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记是记录园林的建园经过、历史沿革、景观布局、造园思想和造园体验等园林文学类型的统称^[1]。在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中，常通过园记了解及再现当时的园林景观风貌。园记创体于唐代，蓬勃发展于宋，至明代臻于成熟，内容广泛，关于植物应用的描写也更为丰富^[2-3]。目前，对明代园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园林特点的总结^[4-6]、园林考证和复原研究^[7-13]、园林活动与思想分析^[14-20]以及景观要素分析^[21-29]。中国古典园林崇尚自然，植物是中国古典园林自然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有关明代园记的研究中，对植物应用和植物文化表达的专项研究则较少，少量关于植物应用方面的研究也是以单个园林为例^[30-32]，更缺少宏观视角下明代园林中植物应用的总体归纳。因此，本文以明代142篇园记记载的259处园林中的植物应用为研究对象，统计和分析明代园记中出现的植物种类及其出现频率、功能价值等，从植物应用偏好和植物文化层面探究明代园林中的植物应用特征，力求从园记总体视角较为全面地展示明代园林的植物应用及文化表达。

一.   研究对象的确定

中国园林经过几千年的沉淀，积累了大量的园林文献。其中，园记作为记录园林的记体文，被归入“杂记文”之列，因数量较多，成为园林文献的主体。园记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园林的景观风貌。通过对《明文海》《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园综》《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第3辑）》《中国古典园林文献研究》等明代古籍及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发现，明代园记承接前几代园记的发展，逐渐成为成熟的文体，数量最多，有423篇文章，远超前几个朝代。尤其是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园林咏记纷繁，数量剧增，且每篇动辄数千言以至万言，园记中园林理论成色加重，涉及的内容也更为广泛^[3]。因本文聚焦植物应用，所以剔除虽以园记、亭记等为题，但内容多为“文以载道”的文章，以及只有园林建筑描写的文章或以议论为主并无景观描述的文章，只保留内容涉及园林植物描写的园记。最终筛选出有植物应用记录的明代园记142篇，共记录了259处园林。其中，植物种类记载数量排名前20的园记如表1所示。

表  1  明代园记信息及其记载的植物种类数量（排名前20）

序号	园记名称	作者	植物种类数量		序号	园记名称	作者	植物种类数量
1	《雅园记》	李维桢	102		11	《隑洲园记》	李维桢	34
2	《越中园亭记》	祁彪佳	65		12	《帝京景物略》	刘　侗	32
3	《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	王世贞	52		13	《荪园记》	吴文奎	30
4	《影园自记》	郑元勋	50		14	《寓山注》	祁彪佳	30
5	《游金陵诸园记》	王世贞	49		15	《学园记》	张师绎	28
6	《弇山园记》	王世贞	48		16	《葑溪草堂记》	韩　雍	26
7	《湄隐园记》	卢象升	46		17	《遂园记》	汪道昆	26
8	《娄东园林志》	佚　名	43		18	《归园田居记》	王心一	25
9	《南园赋》	祝允明	40		19	《山居赋》	李　裕	25
10	《陶庵梦忆》	张　岱	40		20	《快园记》	张　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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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园记中的植物种类分析

一   植物种类构成分析

统计明代园记中的植物种类，依据明代植物专著《二如亭群芳谱》以及当代植物专著、考证类书籍《中国植物志》《植物古汉名图考》《植物名释札记》《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等对明代园记中的植物名称进行考据，并在《中国植物志》中检索确定学名。对于园记中松、竹、柏、枫等只有大类名称，未指出具体种的，记为“某类植物”。经统计，明代园记中的植物分布于82科158属208种（类），包括种子植物207种（类）和蕨类植物1种。种子植物门共有裸子植物7种，被子植物200种（类）。其中，能精确到种的植物有199种，无法精确到种而以“某类植物”命名的有9类，包括松类、杨类、柳类、栎类、海棠类、梨类、蔷薇类、槭类和竹类。统计各植物种类在259处园林中的记载次数，出现于1处园林则记为1次，记载次数排名前20的植物种类见表2。

