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 同时亦是卫河、海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河流入海之处, 地势较低, “每遇夏秋之交, 水势泛滥而来, 下游宣泄不及, 即易酿成巨灾”^[1]。1939年七八月份连降3次暴雨, 各河上流同时暴涨, 洪水以不可抵挡之势冲入天津地区, 使天津陷入一片汪洋之中。以8月20日的南营门三围堤溃决, 至10月25日日租界日本桥底面抽水结束为标志, 天津市被淹长达两月之久。突如其来的洪水给天津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被灾区域“几占天津全市十分之八, 现除河东特二区、义租界、特三区北部、河北、东马路、北马路、北门内、东门内、河北大街、针市街及西头梁家嘴等地尚未为水淹及外, 市界内已均成泽园”, 受灾难民几近百万^[2], 受灾损失达六万万元^[3]。天津水灾的爆发, 亦对北平^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诸如难民的涌入、平津交通的瘫痪、日伪政权的粮食线路统制及北平商人利用水灾的契机囤积居奇等, 对北平市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北平对天津灾情的报道及赈灾的宣传较为突出, 北平在天津的救灾过程中亦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1939年天津水灾的研究, 主要就水灾爆发的原因、水灾后的赈济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且前人对天津水灾的研究, 主要在于水灾对天津一地之影响或天津一地对水灾之救济。因是之故, 本文以平津关系为视角, 就水灾对北平的影响、北平对天津水灾的应对及其救济等方面展开论述。

① 北平沦陷后, 日伪政权于1937年10月12日将北平改为北京, 并不为国人所承认。

一.   天津水灾对北平的影响及其应对

北平、天津作为一对姊妹城市, 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与发展的关系。在历史上, 北平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 需要依靠天津的特殊地理位置提供充足的粮运; 反过来, 北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北京政治、军事、漕运的需要, 就不可能出现大运河和天津的发展; 没有大运河和大运河的转输, 北京作为北方重镇, 特别是后来作为都城, 就难以维系和生存”^[4]。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城市, 天津任何形式的突发状况, 势必对北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   天津水灾对北平的影响

天津水灾的发生, 不仅对天津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亦对北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水灾发生后, 日本天津防卫司令部以“调整天津民食”为名义, 限制了天津粮食向北平等地的运输^[5], 同时由于水灾阻断了天津向北平的运输通道, 造成了北平粮食等生活用品严重供应不足, 如“津市水灾益转严重, 水势狂猛, 陆路交通因而阻塞, 大米、面粉运输无形停顿, 致近周来大米、面粉、杂粮均一致狂涨一元至五元之谱”^[6]。同时由于天津发生水灾以后, “以津市水灾严重, 中日商民纷纷来京避难, 致大米消耗激增”。无疑在另一层面加重了北平市的粮荒局势。根据朝鲜贸易协会北平支部的调查, “全市日商存底能供二十日需用, 华商存底可供一月消费, 合计不足两月之消费”^[7]。由于天津的限制出口、交通的瘫痪以及北平人口的增加, 加之北平粮商乘机囤积居奇等, 使得北平的粮荒日趋严重, 进而导致粮食价格的暴涨。兹列水灾发生初期北平各种粮食价格可见一斑, 详见表 1^[6]。

表  1  天津水灾期间北平两周粮食价格上涨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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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数据可知, 天津水灾发生初期, 北平粮价除花麦、白麦及小统米略微下跌及口小米、荞麦、红粮保持平衡外, 其他各种粮价均有所上升, 其中价格上升较快者为西贡米, 上涨价格达到15元左右, 这一方面固然与欧战爆发, 德、英、法等国货物限制出口有关, 但更与天津水灾的爆发有莫大的关系。除此之外, 由于受天津水灾的影响, 北平市颜料、生熟皮张、砂糖及鱼类价格均有所上涨。同时由于天津难民大量麇集北平, 以致“本市旅店、公寓亦复乘机兴起, 高涨房租, 勒索旅客, 尤以小店及非正式客栈为甚”^[8]。这些利用水灾投机的活动, 严重影响到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亦引起了北平市日伪政权的注意, 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二   北平的应对措施

北平日伪政权针对来源不畅及所谓商民的囤积居奇引起物价暴涨的情况, 一方面除扩展来源外, 另一方面在市内进行打压投机活动, 制定标准价格, 施行限购措施等, 希冀达到扼制物价上涨的目的。

