍在进展之中，其旅游经济拉动效应也需进一步呈现。

三是生态有机农业。应该说，生态有机与观光休闲农业是面向邯郸全市域范围的一项基础性绿色经济发展或转型战略，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邯郸市乃至整个冀南地区的发达农业传统，只不过结合时代需要添加了满足城乡居民休闲观光消费需求的新功能。笔者及课题组先后考察的典型实例有3个，它们分别是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三江农业科技博览园和河北企美农业科技公司。“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邯山区），始建于2008年，是河北省南部最早的一家正规化现代农业园区^[23]，经过十年多的努力，已经形成特色种养、加工销售、物流配送、休闲旅游等多种业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紧邻国家5A级景区“广府古城”的地缘优势，把观光旅游业也列为其着力发展的重要业态之一，同时还注重经营模式创新，通过订单生产、承租反哺、土地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强化了与当地农民的利益联结和收益分享。“三江农业科技博览园”是肥乡区委、区政府2017年引进的农业现代化战略支撑性项目，位于肥乡城东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是集科技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全部建成后将会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单体最大的农旅产业园项目，对带动邯郸市的农业旅游、农业科普、农业休闲、农业产业化升级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河北企美农业科技公司”创办于1999年，自成立之初就树立了“以食品安全为己任、以环境保护为使命”的企业宗旨。2008年，它凭借安全、安心的有机产品品质，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北京奥运会餐饮直供企业。如今，“河北企美农业科技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集有机农产品种植、有机农产品加工、有机养殖、有机肥生产为一体的闭合式有机大产业。

概括地说，上述实例的叙述性阐释大致支持笔者在开篇所提出的邯郸市是一个两条路径（“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相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案例的断定，而且总的来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发展。比如，县改区不久的肥乡区和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峰峰矿区，都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自己的招牌性绿色经济战略（其实更早的是2016年的涉县和武安市），足见这些基层政府的远见与勇气^[24-25]。在此基础上，邯郸市2017年开始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26-27]。当然，客观而言，无论是每一条路径的进一步改进完善，还是两条路径的协同共进，邯郸市的绿色经济发展都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邯郸市的“生态现代化”经济绿色转型战略至少面临着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难题或挑战：一是以邯钢为代表的传统钢铁行业绿色转型及其整体性生存发展空间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邯钢所处的城区西部位置与整个城市进一步拓展提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个问题已经不单单是邯钢的环境污染程度和低碳循环工艺水平的问题，而是关涉到邯郸市整个城市的未来发展目标定位及战略选择的问题^[28]。因而，在笔者及课题组两次调研后不到一年间，邯郸市委、市政府终于做出了艰难的“取舍”，即决定将邯钢主体分期迁往西部太行山区（位于涉县的龙虎镇）。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邯钢的经营状况对邯郸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将是巨大的，如何确保其易地搬迁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而不是走向衰落是必须严肃考虑的，同时，如果没有周边县（市）区其他钢铁企业的同步措施跟进，邯钢自己的搬离甚至最终关闭都未必能够真正解决大邯郸地区的大气污染和环境质量问题（邯钢对邯郸市主城区PM 2.5的贡献率为20%左右）。

二是替代性工业产业和技术的替代效应显现或潜能问题。尽管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肥乡区等辖区内的一些新材料产业显示了良好的经济替代前景或潜能，尤其是特殊用途气体和材料的生产加工，但它们何时或是否能够最终取代像目前的煤钢产业那样的经济支柱地位（比如，武安市2018年钢铁企业实现利润146.9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的44.2%），并不是非常确定的，至少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29]。就此而言，邯郸市政府与辖区内的少数特大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制度化或深度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从笔者及课题组的实地考察来看，永年区等的其他一些分散性的机械（部件）加工企业都面临着各不相同的持续性赢利困难。总之，邯郸市如何选择性地高标准推进新型工业化，仍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议题（峰峰矿区领导做情况介绍时也多次提到全面绿色转型时期的资金和产业支撑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支撑的可持续性问题）。