表  2  明代园记中的主要植物种类（排名前20）

序号	名称（学名）	科属	记载次数		序号	名称（学名）	科属	记载次数
1	竹（竹类）	禾本科	186		11	杏（杏）	蔷薇科李属	31
2	梅/玉蝶梅/绿萼梅/绿芎梅/江梅（梅）	蔷薇科李属	128		12	海棠/蜀府海棠/蜀棠/西府海棠/海红/ 垂丝海棠/蜀府垂绿海棠（海棠类）	蔷薇科苹果属	29
3	果子松/栝子松/剔牙松/栝/松（松类）	松科松属	103		13	橘/柑橘/柑桔/木奴（柑橘）	芸香科柑橘属	26
4	垂柳/杨柳/柳（柳类）	杨柳科柳属	84		14	梨（梨类）	蔷薇科梨属	24
5	桃/寿星桃/绛桃（桃）	蔷薇科李属	76		15	木芙蓉/芙蓉（木芙蓉）	锦葵科木槿属	23
6	木樨/桂（木樨）	木樨科木樨属	53		16	菊（菊花）	菊科菊属	23
7	侧柏/柏（侧柏）	柏科侧柏属	46		17	榆（榆树）	榆科榆属	22
8	牡丹/绿蝴蝶/黄紫（牡丹）	芍药科芍药属	46		18	梧桐/梧/桐（梧桐）	梧桐科梧桐属	22
9	芙蓉/莲/荷/芙蕖/荷蕖/芰荷（莲）	莲科莲属	38		19	槐（槐）	豆科槐属	21
10	李/杏李（李）	蔷薇科李属	33		20	芍药（芍药）	芍药科芍药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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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植物有192种（类），占总数的92.3%，国外引种的植物有16种，占总数的7.7%。明代以前已引进的植物有小麦、葡萄、核桃、石榴、苜蓿、葱、甘瓜、菩提树、罂粟、水仙、美人蕉、茉莉、茄、虞美人14种，明代引进番薯和西番莲^[33]2种。可见明代园记中的植物种类构成以乡土植物为主，外来种注重的主要是食用价值。

园林栽培植物有173种，主要分布在蔷薇科（10属23种）、禾本科（11属22种）、芸香科（5属8种）、豆科（6属7种）、木樨科（5属7种）、桑科（4属6种）。野生植物有35种，分布较多的为禾本科（4属4种）、蓼科（3属4种），其他科多为4种以下。可见明代园林中栽培植物广泛，其中蔷薇科、禾本科、豆科为广布科。

二   植物种类出现频率分析

以“出现频率 = 记载次数 ÷ 总园林数 × 100%”的形式计算各植物种类的出现频率。据统计，出现频率在30%以上的植物有4种，分别为竹类、梅、松类和柳类；出现频率为20% ~ 29%的植物有2种，分别为桃和木樨；出现频率为10% ~ 19%的植物有7种，分别为侧柏、牡丹、莲、李、杏、海棠类和柑橘；出现频率为5% ~ 9%的植物有14种，包括梨类、菊花、木芙蓉、梧桐等；出现频率为1% ~ 4%的植物有73种，如枣、木香花等；出现频率在1%以下的植物有108种，如碧桃、柽柳等。出现频率在10%以下的植物种类较多，出现频率在10%以上的多为竹、梅、松、柳等大类植物。

综合来看，明代园记中的植物出现频率与植物的广适性、生命力、观赏价值密切相关。以松、竹、梅为例，三者皆分布广、耐寒、耐瘠薄、易成活、寿命长。松与竹高大且四季常青，梅则为寒冬增色，这些优良特性使其注定受到造园者的垂青。此外，植物的出现频率也与其栽培历史、文化内涵相关。自南宋起，林木、花卉逐渐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表现出人们托物言志、与物为友的审美观。至明代，儒释道深刻融合，个人品格意识高涨。松、竹、梅等植物与当时文人名士的品格颇为契合，自然受到表德者的推崇以及创作者的青睐^[34]。

