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被赋予重大战略意义。通过广泛吸取欧美、澳大利亚、南非等自然景观优美、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较为完善地区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南非第一个国家公园——克鲁格国家公园成立于1926年，在世界国家公园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对南非国家公园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总体规划、管理体制等应用层面，对其发展历程与背后的社会经济状况鲜有介绍。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将南非自然保护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揭示出南非国家公园发展中的种族、阶级与物种局限性，从而启发我们思考国家公园的观念与制度建设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提供借鉴。

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成立与19世纪70年代南非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实质是逐渐形成共同体意识的阿非利卡人 ²与英国白人、部落黑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争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前期主要表现为欧洲白人移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在布尔战争时达到高潮；后期表现为对国内黑人的压迫，在1948年代表阿非利卡人利益的国民党成为执政党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南非国家公园的成立刚好处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转向的转折点，具有较强的历史意义。

南非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传统叙事为：自英国控制开普地区后，以荷兰裔为主的欧洲白人移民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在与英裔移民争夺在南非的特权的过程中不断发展^[1]。自两次布尔战争后，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亲英派与反英派逐渐分化，赫尔佐格作为反英派于1924年开始执政，出台一系列措施满足南非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例如1925年南非议会正式决定以阿非利卡语取代荷兰语为第二官方语言；1927年通过《国旗法》，将南非国旗与英国国旗并挂等。但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发展叙事往往忽略了1926年国家公园的成立，将其与其他民族主义实践割裂开，这种割裂不利于全面理解国家公园的历史意义，也不利于从多角度理解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实践。通过梳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成立过程，我们可以体会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管理方式，从而理解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成立的复杂历史背景。

一.   关于南非国家公园的历史叙事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以风景秀美、野生动物众多而闻名。1926年《南非国家公园法》（National Parks Act 56 of 1926）出台后，为纪念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1825—1904年），将原先的萨比狩猎保护区命名为克鲁格国家公园。在传统的国家公园历史叙事中，保罗·克鲁格被视为南非环保运动的先驱，因为他在任期内积极推进保护区建设工作。但经南非国家公园研究专家简·卡拉瑟斯考证后发现，克鲁格本人做出环保决策大多是迫于公众压力，之所以如此命名并褒扬叙事，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2]。

国家公园或其前身“狩猎保护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早已得到重视，但在南非以政治史为主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常被忽略。直到 20世纪 80年代，环境史这一交叉学科兴起后，国家公园作为一种自然生态空间治理模式才受到关注，而南非的国家公园也因其鲜明的地域特性与生物多样性被纳入研究视野。其中最具领军性影响的研究人物当属简·卡拉瑟斯，她明确区分了南非国家公园的历史发展阶段，克鲁格国家公园正是其研究的核心^[3]。她将国家公园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单纯保护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可持续利用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创新阶段，借此对国家公园的历史演变提供时空定位^[4]。其他对南非国家公园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南非国家公园与英帝国的关系^[5]、各种族之间的关系^[6]、国家公园自身的理念变化^[7]等。可以说，以克鲁格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南非国家公园史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视角切入的特点。对国家公园发展过程的细节记述，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第一任管理者，詹姆斯·史蒂文森−汉密尔顿（1867—1957年）贡献较多。他于1902年起担任萨比狩猎保护区的管理者，亲身经历了克鲁格国家公园由保护区向国家公园的转型。他不仅开创了系统管理狩猎保护区以及国家公园的实践，还对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在任期间他撰写多部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著作，其中在1947年出版的《南非伊甸园》（South African Eden）中，他系统回顾了四十年管理生涯的各种经历，逐年梳理了他在国家公园的经历，为读者了解国家公园的创立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二.   19世纪70年代前南非的狩猎保护区发展

