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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缘起、机遇和挑战

黄雪丽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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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缘起、机遇和挑战

    作者简介: 黄雪丽,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乡村建设与绿色发展。 Email:13720253835@163.com 地址:4300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珞喻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通讯作者: 张蕾,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林业改革理论、林业政策和立法。 地址:100714 北京市和平里东街18号

Forest Healthcare: Origi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Lei
  • 摘要: 作为一项反思现代性且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型产业,森林康养无论在国家政策还是社会实践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森林康养正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符合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顺应绿色发展的政策趋势、落实健康中国的战略实践。然而作为一个正在冉冉升起,并处于不断探索中的产业模式,森林康养当前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制度规范不健全、人才供给未跟进、政策机制不成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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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1-20
  •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9-01
  • 刊出日期:  2019-09-01

森林康养:缘起、机遇和挑战

    通讯作者: 张蕾
    作者简介: 黄雪丽,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乡村建设与绿色发展。 Email:13720253835@163.com 地址:4300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珞喻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 1.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 2.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促进会

摘要: 作为一项反思现代性且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型产业,森林康养无论在国家政策还是社会实践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森林康养正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符合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顺应绿色发展的政策趋势、落实健康中国的战略实践。然而作为一个正在冉冉升起,并处于不断探索中的产业模式,森林康养当前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制度规范不健全、人才供给未跟进、政策机制不成熟等问题。

English Abstract

  • 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明确规定“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拓展升级趋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而目前在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发展起来的“森林康养”,有效地践行了乡村振兴的战略意图,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事实上,森林康养在2017年中央1号文件中即首次被提出。国家林业局也在2017年底出台的《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森林康养的发展目标。2019年3月6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协同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药管理局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对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进行了首次全面布局。森林康养之所以能成为当前政策关注的重点,关键在于其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能够有效地将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融合起来,符合当前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新产业的诞生也意味着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国外森林康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森林与人的健康关系[1-4]。国内关于森林康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此,有研究者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自然森林环境对健康的积极作用[5-6];也有研究者从微观的视角着手[7-8],从作为森林康养的疗法之一的园艺疗法展开,发现园艺疗法对儿童自闭、孤独问题的干预效果显著。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关于森林康养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容乐观,以“森林康养”“森林疗养”“森林养生”“森林医学”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2009—2018年近10年来的文章,发现被CSSCI期刊收录的文章不足10篇。具体而言,从研究人员的组成来看,以机关工作人员参与较多,高校力量参与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细碎化的研究多,尚未见对本领域相对系统的介绍;从研究视角来看,一般为就森林康养谈森林康养,而未系统地讨论森林康养作为一个新概念,其产生的政治社会原因,及其发展机遇和面临的挑战。从研究意义来看,森林康养的实践场域主要是在山区,而山区不仅是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的薄弱点,也是绿色建设、健康中国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所在,而已有的关于山区振兴发展的研究有限,这使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笔者以“森林康养”的缘起为基点,援引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简要阐述“森林康养”在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试图唤起更多的研究者及其他人员对本领域的关注。

    • “森林康养”是在援引西方所称的“森林浴”“森林疗养”“森林健康”等的基础之上而产生发展的一个本土性的概念,其概念界定在不断地走向明晰,具体实践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森林康养”的生成缘起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觉醒,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 “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9]在2017年中央1号文件未提出森林康养这一概念之前,“森林康养”在业界也被称为“森林疗养”“森林休闲”“森林养生”等,称谓多样但其内涵外延并无太大差别。森林康养提出初期,官方尚未对其进行定义,但随着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对其概念的界定已经有了诸多讨论,主要包括专家学者和政策文件的界定。刘拓等[10]将森林康养定义为在森林绿色环境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改善身心健康的活动总称。陶智全[11]在其专著《森林康养》中,从繁简两方面对森林康养进行界定,但未明确概念内涵。雷巍娥[12]认为森林康养是指依托优质的森林资源,将医学和养生学有机结合,开展森林康复、疗养、休闲等一系列有益人类身心健康的活动。雷巍娥的界定对我们理解森林康养显然具有重要启示,但是其外延不免过大。从政策文件的界定来看,地方政府率先开始对森林康养概念的探索,如四川、湖南省等为代表的地方政策文件将森林康养最终界定为一种现代服务业的总称。随后2018年2月27日,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在行业标准中指出森林康养是以促进大众健康和预防疾病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环境资源,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环境因子的康体保健作用,开展有助于人们放松身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维持)身心健康的活动总称。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家林业局,对森林康养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我们对森林康养的认识,但这些内涵过于宽泛,指向过于抽象。随着森林康养产业的不断发展,森林康养的概念也在不断明晰。2019年3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协同其他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医疗、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显然,最新出台的政策文件对森林康养的概念界定更为明确和具体,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森林康养提供了较好的依据。但是将森林体验教育排斥在森林康养的内涵之外,笔者认为是不妥的。2018年2月,国家林业局出台的《森林康养基地总体规划导则》,明确提及了要将森林体验教育区作为森林康养基地功能区的一部分,通过自然教育、认知认养、科普修学等活动,满足康养身心需求的区域。显然,森林体验教育也有益于康养身心,理当作为森林康养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笔者对森林康养的概念进行了拓展,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医疗、健康养老、森林体验教育等的服务活动的总称。