三   植物功能价值分析

分析明代园记中植物种类的功能价值发现，观花类、食用类、药草类植物应用广泛，其中观花类植物应用最多。

1   注重观花价值

明代园记所记述的植物大多数为观赏植物，观花植物尤甚，具体种类见表3。明代文人名士爱花，偏好花开的盛况及异彩纷呈的植物景观，因此许多园林“花品繁至不可计”^[35]。这得益于明代花卉产业兴盛、花卉品种繁多，也与以比德观念为导向的花卉审美风尚息息相关。

表  3  明代园记记载的观花植物

类型	种名（记载次数）	种类数量
乔木	梅（128次）、桃（76次）、木樨（53次）、李（33次）、杏（31次）、海棠类（29次）、梨类（24次）、玉兰（16次）、樱桃（14次）、石榴（10次）、泡桐（9次）、绯桃（6次）、紫玉兰（4次）、杜梨（2次）、碧桃（2次）、木莲（1次）、含笑（1次）、蜡梅（1次）、贴梗海棠（1次）	19
灌木	牡丹（46次）、木芙蓉（23次）、蔷薇（15次）、紫薇（9次）、木槿（5次）、山茶（5次）、月季（3次）、茉莉（3次）、郁李（3次）、棣棠（1次）、栀子（3次）、绣球花（2次）、玫瑰（2次）、紫荆（2次）、黄杨（2次）、杜鹃（2次）、素馨花（2次）、茶梅（1次）、合欢（1次）、紫丁香（1次）、迎春花（1次）、夹竹桃（1次）	22
草本	莲（38次）、菊花（23次）、芍药（20次）、春兰（13次）、冬葵（8次）、香蒲（5次）、秋海棠（4次）、萱草（4次）、菖蒲（4次）、水仙（3次）、佩兰（3次）、蕙兰（3次）、建兰（2次）、虞美人（1次）、罂粟（1次）、美人蕉（1次）、荇菜（1次）、剪秋罗（1次）	18
藤本	木香花（10次）、重瓣空心藨（9次）、紫藤（7次）、藤萝（3次）、凌霄（2次）、五色梅（1次）、忍冬（1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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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花乔木多为梅，这与梅的优良特性、文化内涵相关。梅适应性强，耐寒耐热，耐粗放管理，且明代观赏品种众多，如明代园记中提及的玉蝶梅、绿萼梅、绿芎梅等，有些品种药赏兼用，如绿萼梅的干花还可入药^[36]。梅之应用亦广泛，可盆栽，制成盆景；或于庭院内孤植，如江元祚横山草堂中的“法华”老梅；或群植在野，如陈所蕴笔下的“香雪岭”；或与杏、桃、李杂植，如张宝臣熙园中的“众香国”。梅文化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诗经》中的《召南·有梅》，而后梅被赋予疏秀幽雅之品格，至明代文人骚客对其仍赞不绝口。

观花灌木多为牡丹，如明代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所记录的宣家园牡丹为京城第一，清华园中牡丹多异种。牡丹的广泛应用与其丰富的品种有关，研究表明，明代牡丹谱录统计的牡丹品种有326种，其中258种为明代特有，明代牡丹文化之盛可见一斑^[37]。

观花草本以莲和菊花居多，明代很多园林有水则有莲，有圃则有菊。如《冶麓园记》中的嘉莲池双莲并蒂，《古胜园记》中的晚香圃有菊类数百种。莲与菊花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承载着中国传统花卉文化的深厚内涵。明代儒释道三教融合，莲深受三教崇尚，故而广受社会青睐。明代还延续了宋代理学家花卉审美上的比德观念，莲、菊花被赋予高洁的士大夫人格，受士大夫阶层所推崇。

观花藤本主要为木香花和重瓣空心藨。二者皆香气四溢，且应用形式多样，常被架设为棚、屏、篱，高架万条，望如香雪，既可遮阴、观赏，又能隔离空间，如《谐赏园记》中以蔷薇科花木为主形成亭后的花屏。