南非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虽因反抗英国的统治而兴起，但其政策一直建立在对黑人的不平等态度上。被后来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引为南非“出埃及记”的牛车大迁徙（The Great Trek），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被神化为反抗英国统治、团结一致向未知内陆开拓的过程，为阿非利卡人构建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渊源。但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后布尔人向内陆的迁徙，是零散的、无联系的运动，目的地也并不一致，共同的只有对英国当局政策的不满以及对土地的渴望^[8]。

19世纪初英国开始将开普敦纳入统治，但在此地颁布的政策在公民权利与土地问题上无法与其他欧洲移民后裔达成一致，即英国官方给予当地土著居民与白人同等的公民待遇（1828年），甚至在开普殖民地废除奴隶制（1834年），这对于依赖奴隶劳作的底层移民——布尔人来说有害无利；且殖民当局对扩张边界没有兴趣，这让半游牧生产方式的布尔人只能选择自己开拓游牧地区，向内陆迁徙。牛车大迁徙总人数并不算太多，也没有引起英国当局的任何相关举措。据统计，只有约12 000人参与了迁移，这个人数只占当时殖民地内布尔人的1/5^[9]。随后在定居点，参与牛车大迁徙的布尔“先民” ³成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以及纳塔利亚共和国等几个自治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在19世纪下半叶因金矿、移民待遇等问题与英国殖民当局屡起冲突，发生了两次布尔战争。这些与英国的战争大大加强了布尔人的心理认同，最终形成阿非利卡民族。

英国殖民当局的《猎物法公告》（Game Law Proclamation））的颁布也是布尔人迁徙的重要原因。英国对开普省的猎物管理，机械照搬了英国的猎物管理条例，即猎物归属于土地主人，不经主人允许猎物不得私有^[10]。这与之前的荷兰惯例截然不同，荷兰人延续罗马法的精神，规定即使物产出自他人土地，只要未被禁止进入，就可以拥有物产的所有权^[11]。这份公告还首次在南非引入英国的禁猎期概念，规定犀牛、大象、羚羊这三类猎物只能在政府许可的前提下才可狩猎，狩猎过程中不可射杀怀孕的动物或动物幼崽，这也为南非自然保护进程中的区别保护打下基础。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颁发执照的形式限制猎人群体规模，并严厉禁止入侵他人土地进行狩猎的行为，以保障地主利益^[12]。此时，南非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已初具雏形，但布尔人不是这份条例的制定者，反而是被制裁者，被阻挡在上层地主的土地之外。此时各地区的布尔人仍然各自为战，他们与英国官方的利益冲突也没有上升到民族高度，但他们与英国人在各方面的差异与冲突将逐步显现，在狩猎方面率先爆发，并成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

随着英国对南非殖民影响加深，一批英国探险家深入内地，将探险的经历编成故事并在国内出版，引发英国国内狩猎的热潮。以威廉·寇华利斯·哈里斯以及卡明为代表的猎人及小说家，对南非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夸张的描写，为困在工业城市里的绅士阶层描绘了一幅荒野天堂的场景，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白人的狩猎欲望^[13]。对上层英国白人来说，“休闲”是他们狩猎的唯一目的，为了生存和贸易而进行的功利性狩猎是他们所蔑视的^[1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英国白人狩猎者对动物的屠杀是随心所欲、超出需要限度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著黑人以及以狩猎为生的布尔人，他们的狩猎破坏性更小，目的只是维持温饱，基本不会超过生态限度。两类狩猎者狩猎态度截然不同，互相难以理解，而英国白人狩猎者的过度浪费也导致了布尔人对英国白人更加不满。