1   拓展粮食来源渠道

天津水灾发生后, 针对北平市米、面、肉等各种物价高昂的情况, 北平市日伪政权首先意识到的是来源不畅导致的。因此, 北平市日伪政权认为“亟应疏通来源, 设法调剂”^[9]。同时天津市商人为了营利起见, 认为日本天津防卫司令部的限制输出措施亦是造成北平各处民食发生恐慌的原因之一, 建议将此种方法加以变通, 设法将水灾前北平商人已经订购的粮食运往北平销售, 这不但对北平有利, 同时对于前往北平市避难的天津市群众亦是一种救济措施^[5]。显然这种建议并没有被侵华日军所采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对此亦束手无策, 实业部向天津商会成员朱厚叔咨询天津粮食能否向北平运来一些, 以救济北平民食时, 朱厚叔认为“现时津市米面并无富裕, 如需运输, 尚须声明理由, 向军部领运输许可书”^[10]。朱氏一面以天津米面不富裕为借口, 一面又将此种责任推向日军军部, 显然天津发生水灾以后, 从天津运输粮食并不太现实。

北平市日伪政权除向天津市接洽外, 亦拓展其他粮食来源渠道, 弥补北平粮食的短缺。日本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 塑造“中日亲善”的假象, 将“军方应用之面粉十万袋转让与京市公署, 作为接济民食之用”^[11], 同时由朝鲜“运米来北京低价出售, 数量约在三万五千担左右”^[12]。除此之外, 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亦拨款10 000 000元, 要求财政、实业两部派员南下采购大米, 在芜湖购得一批大米6 800包^[13], 并将这些采购的大米交由伪北平市公署(以下简称北平市公署)保管, 并由物资调节委员会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政府各会、部、署, 售与各该低级职员, 其余由北平市公署分配于各粮店销售与平籴^[14]。北平市公署根据北平的实际情况实行平籴政策, 规定平籴办法, 即“按照全市户口, 由各区段户籍警士挨户分发米票一张(不论人口之多寡), 票面书明凭票购买四斤, 每斤合国币一角四分”^[15]。这些得到粮票的住户前往指定的粮店购买。

日伪政权在疏通来源的同时, 亦对北平的粮食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 根据社会局及北平市商会的调查, “大米一日约需一千二百担, 面粉一日约需五千袋, 其他杂粮如小米、枚子米、小麦、玉米、黄豆等一日约需七千担”^[16]。日伪政权根据北平市粮食消费的状况, 并根据不同粮食的来源渠道, 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分别由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军部、伪临时政府及北平市公署相互合作与采购, 由各地运来不同粮食。如北平市大米大由南方运来, 由伪临时政府派员前往南方采购; 北平市面粉并无固定的来源之所, 但却掌握在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之手, 只有征得其同意, 才能将各地面粉运往北平销售, 如北平市公署在得到特务机关的许可后, 方可将河南面粉每月运往北平75 000袋销售等。杂粮则多出自内蒙古地区, 亦需得到日军军部的同意, 方可将这些杂粮运往北平销售^[17]。除从内蒙古地区购得杂粮外, 北平市物价调节委员会要求北平附近几个县城, 诸如大兴等县禁止将小米等8种杂粮输出县境^[14]。日伪政权扩展粮食来源渠道的措施虽然表面上是为了调节民食, 但实际上却包藏祸心, 日伪政权企图通过这些小恩小惠塑造其“亲民”“中日亲善”的假象, 妄图以此掩盖日伪政权侵略的事实, 消泯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 培养其所需要的皇国顺民, 进而达到稳固其统治的目的。但日伪政权调剂民食的措施, 在客观上缓解了北平市粮食短缺的情况。

2   制定粮食等的标准价格

日伪政权拓展来源渠道的同时, 亦对市内所谓的囤积居奇之风进行了打压, 并制定了各种粮食的标准价格, 限制购买等措施防止囤积居奇之风的盛行。北平市粮食等物价的上涨, 除来源不畅外, 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由本地商人囤积居奇引起的。正如记者所言:“因天津水灾之影响, 北京市中之日用品价格日以上腾, ……然暗中居奇, 藏置不售, 即如主食之米, 日人所食者每三斗一俵价为二十五元, 较前已涨一倍, 通例十九元七八角, 或二十元之米, 昨日行市每一升涨为六角五。”^[18]因此呼吁当局“奸商不道德之手段, 遂使消费者极感不安, 深望当局设法取缔, 对此奸商抹除殆尽, 以安民命”^[18]。又如“京市粮商高抬物价, 操纵居奇。关系利用发生水灾, 交通不便之际, 竟□□将存货囤积, 任意涨价, 贪图暴利, 深为一般市民所痛恨……当此水灾严重时期, 难民麇集, 竟一味投机暴利, 实属毫无人心, 殊为可恶。势非予以极严厉之制裁, 不能逡改。为安定人心, 保障灾黎计, 对于贪图暴利、垄断民生之奸商均应从严罚办”^[8]。在此等舆论声势下, 日伪政权亦展开了对粮食标准价格的讨论, 最终确定粮食等日用品的标准价格, 并采取限购措施, 希冀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