2   兼顾食用价值

明代园记中记载的具有食用价值的植物主要有谷类、蔬类和果类。明代李维桢的《雅园记》记载海阳商山吴氏的季园植物丰富，其中食用植物的谷物、果实、蔬蓏等不胜其数，“果实则有梅、枣、梨、粟、李、杏……，蔬蓏则有瓜、芋、姜、芥……”。王世贞的《澹圃记》记载了其弟王敬美的园林，其中也提到园内种有大量果类、蔬类植物，“果园尤旷，所种皆柑橘、枨橼、桃李……又以其隙分畦栽紫茄、白芥、甘瓜、樱粟之属”。明代园记中共记录谷类植物6种，蔬类植物14种，果类植物23种（见表4），食用植物种类之丰富侧面反映出明代农业经济的繁荣。有研究认为，在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经济作物愈发受到重视，栽培面积扩大、种类繁多^[38]。

表  4  明代园记记载的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

类型		种名（记载次数）	种类数量
食用植物	谷类植物	粟（3次）、粳稻（3次）、大豆（2次）、稷（1次）、薏苡（1次）、小麦（1次）	6
	蔬类植物	冬葵（8次）、韭（4次）、茄（3次）、芋（3次）、白菜（3次）、芥菜（3次）、水芹（2次）、苋（2次）、薯蓣（2次）、番薯（1次）、葫芦（1次）、葱（1次）、蕨（1次）、苜蓿（1次）	14
	果类植物	梅（128次）、桃（76次）、李（33次）、杏（31次）、樱桃（14次）、枣（11次）、石榴（10次）、柑橘（9次）、柿（9次）、柚（9次）、芡（8次）、杨梅（6次）、葡萄（5次）、甜橙（4次）、银杏（3次）、胡桃（2次）、榛（2次）、榧（1次）、龙眼（1次）、苹婆（1次）、甘蔗（1次）、椰子（1次）、甜瓜（1次）	23
药用植物		川芎（5次）、白芷（4次）、萱草（4次）、蓼蓝（4次）、佩兰（3次）、菖蒲（3次）、香附子（3次）、败酱（2次）、黄檗（1次）、黄连（1次）、虎杖（1次）、葶苈（1次）、地黄（1次）、酸浆（1次）、杜若（1次）、车前（1次）、蒌蒿（1次）、艾（1次）、荩草（1次）、紫苏（1次）、麦冬（1次）、薏苡（1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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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草香草等功能性植物也较常见

在明代，园中治药已成为常见的园林活动，因此，园记中常有药圃记载，其中记载的药用植物主要有中草药如川芎、白芷或香草如佩兰、杜若等。朱长春的《天游园记》记载：“周无垣，列柏为栅，四隅皆隙，为圃，圃种药。”王行的《何氏园林记》记载：“山之麓有泉林，有茶坡，有按花坞，有杏林，有药区。”统计明代园记中提及的药用植物，共计22种（见表4），记载次数最多的是川芎，为5次，白芷、萱草和蓼蓝皆为4次，这4种植物均有不俗的观赏价值与文化内涵。川芎是药草亦是香草，《本草纲目》记载“其叶倍香，蜀人采叶作饮”，表现其“药食同源”的价值。白芷花白叶绿，清新淡雅，幽香袭人，屈原以白芷比喻品行正直的君子，因而它是《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香草。萱草在湖北等地常常被烹制成菜肴^[39-40]。《诗经》记载：“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其中的“蓝”就是指蓼蓝。《药性本草》记载，蓼蓝可“填骨髓，明耳目，利五脏，调六腑，通关节，治经络中结气，使人健少睡，益心力”。可见，明代园记中记载的药用植物往往兼备观赏、文化、食用等方面的价值。

三.   明代园记中的植物应用特征分析

一   崇尚乔木之高和古

明代园林中乔木选择以高、古、冠大荫浓为标准。明代文人邹迪光在《愚公谷乘》中亦阐述了该标准：“吾园内外树，多干霄合抱之木，不必其枝琼干翠，与是吾家物，而取其虬盘凤翥，家不自有而为吾有之，如幕之垂，如褥之铺，斯亦所为胜耳”^[41]。“干霄”为“高入云霄”之意，足见乔木之高；“合抱”形容老树粗壮，需几人合力围抱，足见乔木之古；“枝琼干翠”与“如幕之垂”则比喻树叶茂密，交织如下垂的帷幕，足见乔木冠大荫浓的特点。