布尔人与英国白人关系交恶时，与黑人的关系反而有所改善。19世纪早期南部非洲内陆发生一系列黑人战争，1819年后由沙卡领导的祖鲁国成为南非南端低地的支配性力量。频繁的作战、残酷的厮杀一方面使得各个酋长国逐渐趋向高度集权和军事管理，另一方面导致人口缩减、土地荒废。在向内陆迁徙时，布尔人得以在交战后荒废的空地定居，并与比自身移民群体强大得多的黑人国家与社会产生更多的互动关联。除竞争与对抗外，布尔人与非洲土著人开展合作，欧洲马匹与武器的引入使各种族的猎人移动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而在欧洲人难以进入的“昏睡之地”，即在睡病蝇、马疫和疟疾肆虐的低地，布尔人不得不依赖黑人狩猎，而黑人也在与布尔人的合作中用象牙换取武器等，扩张自己的势力^[15]。布尔人与黑人本是势均力敌的双向互动，但在阿非利卡人的历史叙述中，祖鲁国的野蛮性被放大，“‘布尔人的出现−祖鲁人的失败’成为书写早期祖鲁人历史的固定公式”。这种历史书写与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成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资料匮乏的基础上，历史书写具有较强的政治偏向性与选择性，政治弱势一方缺乏话语权，在历史中被抹黑甚至抹去^[16]。

在分别建立共和国后，布尔人也随之建立议会组织，狩猎、保护区等问题成为重要议题，1846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境内的奥里赫斯塔德镇地方议会通过法案，对狩猎做出规定：不限制打猎人数，只宽泛要求每个人自觉限制猎物数量，不超过需要的限度。由于广大土地仍处在黑人的掌握中，且立法者自身就是猎人，因此该法案几乎难以执行。1858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出台了当地第一部综合性保护法律《狩猎法案》（Hunting Legislation of 1858），意在维持猎物产量不致枯竭，能够一直为人类所用。该法案规定大象每年有7个月的禁猎时期，并将动物按商业价值分为三类区别保护；对猎人也区别对待，允许白人以谋生为目的开展任何形式的狩猎行动，但限制黑人狩猎。自1858年法案出台后的20年间，野生动物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继续减少，对黑人的限制也因为布尔人需要雇佣黑人帮手而难以执行，而某些布尔人除了狩猎也别无所长，不得不依赖狩猎谋生。在国际市场的利益诱惑与国内政府的宽松管理下，很多野生动物丧身枪下。

1876年，英属纳塔尔省总督谢普斯通前往德兰士瓦共和国进行游说，劝其接受英国统治。由于财政困难，以及面临与东边祖鲁人王国的大规模冲突，德兰士瓦共和国接受了归并英国的要求。1879年祖鲁战争之后，英国消灭了祖鲁王国，但因统治期间没有着手改善中下层布尔人的生活条件，反而允许英国商人进行土地投机，向布尔人补收税款，引起了布尔人广泛的不满情绪。于是1880年发生了英国与布尔人的第一次布尔战争。1881年8月3日，英国和德兰士瓦军队双方签订了《比勒陀利亚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德兰士瓦可以建立在英国女王宗主权下的完全自治的政府，但英国拥有控制德兰士瓦对外关系的特权。

在后世的民族主义叙事中，第一次布尔战争也成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重要发展时期，传教士们利用加尔文教的天定命运论，宣扬阿非利卡人的重要使命，同时以《旧约》为底本的种族观将黑人视为低等民族，将野生动物视为清除对象，服务于布尔人扩张土地、发展农工业的需求^[17]。克鲁格与杜·托伊特被后世视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思想的提出者与实践者，在民族主义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实际上两人在当时并没有以民族主义领袖自居，对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推动作用微弱——克鲁格作为一名保守政治家，并没有在思想方面提出任何激进的团结阿非利卡人的政治主张，而杜·托伊特创建了较为激进的阿非利卡人组织，提出阿非利卡民族团结的激进思想，并没有被大多数阿非利卡人接受^[18]。但后世塑造民族共同精神领袖的民族主义行为也成为克鲁格国家公园命名的原因。

三.   19世纪70年代后自然保护区及其思想的发展

1870年后，矿业的发展加速了南非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开矿过程中经常使用炸药，影响到河流生态与渔业发展，因此 1880年 4 月英国当局出台了《鱼类保护法》（The Fish Protection Law），对鱼类进行专门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条例主要规范狩猎行为，而这部法案首次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关注重点从猎人转向猎物，是一个较大的转向。