对粮食制定标准价格, 首由日本方面开始, 继由北平市公署仿照实施。粮食价格上涨虽是经济问题, 但在日伪政权看来, 它是影响治安的重大政治问题, “事实上粮贵, 小民生活不易, 难免影响社会问题, 而波及治安问题”, 因此“友邦方面已对日商定出粮食标准价格, 为草包米每包(八十八斤)十四元三角, 并由朝鲜、大连备有大宗向京输入, 并允到达时分给中国粮商一部承售”^[19]。北平市公署亦是在这一前提下召开各粮商会议, 与各粮商协议粮食标准价格, “希望大家以地方治安、人民生计为重, 协助市公署维持局面, 在少取不多吃之可能范围商定价格, 由邹会长(北平市商会会长邹泉荪——笔者注)明日呈市公署物资委员会讨论办理, 共同打破日前难关”^[19]。同时为了消除粮商的疑虑, 规定粮食标准价格只限于九、十两月, 待到十月新粮上市, 粮食标准价格即可解除^[19]。但制定粮食标准价格并非易事, 正如北平市商会会长邹泉荪所言, “限制涨价, 表面上似甚简单, 但事实上如不统筹妥当, 则弊病立生。例如定价过高, 则等于不平; 过低则杜塞来源(因北京非生产区), 且恐有资财者乘机囤积”^[20]。迭经数次开会讨论, 始由“官方公定标准价格, 划一出售”^[21], 并规定此种标准价格的实施期限为一个月, 到时根据实际情况再确定是否延续^[22]。

通过分析北平市公署制定的标准价格, 除西贡米标准价格较水灾初期有所上升外, 其他粮食标准价格均较水灾初期有所降低。北平市公署在制定标准价格的同时, 为了防止用户过量购买, 亦规定了限购措施, 即“每户每次购买大米草包及布袋以一包为限, 麻袋以半袋为限, 面粉以一袋为限, 在此限度以内仍须零售, 以资区别”^[23]。同时为了防止部分商人阳奉阴违, 北平市公署要求社会、警察两局随时检查, 对于那些所谓阳奉阴违的商人进行严处等。尽管如此, 北平市公署制定的标准价格在社会上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如“近闻各米面商多有表面按照规定价格, 预备少数货物在门市零售, 敷衍官方, 故将旧存货物密隐别处, 藏匿不售, 致市民有钱无处购买食粮”^[24]。北平市商人这种消极应对自然与商人营利的本性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市民的生计, 更是影响了日伪政权维持治安的初衷。因此日伪政权相继出台各种政策, 诸如打击不法粮商及粮店, 鼓励市民实名举报, 同时指定粮店按照标准价格进行零售等^[23]。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供求已可相应, 价格亦趋平稳”^[25], 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和了北平市物价上涨的局面。

二.   安置难民及募集灾款

由于平津毗邻, 日伪政权在消解天津水灾对北平带来的影响之外, 北平市公署在维持本地治安的同时, 通过各种方式对天津加以援助。早在天津水灾发生的第3天, 日军南云司令部及日本宪兵队便召集北平市警察局各队职员开会, 讨论天津水灾发生后维持北平市治安的问题, 日军认为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天津治安状况令人堪忧, 由于“北市位居津邻, 唇齿相连, 如津市发生情况发生变化, 则必受其影响”。因此除要求日军方面严加查察及巡逻外, 亦要求北平市警察局担负起同样的责任。北平市警察局在上述指示下, 一方面限制平津之间的交通, 对天津所来之旅客不论何处下车, 皆加以严重检索、检问, 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区域的防护^[26]。日伪政权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采取不同措施对天津施加援手的。