大多明代园记在描绘园中乔木时会强调其高度，如高槐、高杨、高柳等。此外，明代文人多崇古，古树更能烘托出园林的历史厚重感。古树岁月悠远的质感，颇受造园家的喜爱，如《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英国公新园中有一棵老梧桐：“阁之梧桐又老矣，翠化而俱苍，直干化而俱高严”^[42]。枝叶交覆形成的高荫蔽度能营造深远之感，因此冠大荫浓的乔木很受造园家青睐。例如，《谐赏园记》中记录的谐赏园有如盖如幄的绿荫：“左右藩以柔黄，环以榆、柳、槐、棘，枝叶交荫，如盖如幄”；《游金陵诸园记》中的金盘李园也有高荫庇度的小径：“榔榆夹之，高杨错植，绿阴可爱”。乔木作为植物景观的骨架，往往能构建出绿荫空间，营造出绿意盎然、荫蔽深邃的意境。

二   偏爱观花植物之花茂和色艳

明代农业经济的兴盛发展促使人们在满足温饱之余，转向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诸多花事活动盛行一时，观花植物备受世人关注。有研究发现，明代花谱维系着士人的社交网络，同时明代对于观花植物种类与种植技术的专论较前朝明显增多，一定程度反映出明代对于观花植物观赏性标准的提高^[43]。

明代园林中观花植物的选择注重花茂。盛花者多为梅、杏、桃、梨、蔷薇、荼蘼、木香、海棠等蔷薇科花木和牡丹、芍药等芍药科花木。例如，《绎幕园记》中花开极盛的蔷薇：“度亭而北，则锦云窝，蔷薇为之，骈罗布濩，若垂缨络，若缀流苏，若众香林，若四宝宫”；《谐赏园记》中落红万千的梅杏桃梨：“旁植梅、杏、桃、梨各数株，花时与客倾壶而醉，醉则相与枕藉，落红万千，满人衣裾，不减许瑾花茵也”。

除了花茂以外，明代园林中观花植物的选择还倾向吸睛的艳丽色彩。如《绎幕园记》中的红紫蔷薇：“北出为锦云窝，径皆蔷薇，浅红深紫，游者如入锦步障”；《寄畅园记》中的艳丽牡丹：“堂前层石为台，种牡丹数十本，花时，中丞公宴予于此，红紫烂然如‘金谷’”。蔷薇、牡丹等姹紫嫣红的观花植物色彩明艳，在素墙绿叶的衬托下成为视觉焦点。

三   注重四时景致色彩变化

明人建园布景重视四时之景，《园冶》提到园林的特点之一便是“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园林中景观的建设也遵循“节序参变，景物并佳”的原则，尤其在植物的选择上凸显季相景观变化。有研究发现，明代这种季相变化的审美倾向，或可溯源到“生产与观赏相结合”的农业景观营造理念，如夏时观荷、秋时采藕，累累霜柿愈增秋色^[44]。

明代园记对四时之植物景色进行了详细描写，如春之繁花新柳，夏之红荷绿荫，秋之黄菊丛桂，冬之寒梅霜雪。《蕺山文园记》中将四时之景描述得淋漓尽致：“芳春绿叶红蕤，烂若霞绮；盛夏莲华出水，风动雨浥，清芬触鼻；秋来芙蓉满堤，黄鞠盈把，幽意飒然。霜霰既零，卉木凋伤，庭橘深绿，朱实累累”。

春季万物复苏，以蔷薇科为主的观赏花木花开成片，次第绽放，如《熙园记》中所记：“杂植梅、杏、桃、李，春花烂发，白雪红霞，弥望极目，又疑身在众香国矣”。夏季葱蔚洇润，以荷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绿波满塘，观叶植物叶浓成荫，叶形奇特、株型高大的芭蕉与窗为邻，捎去清荫，如《小昆山读书处记》中写道：“侧室蕉数本辅之，以长夏弄碧可念”。秋季明媚多彩，彩叶乔木成林，明艳若霞，以芸香科为主的植物硕果盈枝，如《偕老园记》中所记：“杂卉之外，树橙橘﹑香橼之属，秋得其实”。冬季万物始藏，白雪掩映下唯有寒梅、蜡梅开放，如《白斋记》中写道：“槛外植梅二十余株，冬时盛开，万玉璀璨，被以密雪，铺琼叠练，内外交莹”。