1872年，美国黄石公园成立，这是世界国家公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的国家公园建设也对南非的保护区与国家公园产生重要影响，史蒂文森−汉密尔顿曾找来大量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的资料，阅读后对南非本地的保护区管理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目前南非对野生动物的态度过于消极，只将野生动物作为可以剥削的资源，认为死亡的野生动物比活的更有价值。而美国国家公园的巨大成功与政府的积极作为密不可分，政府对野生动物十分重视，划定大块区域、投入大量金钱，而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也十分关切，这一切都与南非政府与公众的态度和行为明显不同^[19]。

19世纪90年代，南非保护野生动物的呼声更加强烈，德兰士瓦政府于1894年建立彭格拉猎物保护区，1898年建立萨比保护区（克鲁格国家公园前身）。但1896年席卷非洲大陆的牛瘟使得家畜和野生动物损失惨重，为减少家畜损失，许多野生动物被扑杀，加之1899年发动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规模较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只能被迫中止。此时狩猎执照成为管理狩猎行为的重要方式，1892年由阿非利卡上层猎人主导的德兰士瓦猎物保护协会成立，在政策制定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协会通过限制执照发放从而限制下层猎人以及黑人的狩猎权利，以保证上层白人仍然可以在广袤的原野有足够的猎物，从而享受打猎的乐趣。

对野生动物保护较为积极的一面是，英国殖民当局对各地猎物管理力度加大，对国家公园的管理也更加规范。国家公园管理员真正发挥作用，并在史蒂文森−汉密尔顿的带领下制定了较为严密的管理措施，在管理中虽然未能给予黑人在保护区活动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雇佣黑人作助手，没有将黑人彻底驱逐出保护区。

随着自然科学的研究走向深入，学术界对科研以及博物馆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外部压力促使保护区转向执行更严密的保护政策。1891年南非自然史协会成立，1900年殖民地国家召开探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伦敦会议，意在阻止大规模屠杀动物，从国际层面启发缔约国注重本国的野生动物保护^[20]。1904年伦敦出版了《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这本杂志影响力广泛，推动了英帝国境内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研究，但这时期的保护思想也并不是对所有动物都加以保护，在保护猎物的同时，对害兽并不施以同样的保护措施，甚至为保护猎物而射杀害兽。这一思想也体现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朦胧认知，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根本理念^[21]。

1903年德兰士瓦猎物保护协会与土地所有者协会正式展开合作，这也体现出上层猎人与土地所有者身份逐渐重叠的社会形态，也意味着贫苦白人阶层的出现及逐步壮大，原先靠小块土地谋生的白人在资本主义农业的竞争中不幸破产，土地被吞并，而靠狩猎谋生的布尔人也被剥夺了进入私人土地狩猎的权利^[22]。有土地产权的布尔人与开普敦的英国人在狩猎主张方面相当相似，他们不再认同猎物是无边界的，而是圈定土地范围，限制猎人进入，认为偷猎是犯罪的一种；在狩猎风气上，地主将狩猎视为一种生产活动外的娱乐活动，认为以狩猎谋生的下层布尔人是“不事生产的懒人”；在政治上，地主阶层也为英国式的议会提供了重要的中坚力量，递送的请愿书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狩猎政策的制定，以及种族相关政策的走向^[23]。

1910年，在英国当局与南非各地政府的协商下，南非联邦成立，居住在南非联邦四个殖民地的阿非利卡人达到60万，远远超过英裔白人的数量。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加尔文派改革教会）和语言（由荷兰语演化而成的阿非利卡语），很快结成了一个政党——南非党，由路易·博塔任主席。在1910年9月南非的第一次普选中，南非党击败了英裔联邦党，在1911年11月正式成立了南非联邦政府，1924年反英派赫尔佐格建立的国民党与劳工党开始联合执政，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得到官方政权背书，民族主义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国家公园虽未被民族主义叙事归纳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但其成立的目的与起到的效果却与其他民族主义实践相似。