一   安置来平难民

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天津难民纷纷逃往北平避难, “连日难民由天津及杨村登车来到东车站的已有五千多人, 北京的小店和三等旅社几乎都满了, 那些贫苦难民目无亲友的, 投店或无房, 或无钱而流落在街头檐下的, 在每晨的四五点钟逐处都可以看到的”^[24]。除此之外, 由于水灾发生初期, 天津市内积水量继续上涨, 沿途准备逃亡北平的难民就达到三四万^[23]。但这些“逃亡”北平的难民大多是由日伪政权操纵安排的, 在日伪政权看来, 这些受灾的难民不仅给治安带来巨大的隐患, 而且如果任其自由逃难, 亦给其统治带来许多困难。因是之故, 水灾发生以后, 日伪政权在救灾的名义下, 将这些难民引流到天津附近的北平、唐山、秦皇岛等城市, 尤其北平市是日伪安置难民较多的城市^[24]。笔者认为日伪政权之所以将这些难民引流到北平, 一方面不仅因为这里日伪政权机构林立, 诸如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及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等所在地, 亦是伪华北临时政府所在地, 军警遍布, 方便对这些难民的监管; 另一方面通过把这些难民引流到日伪政权集中的城市, 防止难民向农村迁徙, 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些难民投入到抗日阵营中去。

当然, 这并不排除难民自发地向北平流动, 北平作为华北地区仅次于天津的第二大城市, 不仅可以给这些难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 而且还能提供所谓的物质救济。天津难民被安排到北平之后, 日伪政权通过设立收容所对其进行集中管理, 如“京市当局以津市水灾严重, 居民逃避来京者甚多, ……通令四郊区署于城郊附近觅广大房屋或庙宇, 俾为设立收容所之用”^[25]。除日伪政权设立的收容所之外, 由日伪政权主导的各民间组织亦设置了大量的收容所, 如北平日华商工协会为救济灾民起见, 组织了临时水灾救济会, 并于龙泉寺筹设临时收容所一处^[26], 此外又续设收容所于彰内正谊口、三里河织灵公所及虎坊桥湖广会馆^[27]。世界红卍字会于江南城隍庙设立第一难民收容所, 于龙泉寺孤儿院设立第二难民收容所^[28], 此外又于龙树寺筹设第三收容所, 于东郊冬狱庙作为第四收容所筹备处等^[29]。正字慈善会于吕祖阁内设立难民收容所一处等。北平各界除被动设立收容所外, 为了将这些难民纳入收容所, 在各大交通要道出示招收难民的标帜, 并配备运输难民的车辆^[27]。因是之故, 天津难民到达北平之后, 便被各大收容所收容, 一方面方便了对天津难民的管理, 使难民有一个栖身之所; 但另一方面亦方便了日伪政权对难民的监管, 这亦是设立收容所的主要目的所在。

日伪政权设立收容所后, 对收容所内难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尤其是那些出所移居他处的灾民更是如此。“天津灾民来京难民被收容所后, 现又出所移居贵署管内, ……应分传各管署饬户籍警注意调查。”^[30]并依照表式详查填报到署, 然后由各区署汇总报局。如对陈高氏等3人, 对其年龄、职业、性别、移居地址、居住日数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日伪政权通过这样的监管或监视, 使得难民的一举一动都暴露于日伪政权面前, 并第一时间掌握了他们的移居之所。

北平市日伪政权对天津难民的收纳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难民的救济, 使得难民有了一定的栖身之所。但日伪政权的初衷并不在于救济这些难民, 而是通过设置收容所, 达到对这些难民的控制和监视, 防止这些难民流入农村的一种防范措施。除了收纳这些难民之外, 北平市日伪政权亦组织了政府机关职员及当地群众为天津水灾捐款、捐物, 并利用日伪舆论喉舌大肆宣传天津受灾情况, 一方面大肆渲染日伪政权为救灾开展的活动, 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亦起到了募捐的作用。但其意图并不在于募捐活动本身, 而是通过日伪政权的募捐及群众的捐助, 塑造日伪政权所宣扬的“王道乐土”的假象, 具有一定的政治企图。