四   寄托丰富的文化思想

1   隐逸思想

明代园记多出自文人之手，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隐逸思想。明初的《兰隐亭记》《西园菊隐记》记载，园中种植兰花、菊花，用以体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道隐”精神；明代中期的《西塍小隐记》《南山隐居记》《菊隐轩记》记载，园中常行耕稼之事，体现了当时流行的“耕隐”思想；明代中后期的《王氏拙政园记》《离薋园记》等则主要表达了建造“城市山林”的“市隐”思想；明晚期的《横山草堂记》《西佘山居记》等体现了当时文人完全沉浸于山林之乐的隐居思想，他们抛开了世俗的束缚，达到隐居以乐的通隐阶段。这些隐逸思想也反映在植物应用中，由于古往今来的隐士多享山林之乐，故成就了许多与植物相关的隐逸典故，在文人墨客之诗书画作的传唱中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植物隐逸文化意象。

“武陵桃源”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于避世隐居的意象，明代园记多见此类植物意象。《寄畅园记》中的“西垒石为涧，水绕之，栽桃数十株，悠然有武陵间想”，《王氏拙政园记》中的“至是水折而南，夹岸植桃”，《归田园居记》中的“南出洞口，为‘漱石亭’，为‘桃花渡’”，这些景观以桃花为主景，也多以桃花为名——“桃花渡”“桃源”“桃花沜”等，既有致敬东晋著名隐士陶渊明的桃花源之意，也体现绚烂的桃林之景。“小山丛桂”意象也是文人笔下隐士幽居之所的代表。明代园记中记录的与该意象相关的景点，多为于假山上植桂，如《影园自记》中的“小山招隐”：“室隅作两岩，岩上多植桂，缭枝连卷，溪谷崭岩，似小山招隐处”；《归田园居记》中的“小山之幽”：“轩前有山，丛桂参差”。这些景观以桂和假山为主景，既象征幽居之意，又构建山石花木相合的画面。

2   比德思想

许多植物被赋予坚贞、高洁、优雅等优秀品德，成为众多文人墨客托物言志的载体。明代园记也常托物言志，赋予植物嘉德，借植物喻人。明代园记所记录的景观中常有以“岁寒”为名者，借松柏寒冬不凋之特性比喻人坚忍不拔、坚贞不屈的品格。例如《枹罕园记》中的“岁寒亭”：“斋旁构亭者二，各一间，东扁曰‘岁寒’，环植松柏，喻坚节操也”；《绎幕园记》中的“岁寒亭”：“结柏而栖者‘岁寒亭’”。竹向来有君子之意象，明代园记中记有多处以竹为主的景观，常冠以“君子”之名。《弇山园记》中群植竹林的“此君亭”：“入门而有亭翼然，前列美竹，左右及后三方悉环之，数其名，将十种，亭之饰皆碧，以承竹映，而名之曰‘此君’，取吾家子猷语也”；《学园记》中也有一处以竹为景的“君子亭”：“过桥为竹径，种竹数万个，中为茅庵，小可容膝，名曰‘君子’”；《两君子亭记》中的“两君子亭”更是以竹为景，只种竹而无杂木。

3   宗教思想

明代是儒道释三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晚明时期佛教禅宗尤为盛行。一些造园者除了在园中设置佛龛、佛堂或依寺庙而建园外，还在园中种植带有宗教寓意的植物，最常见者有被称为“净土之花”的莲。明代园记中多有以莲为主的景观，如“莲池”“莲沼”等。桂花也常被植于寺庙中，因其黄花细如粟，故别称为“金粟”，而佛教中有佛名为“金粟如来”。明代园记中多有以“金粟”为名的桂景，如王世贞的《弇山园记》中栽植了数百棵桂树的“金粟岭”，《归有园记》中以桂为障的“金粟屏”，《春浮园记》中老桂丛生的“金粟堂”。著名文人袁中道还建有一处以桂为主的“金粟园”，并著文《金粟园记》。王世贞和袁中道都是禅宗爱好者， “金粟”的宗教之意不言而喻。