南非联邦的成立标志着白人彻底成为统治阶级，在政策制定方面对黑人的压榨明显增加。由于土地兼并引发的贫苦白人失业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保证白人就业、防止黑人以廉价劳力挤占白人就业市场，南非政府于 1911年颁布《矿业工作法》（Mines and Works Act），将矿业与铁路业相关的特定数额的工作以法律规定的方式留给南非白人；1913年政府颁布了《土著土地法》（The Natives' Land Act of 1913），此次政府将黑人从他们耕作已久的土地赶到“保护区”居住生活，且规定黑人只许卖出自己的土地，不许买入他人土地，也禁止他们停留在白人雇主家中。这部法案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大地主经营模式的扩展，不仅剥夺了黑人的土地所有权与劳动权，还让普通白人农户失去廉价帮佣，不得不雇佣工钱更高的白人帮佣，经营利润进一步缩减，直到破产，从而也加入城里的贫苦白人阶层。此时在更大规模的私有土地上，对于狩猎的限制难以生效，私人土地上的野生动物被上层猎人屠杀取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非因参战而显著提高了国际地位，对英国宗主国的不满日益增加，而战争又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南非领导人向外对抗英国宗主国，对内从黑人身上压榨剩余价值，通过加大种族分化、塑造阿非利卡共同体来延缓阶级分化的进程。

1923年，英国威尔士亲王访问南非，通过修筑的铁路参观了萨比保护区，并对这里的野生动物表示出很大兴趣^[24]。这一报道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火车游览保护区美景成为一种时髦之举，一批批游客乘火车来到萨比保护区露营过夜，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观看平时极难见到的各类野生动物。其中狮子是最受欢迎的动物，以此为题材的冒险小说十分畅销，也引发了民众对自然的关注与热爱。欧美国家发展出的对自然的单纯审美与研究也促成了南非民众对保护野生动物、建立保护区的共识，同时旅游的实地体验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激发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为公众共同参与、建立国家公园提供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1924年赫尔佐格上台，克鲁格总统的侄孙格罗布勒担任土地部长，极力推动国家公园成立，并冠以克鲁格的名号。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建立过程的见证者史蒂文森−汉密尔顿看来，这种命名方式既符合命名的逻辑又符合人们心理：这块地区的前身——萨比保护区是在1898年由克鲁格总统签署命令成立的，他与这块土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克鲁格总统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用这位伟人的名字命名可以减少人们反对建设国家公园的阻力。格罗布勒将1923年提议建立国家公园的法案加以改编，提倡国家统一设立国家公园委员会，管理原来分散在各省的保护区以及国家公园，认为南非的国家公园建成后可以比肩甚至超越美国的国家公园。

而国外各类报刊首次报道克鲁格国家公园，已经是在1926年《南非国家公园法》出台的两年后，原先的萨比保护区通过两年的整顿变为克鲁格国家公园，于 1928年向公众开放。此时各类报刊杂志对克鲁格国家公园的介绍重点描绘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而对公园的发展史只用几笔带过，如“克鲁格总统 1898年创建了此国家公园的前身——萨比保护区，为纪念克鲁格总统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贡献而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国家公园”^[3]。对建立这个国家公园背后的原因、经历的曲折几乎没有介绍。

除了成立萨比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政绩外，克鲁格总统在任时的光辉形象、崇高地位也是克鲁格国家公园得名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的阿非利卡人看来，克鲁格总统是阿非利卡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伟大领袖，在第一次布尔战争中因为卓越的领导才能而被人熟知。在传统关于国家公园历史的叙述中，克鲁格于 1884年首次提出了建立保护区的概念^[25]，这也成为建立国家公园的灵感来源，但这一记载并无史料支撑，经詹姆斯·史蒂文森−汉密尔顿的考订后发现，对此最早有记录的讨论发生在1889年，1884年可能为印刷错误。