二   宣传、组织政府人员及民众募捐

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北平市日伪政权除对来平的天津难民实施救济外, 还广泛动员并组织政府人员及民众捐款、捐物, 并利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天津受灾情况, 以期达到募捐的目的。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由于天津新闻媒介受水灾影响, 或者暂时停刊, 诸如天津一大报纸《庸报》便因水灾关系而暂时停刊; 或者缩小版面, 对天津水灾的报道并不详细, 如《东亚晨报》《新天津》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北平新闻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北平市各大新闻媒介诸如《北京晨报》 《新北京》 《新民报》 《实报》等除对天津水灾详细报道外, 北平新闻协会亦组织北平市各大报社前往天津调查水灾情况, 各大报社亦将调查情况诉诸报端。且由于各大报社的关注点不同, 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天津水灾的情况。除此之外, 北平市日伪政权亦组织演剧、映演天津水灾电影等方式, 使北平民众切身体验天津的受灾情况, 以达到劝募的目的。日伪政权通过报纸等诸多媒体宣传天津受灾的情况, 以及北平日伪政权对天津水灾及在平难民的救济等, 固然起到一种宣传的效果, 并起到一定的募捐作用, 但这些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日伪政权服务的。除上述各项劝募活动外, 北平市亦通过各区的公益会进行劝募, 公益会是类似于保甲组织的机构, 各街道将捐款首先交由公益会保存, 并造具清册, 然后汇交至各该管区署, 由各该管区署统一交到北平市公署。此外, 北平市公署亦按照工薪比例, 规定各政府机构的职员捐款数目。

1   进行各种宣传

天津水灾发生后, 北平各大新闻媒体除累牍报道天津水灾动态外, 北平市新闻协会于8月24日亦组织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前往天津调查水灾状况, 并将视察情况以视察记的形式诉诸报端。如《北京新闻协会津沽水灾视察记》 ^[31]、《京新闻记者团津沽水灾视察记》 ^[32]、《京新闻协会代表天津水灾视察记》 ^[33]、《天津水灾视察记》 ^[34]等均以极富渲染力的笔法描述了天津受灾情况及救济情况, 如“日、法、英租界及南市等处一片水乡悉成泽国, 被淹之各街市船舫往返, 舳魔相接, 置身其间俨有‘东方威尼斯’之感”, 又如“所历各街市以往均属繁荣地带, 今则笙歌消歇, 景象凄凉, 水深没头, 惨不忍睹”^[35]等。在描述上述惨象时, 并呼吁“这天降奇祸的天津待救孔亟”, 借此向社会各界进行劝募。

如果说北平市新闻协会是以文字形式来描述天津水灾惨象的话, 那么电影等方式更能从主观上触动观看者的神经。为了使北平市民“彻底了解天津被灾情形惨重, 因之诱得市民同情, 则奋臂而起, 倾囊相助”^[35], 由新民会倡导, 继与北平市公署合作主办了为期6天的天津水灾讲演及电影大会。每天由新民会代表张君衡、王倩报告视察天津的情形, 继公演天津水灾实况两卷, “影片系天津难民实况, 观众多有泣泪者”^[36]。通过讲演及电影宣传, 不仅能使观众切身体会到天津水灾的惨重, 更能起到较好的募捐作用。因此由北平市公署与新民会合作主办的天津水灾讲演及电影大会,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宣传作用。