4   祥瑞思想

明代园记中的植物应用也体现了吉祥思想，如被称为“玉堂春富贵”的玉兰、海棠、迎春、牡丹和桂，常被题作景观之名，如《归田园居记》中以玉兰为景的“饲兰馆”、《乐志园》中以牡丹为景的“牡丹台”。长寿也是人民的朴素追求，明代园记中有不少象征长寿的植物，如松与灵芝的组合，故常有以灵芝为名的景观，如《吕介孺翁斗园记》中的“芝池”和“芝亭”、《越中园亭记》中孤松兀立的“筠芝亭”、《季园记》中松下栽芝的“芝台”。此外，一些植物还有神仙意象，如被称为“花中神仙”的海棠、因树干带鳞而常被赋予“龙”之意的松类植物。这种意象的应用也体现于园林中，如《奕园记》中以海棠为景的“花仙亭”、《弇山园记》中以白皮松为主景的“九龙岭”等。

四.   结论与讨论

明代园记中记载的植物共有82科、158属、208种（类），出现频次由高到低的植物依次是竹类、梅、松类、柳类、桃、木樨、侧柏、牡丹等，观花植物更受青睐。结合杨晓东^[45]、齐君等^[46]的研究可知，从唐代到明代竹在私园中的应用最为常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竹类植物的审美延续性，这可能与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有关。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乡土植物在明代园林中得到广泛应用，外来种则以食用为主。明代农业兴盛使民众在温饱之余追求精神生活，推动赏花文化盛行，赏花成为社会风尚。为迎合时代的审美需求以及随着观赏标准的提高，明代园林中观赏性花卉品种繁多，如牡丹、梅花等动辄上百种品类。

明代园林中乔木选择以高、古、冠大荫浓为标准。李久太^[25]从明代园林植物构成空间特点出发，也发现明代文人多崇尚高大的古树，且明代园林以树木规模之多、花台密植、花径围合等为观赏特色。王笑竹^[8]研究明代江南名园发现，园内林木以参天古木表现宏袤，以避暑绿荫表现幽绝。明代园林中观花植物选择注重花茂和色艳。邢云龙^[47]结合时代背景发现明代中后期的审美风尚渐趋奢侈靡丽，花卉游赏蔚为风潮，同时在成熟的花卉栽培技术的助推下，花卉景致愈发争奇斗艳，花茂与色艳的花卉品种炙手可热。明代园林关注四时景致色彩变化。戴亚男^[48]研究大量明代文人画后发现，明代植物经营注重季相色彩变化，这与本文研究结果相似。

明代园林植物应用之文化表达总体可归纳为隐逸、比德、宗教、祥瑞思想。在明代不同时期，植物应用的主流文化表达有明显差异。明初，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至明中后期，心学提倡个性的解放。杨晓东^[45]认为，明代花文化主要表现为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比德思想以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吉祥思想。明后期，统治阶层腐朽，文士阶层兴起一股隐逸避俗之风。潘君亭^[49]研究发现，明中后期园林氛围追求“幽、曲、古、野”，在植物营造上突出幽深之感，足见隐逸文化对其影响之深远。

此外，明代民间商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作物生产。余江玲^[50]认为古典园林对植物的利用源于生产，园林审美观念或受农耕文化影响。丛小婷^[51]则通过对明代园林绘画中花卉图像的研究，发现图像内容呈现从果蔬向观赏性花卉转变的趋势，这也反映出明代园林的观赏性与生产性。

综上所述，明代园林的植物应用及文化表达一定程度上受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影响。与时代文化主流深度契合的园林植物，不仅是园林造景的基础，亦是表德者的素材、士人社交的谈资、隐逸幽深的寄托、儒释道的符号，成为时代文化表达与交融的承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