实际上，克鲁格本人的思想及行动与环保主义相差较远，选择建立保护区是国内政治形势所逼，自身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建立保护区的想法。除了环保意义外，在河流下游、入海口建立保护区也有政治军事考量，封闭管理可以较低成本、较少人力把控军事要地^[26]。在后世不断的美化加工中，克鲁格总统被塑造为仁慈宽厚、关爱动物的白人形象，起到团结各阶层阿非利卡人的作用。

四.   结　　论

16世纪欧洲移民踏上南非这片土地，活动范围主要在港口及沿海地区，广大的南非内陆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而自18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开始掌握对南非的管理权，以荷兰裔为首的欧洲白人移民开始深入内地定居狩猎，这种行为导致了他们与英国白人不同的身份认同，为他们今后对狩猎行为的不同态度埋下了伏笔，第一次布尔战争将这种矛盾再次激化，阿非利卡人的民族心理得到进一步加强。但随着工矿业开发，阿非利卡人内部出现贫富分化，此时黑人成为团结阿非利卡人的外部靶子，执政者通过剥夺黑人的狩猎权等促进了南非阿非利卡人政权的稳固。而在南非联邦政府成立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对自然的管理方面体现为国家公园以布尔战争的民族领袖克鲁格命名。

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成立，本质是阿非利卡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表达，但传统国家公园叙事只强调阿非利卡人的民族意识、自然保护意识，将黑人污名化、自然客体化，会让人们忽视国家公园成立背后充满矛盾的发展历程，掩盖深刻的社会阶级种族矛盾的底色，无法体现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残酷的种族阶级属性与人类发展对自然的侵略性。在分析南非环境史材料时，我们需要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对当时默认的种族阶级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对失声的种族与阶级、动物与自然多一些关照。

1994年和平过渡后，南非国家公园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包茂红老师所说：“环境保护不再是纯粹保护野生生物，还要兼顾社会正义；环境保护不再仅仅让少数特权阶层和民族受益，而是要惠及社会大众；环境保护的理念不再仅是白人的发明，还要把当地人的生态智慧结合进去；进而把片面强调生物价值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保护模式转向协调生物和人类利益的、可持续的、当地人和社区参与基础上的新保护模式。”^[27]

南非国家公园的发展和改革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①均衡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南非国家公园提出的社区发展计划，旨在通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社区的能力，主要为当地企业家提供培训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建立和管理与旅游业相关的企业。这一计划还促进了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28]。我国在建设国家公园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双赢。②利用科技手段保护生态。南非国家公园制定了针对犀牛的保护计划，旨在保护犀牛免遭偷猎，同时促进生态旅游。该计划采用无人机和跟踪装置等先进技术来监测犀牛数量，威慑偷猎者。该计划还通过培训当地民众成为护林员和导游，从而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机会^[29]。我国在建设国家公园时，也可以培养民众科学素养，并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如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来监测和保护野生生物，提高保护效率。③公平分配生态旅游的收益。南非国家公园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带动了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然而，生态旅游的收益并没有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得到公平分配，分配机制还需进一步调整^[30]。例如南非的大克鲁格国家公园，由克鲁格国家公园和相邻的私人保护区组成。佛罗里达大学和南非国家公园管理方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国家公园的商业化程度较低，但吸引了众多来此参观的国内游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与之相邻的私人保护区只占大克鲁格国家公园土地面积的 12%，但游客的消费却为当地贡献了 60%的GDP，由此说明国家公园的商业模式与利益分配仍需要进一步调整^[31]。我国在发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时，应该注意公平分配旅游收益，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生态旅游。

经过1994年以来的各项改革，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已帮助当地社区实现了联合国17项发展目标中的15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32]。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应该借鉴和学习其在均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科技创新和应用、实现联合国发展目标等方面的成功做法，从而高质量推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