2   采取各种募捐措施

天津水灾的消息传到北平以后, 北平各界除进行各种宣传外, 亦发起了各种募捐活动。北平市的募捐活动共分为2种, 即由政府主导的劝募以及社会各界的劝募, 这两种办法是同时进行的, 同时亦囊括了北平市社会各界, 共同构成了对天津募捐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首先引起了北平市公署的注意, 北平市公署一面派遣吴承湜前往天津慰问, 一面由北平市市长余晋龢致函天津市市长温世珍: “顷闻贵市因上游水溢, 竭成灾害, 淹没室庐, 人畜损失称巨, 属在邻对无任悯恻, 并由署捐助国币五千元, 另行汇上, 即乞酌充急赈。”^[37]此外, 北平市公署亦规定了各级职员的捐助办法, 首由北平市市长余晋龢捐助300元, 栗屋捐款100元, 吴承湜捐款40元, 辅佐官各捐30元, 各参事、局长、处长、主任各捐30元作为提倡外, 规定“所有本署及所属各机关及各该所属人员, 亦应一体捐助”。并规定相关办法, 即“科长十元, 股长六元, 科员每月薪水一百元以上者三元, 百元以下者一元, 办事员五十元以上者五角, 五十元以下者二角, 书记一角。其所属各级职员由该局长参酌比照以上数目捐助”, 并规定10日内将是项捐款送交到署^[38]。北平市公署除规定政府各级职员捐款办法外, 亦向社会公开募捐, 并印制了《告市民书》及《劝募款物书》等劝募手册。为了达到更好的劝募效果, 北平市公署制定了劝募办法:一, 凡市民均应量力捐助救济款项, 不论多寡, 务必踊跃输将。二, 市民如有衣服、食品、物件可供救济者, 不论品类, 均可捐助。三, 市民捐助款项物品, 请各迳送至本街巷公益公会代收, 并掣取收据, 务于一星期内送交。四, 每日收到款项、物品, 市公署当即汇登新闻纸, 以示表彰^[39]。但北平市日伪政权发起的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意味, 北平市公署规定由各区公益会代收, 然后统一汇交到署。日伪时期北平城区公益会是模仿日本市内町内会而设立, 其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谋本街巷之警备爱护与发展, 并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络, 藉以防止盗难、灾害等事, 窃维出入相友”^[40]。各区公益会直接隶属于各区公署, 由警察局直接领导, 因此劝谕市民捐款、捐物的责任自然落到公益会的头上。既然市公署制定的劝募办法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警察局亦不敢怠慢, 要求公益会“限文到之日起, 三日内一体办齐”, “务须依限办竣, 以资救济”^[41]等。这种募捐活动一直持续到天津水灾结束。截至10月24日, 也即天津水灾结束的前一天, 公益会共募捐款38 116.88元, 连同其他各项捐款, 共计募捐61 119.02元^[42], 由北平市公署将全部募捐款项汇交天津。北平市公署的募捐活动是北平市各界募捐活动的一部分, 并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除北平市公署主导的募捐活动外, 社会民间组织亦参与到这种募捐活动中来, 募捐的形式主要是以义务戏为主。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北平新闻协会针对天津水灾的严重性, 决定将赈灾的范围扩大到天津, 因此义务戏的演出, 亦主要以北平新闻协会为后援展开, 虽然也有艺人自动发起义务戏进行劝募活动, 但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为数比较少。一方面说明日伪时期艺人并没有自由演出的权利, 另一方面说明了日伪政权对戏院控制之严, 只有那些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戏院才能开演。因是之故, 就整个民间组织发起赈灾活动来看, 完全控制于日伪政权及其下属机关手里, 戏院及艺人并没有任何自由开张及开演的权利。如由北平新闻协会、国剧职业分会及北平市商会联合举办的三日义务戏, 采用的是推销戏券的办法, 由上述三方各推销一部分, 但由于北平市商会将戏券退还一部分, 便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批评:“据闻此次筹赈活动以新闻协会及国剧职业分会最为努力, 讵商会方面对于送去推销之戏券竟退还一部分, 于善举义行似欠热诚。”此外, 记者亦以唐山为比照, “试以唐山而论, 本为一普通市区, 当地商会竟能踊跃筹赈, 集腋成裘, 捐助赈款达五千余元之巨, 乃堂堂首都之商会反不及一唐山, 良可慨叹云。”^[43]从这一层面来说, 由新闻协会发起主办的义务赈灾戏演出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义务戏演出, 而是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演出, 此外, 戏券的售放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虽然如此, 由北平新闻协会发起主办的三夜义务戏效果亦比较突出, 9月16日, 由新北京报社社长凌抚元携款二万元前往天津散放赈款^[44]。除此之外, 北平市新闻协会亦主办了杂耍游艺大会^[45]及各大电影院的天津水灾义务电影活动^[46]等。天津市新闻记者协会为了感谢北平市新闻协会的这一义举, 于10月4日对北平市新闻协会的这一善举进行了回谢, 并由日本顾问冈一太氏呈献感谢信一封, 以感谢北平新闻协会对天津的善举^[47]。

无论是北平市日伪政权组织的募捐活动, 或者是所谓民间力量的募捐活动, 基本上都是以日伪政权为主导展开的。日伪政权的这种募捐活动其实是以救灾的名义, 塑造日伪政权所宣传的“王道乐土”及“亲民”“仁政”的假象, 意在通过这种小恩小惠掩盖其侵略的基本事实, 以此愚弄沦陷区人民, 使沦陷区人民甘心充当其统治下的顺民。但北平市日伪政权的募捐活动在客观上减轻了天津市的压力, 北平市的救灾活动成为天津市救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   散放救济物资及组织医疗队奔赴天津救灾