另一方面，邯郸市的“绿色发展”新经济战略的想法与实施力度都很大，而且进展迅速，但在进一步细化与精致化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提升。比如，肥乡区借助县改区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精心打造了一批城市绿地公园，力图使之成为北方湿地景区的生态典范、邯郸东部宜居宜游的美丽花园，同时还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以“三江农业科技博览园”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园区也明显同时具有产品产销、观光体验和农业旅游的综合性特征^[30]。但从全域旅游的视角或标准来看，所有这些产业项目都还需要更为清晰的品牌设计、线路规划和营销传播，其中也不应只是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热情推动，还应更多采取企业自主经营和市场机制运作的方式。

再比如，近年来峰峰矿区组织实施了“绿色逆袭”式的全面转型战略，财政资金投入巨大，也从根本上确立了矿区经济发展的绿色生态大思路、大战略，并已经成功打造了像“响堂水镇”“山底抗日地道战遗址”“磁州窑艺术街区”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旅游景点^[31-32]。但是，如何更高质量地开发利用像瓷窑这样具有世界级艺术价值的民族传统文化、像跃峰渠这样兼具重要生态旅游价值与革命传统教育价值的红色文化，不仅对峰峰矿区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战略的成功实施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意义上重构峰峰矿区的未来发展愿景−甚至包括重新拟定这一行政区域的名称。

当然，更具挑战性的是，邯郸市辖区作为一个治理主体以及邯郸市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如何更系统地把握好“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进路或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其中既包括“生态现代化”路径或战略的不当应用所可能带来的拖后或冲抵效应，也包括“绿色发展”路径或战略的无序应用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在笔者看来，对前者，最大的风险仍是如何将已然开启的重工业（经济）或资源工业（经济）生态化转型进行到底；对后者，像肥乡区一样，峰峰矿区的绿色新经济发展恐怕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与更宽阔的视域下来考虑、规划和打造，而邯郸市乃至更高层级的党和政府的协调引领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产业与经济的生态化转型和以生态农业与旅游业为主体的绿色新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传统工业城市尤其是资源依赖型城市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阶段性境遇或选择，而如今的河北邯郸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较典型代表。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努力，邯郸市已经在借助绿色化战略实现自我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切实的成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所引领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国家战略，为上述的具体性绿色化战略与路径选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阐释和规约。也就是说，像全国范围内的其他许多典型案例一样^[33]，邯郸市近年来所采取的积极贯彻落实全国和省政府的大力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区域绿色发展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更清楚地和更自觉地从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进路或模式相结合的意义上来理解、来推动。就此而言，邯郸市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整体性进展，以及像笔者和课题组所实地调研的肥乡区、峰峰矿区等绿色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代表性案例或样板，首先是一种“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结果，是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家和普通工人农民群众在内的社会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绿色经济（发展）转型将只能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必须要有“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足够耐心与毅力^[34-35]。比如，依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的统计数据，2018年河北省空气治理超额完成了省政府确定的PM2.5平均浓度“达到62 μg /m³、同比下降5%”的目标任务，而邯郸市在11个设区市中空气质量仅排在石家庄、邢台和唐山之前，位列倒数第四。这表明，尽管邯郸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与路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想在大气质量这一生态环境改善和治理水平提高的关键指标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需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绝不能有任何松懈。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意味着更高的未来发展目标追求和一种更加综合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变革。必须看到，无论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目标，还是“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比如邯郸）的区域目标，归根结底是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政治设想或承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而事实已经证明，原初意义或形式的工业现代化已经无法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或承诺。因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本质意涵就是引导我们最终走出基于欧美国家工业（城市）文明的未来社会愿景或想象，而真正探索一种相对物质富足，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经济、社会与文明。就此而言，今天的很多绿色创新实践或努力都只是我们走向可持续未来的节点或过渡，尽管这些节点或过渡也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