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北平除对来平难民安置并进行募捐外, 亦根据天津的不同需求, 拨放救济物资, 同时派遣医疗队赴津支援救灾。无论是安置难民, 劝募赈灾款, 抑或拨放救济物资, 组织医疗队, 都是以北平市公署为主导, 主动参与实施的, 且在有某种动议之后, 与天津市公署才有往来商磋。如在拨放船只方面, 首由北平市公署将船只凑齐并交由国际运输公司托运之后, 才与天津市有往来函件。此外, 在组织医疗队方面, 亦是北平市公署有了动议之后, 并获得天津市公署首肯, 派赴医疗队前赴天津实施救灾。从一定意义来讲, 北平市在整个天津救灾的过程中是主动参与者。由于北平、天津两市特殊的地缘关系, 除却特殊的背景来说, 两市在共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及协调性。对天津加以积极的救济, 在一定程度来说, 就是对本市的救济, 反之亦然。从这一意义来说, 两市在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面前, 是患难与共的关系, 亦正是这种关系, 北平市才积极主动对天津加以救援, 北平市的这种救灾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津市因水灾带来的负担。

一   散放救济物资

天津水灾发生之初, 北平市公署根据天津的受灾情况, 除汇寄灾款5 000元外, 北平认为“救护工作以船只为主”, 因此由颐和园事务所征调划船10只、北海24只、中央公园8只, 交国际运输公司免费运往天津应用^[48], 并致函天津市市长温世珍届时与国际交通公司联络, 权作交通、救济之用^[49]。对此, 天津市除对北平市的慷慨义举表达感谢外, 并将这些船只运用到救灾中, 在水灾结束后, 将北平市借用的船只送还^[50]。与此同时, 北平市慈善团体本部亦与天津市慈善团体进行联络, 由北平市本部筹措棉衣、粮食等, 然后由天津市慈善团体分部运往天津救灾。虽然是慈善机关的团体行为, 但亦需要两市日伪政权开具许可证明书, 并由天津市公署致函北平市公署说明缘由后, 方可运输。如为了救济灾民, 基督教救世军天津中队通过由北平本部制作棉衣4 000套, 拟运往天津使灾民抵御严寒之用, 首由天津市公署开具证明书并得到天津市公署的函件通知之后, 北平市警察局才可放行^[51]。但在关于粮食的运输上, 仅仅靠两市公署的沟通是不起作用的, 由于是军需物资, 必须得到两市的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许可之后, 方可准许由北平运往天津。如正字慈善会天津分会通过本部在北平募集小米500包, 除由天津市公署开具许可证明及两市公署沟通外, 在得到两市特务机关的许可之后, 北平市警察局方才放行, 由正字慈善会天津分会运往天津^[52]。由此可以看出, 只有在不妨碍日本战争体制下, 两市物资才可以自由流动; 但有关军需物资时, 须得到各市的特务机关许可后方可流通。因此, 就这一层面来说, 北平市公署的救济力度是有限度的。

二   组织医疗队赴津救灾

天津水灾发生以后, 首由北平市卫生局于9月1日致函天津市卫生局, 为了帮助天津进行灾后医疗救护, 将要组织两组医疗队赴津参加救护工作。在得到天津市公署的首肯后, 赴津医疗队正式筹建。北平市卫生局在得到上述首肯后, 迅速拟定了《天津水灾北京救护队办法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该《草案》规定组织两组医疗队, 一组留在北平救护来平之难民, 另一组前往天津灾区实施救护。此外该《草案》亦从药械材料、临时费用、家具、食料等分别加以规定, 并规定赴津医疗队由医师1人、护士2人、夫役1人组成及其膳宿杂费、在津旅费等亦有所规定。此《草案》呈报北平市公署以后, 市公署将《草案》修改为“药材由天津军部供给, 医师由各大医院调派, 仅发旅费”^[53]。在获得市公署批准后, 卫生局即派教导股医员陈树斌, 护士王诚侑、关景斌及携带差役1名于9月3日前往天津救护^[54]。该救护队于9月3日赴津, 到津领取药品、器具及卫生材料后, 于9月7日开始救护工作, 至10月17日结束, 并于10月22日返京。

救护队到达天津以后即开展繁忙的救护工作, 为了随时了解救护队在天津工作的情况, 北平市卫生局要求在津救护队按日汇报工作情况。北平市救护队于9月7日开展救护工作伊始, 首由天津市卫生局指定收容所3处, 上午7时至12日治疗1处, 下午2时至6时治疗2处, “内外等科每日有难民患者二百余人预防注射, 凡入所难民者均施行检疫注射”。且每日晚要“要缮具工作报告表数份, 次日报局”, 随着入所的难民日渐增加, 患者亦日愈增加, “工作甚繁”^[54]。10月2日又奉命前往各难民收容所巡回、检疗等工作, “查职等此次负六处难民收容所患者之责, 每日分别前往各难民收容所检疗, 现在工作较先前更为紧张”^[54]。北平市救护队在津救护工作得到了天津市各界的认可, “付局长与该局科长并本间部队各机关等时至各收容所视察, 各所难民与管理难民人员等对视察人员声称职等热心服务, 治疗精细, 职等甚得视察长官面为奖励”^[54]。北平救护队从9月7日在津救护工作始, 至10月17奉命结束交代等项止, 在津各收容所治疗难民患者达4 877名, 预防注射霍乱达3 490人次^[54]。为了表彰北平市救护队在津的工作成绩, 在北平救护队返京前, 由天津市卫生局发给感谢状一份, 表示对北平市救护队的感谢。

四.   结语

区域城市史是指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及城市与区域之间关系的历史,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每一个本地和区域体系均是一个有连结点的, 有地区范围的、而又有内部差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体制”^[55]。作者不仅注意到了区域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更是注意到了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诚然, 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性, 正是两者联系的首要条件。施坚雅有关区域城市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北平、天津作为华北的两大城市,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天子之渡的天津, 由于其距离北平最近, 加之又是河、海两陆码头, 因此天津不仅是北平的门户, 更是华北的漕运中心及各种货物的转运中心, 为北平提供粮食等安全保障; 相反, 北平作为华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天津的供应, 近代以来, 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尽管北平周围也有众多的卫星城市, 但就对北平市的影响及其密切度来说, 都远远不及天津。这不仅是两座城市的功能性差异决定的, 更是得益于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意义上讲, “没有北京就不会有天津这个北方大城市的出现, 没有天津则不能长期保住北京的首府地位”^[4]。因此, 天津对北平的影响, 是周围城市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抗日战争时期, 北平、天津作为日伪政权重点盘踞和经营的两大城市, 此时天津的经济体系被纳入到日本侵华的战争轨道上, 天津成为“日‘满’华经济体制中战争军需品加工制作中心和日‘满’运送华北战略物资的供应集散中心”^[56]。这一时期的天津在经济功能上表现为超经济功能的性质。反观抗战时期的北平, 则仍旧延续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 仍旧是华北日伪政权“首都”或“首府”所在地, 文化上畸形繁荣。日伪政权对天津、北平的这种定位, 是在日伪侵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平津城市关系的性质。这一时期的平津关系是在日伪政权主导下进行的, 改变了原有平津城市关系正常的发展轨道, 成为日伪政权用来粉饰太平、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日伪政权不仅注重这一时期平津之间的关系, 而且以恢复平津城市关系的名义, 相继恢复和发展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及公路交通等。随着交通的恢复和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平津城市之间的距离, 紧密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因此, 正是由于北平、天津之间这种“唇齿相依”“痛痒相关”的特殊关系, 1939年8月天津水灾的爆发, 不仅对北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也迫使北平市日伪政权在“同舟共济”及“救灾恤邻”的名义下, 主动对天津市加以救济。此外, 除却特殊的背景来说, 两市在共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及协调性。对天津加以积极的救济, 在一定程度来说, 就是对本市的救济, 反之亦然。从这一意义来说, 两市在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面前, 是患难与共的关系, 亦正是这种关系, 北平市才积极主动对天津加以救援, 北平市的这种救灾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津市因水灾带来的负担。

无论是北平市日伪政权的自救, 抑或是对天津市的救济, 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及欺骗性。北平市日伪政权通过对本市及天津市的救济, 意在塑造其“亲民”“善民”及“王道乐土”的假象, 企图通过这些小恩小惠蒙骗沦陷区人民, 掩盖其侵略的基本事实, 妄图使沦陷区人民充当其统治下的顺民, 达到消泯中国人民反抗意识的邪恶目的。不仅如此, 日伪政权控制下的舆论喉舌对日伪政权的救济活动则进行了大肆的渲染, 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 与日伪政权的救济活动相配合, 企图以此泯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达到其培养日伪政权所需要的行尸走肉而已。尽管如此, 北平市日伪政权主导下的各种救济活动, 在客观上缓和了水灾对天津市的冲击, 亦使得那些被迫或自愿来平的难民有了一定的栖身之所。职是之故, 北平市的救灾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天津市救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亦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平津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