    • “森林康养”作为一个舶来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19世纪,德国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林业资源遭遇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双重困扰下,很多人患上了“城市文明病”。问题的出现急需相关理论研究,现代性理论应运而生,这也是森林康养产业生成的重要理论背景。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强调人们可以理性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的理性代替神秘力量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并同时能够对自身进行反思。这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人类对改造世界信心的不断膨胀,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也正如恩格斯在多年前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13]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危机迅速做出回应,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并尝试在依托自然、尊重和利用自然的基础上而展开产业创新。另外,政策的驱动进一步刺激了森林康养产业的生成和发展。当前中国人口已达13.9亿,城镇化率达到58.52%,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健康危机等。为了应对这些危机,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向绿色低碳的生活转变。2018年中央1号文件对乡村振兴又实施了战略部署,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整体而言,理论的导向与国家政策的驱动成为森林康养生成缘起的重要背景。

    •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使“森林康养”的发展在当前具有极大的时代优势。

    • 2018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开展乡村振兴。贫困村落的振兴发展显然是乡村振兴发展的瓶颈和难点,这些地区森林风景类型多样,资源的原真性、完整性较好,生态环境较佳,发展森林康养将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破解当前乡村贫困的有力途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森林康养有利于产业兴旺。产业的进入将会为过疏化的山区村落注入新的活力,山村林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通过提供生态服务吸纳观光客,建立起了城市和山区的互动联系,特别是人才的吸纳与回流,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服务,进而有力地推进山村的振兴。正如学者所言,有些地域通过吸纳观光客在内的“地域外关系者”,使之进入过疏乡村,利用掌握的资源为过疏地域的振兴发挥作用[14]。第二,森林康养有利于促进地域生态更宜居。山区村落已经具备生态宜居的基础条件,但是闭塞的交通条件、相对劣势的空间区位,使森林资源本身难以与现代性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森林康养产业的推进也意味着权力、资本、资源的有机联系,进一步推动政府、森林康养企业对地方基层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改造和完善,也有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更加宜居。第三,森林康养产业有利于推进精准扶贫。在2016年5月以农业部为首的9部门出台了《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也对此有明确指示,其中强调了森林旅游休闲康养是增加贫困户就业、拓宽增收渠道的首选项目。2019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提出,山区是林业建设的主战场,森林康养助推林业精准扶贫[15]。2018年中央1号文件也强调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森林康养的发展需要以森林资源为载体,而森林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区地域。据统计,有近90%的国家级贫困县分布在山区[16],大力发展森林康养及与其相关的特色林业产业,不仅能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还能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由此可见,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森林康养,在多产业融合发展之下,有效地实现了多方利益的有机融合和区域均衡发展。从本质上看,森林康养进入山区,也是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在空间正义上的一种体现。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给自然生态带来巨大的破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人类社会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尤其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国家开始实施“绿色新政”,倡导发展绿色经济,开始用生态法则来重建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内外环境的互动之下,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提出“两山”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与以往资源掠取型的发展模式不同,绿色发展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的发展模式。而森林康养正是绿色发展,或者说是“两山论”的生动实践。具体体现在,首先,绿水青山是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环境资源前提和基础。推动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以绿水青山为载体,以优良的自然生态为竞争优势,在永续利用的基础上嵌入现代服务业的一种产业模式。《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森林康养和养老基地500处,森林康养国际合作示范基地5 ~ 10个,这将有助于刺激社会资本对绿水青山的投资热情。其次,森林康养是挖掘金山银山的可行路径。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的林业产业历经木材经济、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阶段。在供给侧结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下,新的林业发展业态开始生成。而森林康养作为这种新业态的集合体,在激活森林生态效益的同时,也立足森林生态健康产品,满足了公众对生态健康的需求,推动了林区农民的发展致富,进一步吸引农民工的回流,强化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最后,森林康养也是民众实现绿色消费和美好生活的路径。美国将森林康养称为“户外休憩”,20世纪初的时候,联邦政府通过成立国家公园,第一次将森林作为户外休憩场所。随着战后人们对户外休憩需求的不断提高,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对户外休憩展开专门研究,并成立了户外休憩调查委员会,到了1960年,将户外休憩与木材生产上升到同等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美好生活的诸多内涵中,绿色应为其必然要求,也即应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美好生活建设”[18]。基于森林康养所衍生出的绿色食品、绿色休闲等新型产品,既满足了快节奏城市中人的生活渴望,也迎合了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说,森林康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正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封加平在2017年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上所言,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森林旅游康养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20]

    •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宪章中对健康做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可见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和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没有偏离社会等。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也随之改变,肥胖、“三高”等慢性病正在侵蚀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焦虑与压力使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据《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显示,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86.6%,造成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而森林对慢性病的治疗和亚健康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能有效降低国家的医疗保健开支。比如,德国强制将“森林康养”纳入医疗健康保障,推行后国家医疗保健费用总支付减少了30%[20]。国民的健康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相连。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并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随后,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在2016年12月10日北京举办的“中国首届森林康养与医疗旅游论坛”上也明确提出:森林康养应为健康中国做出贡献[21]。张蕾也专门撰文认为发展森林康养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22]。“十二五”期间,林业休闲旅游的人数平均每年达16亿人次,其中2015年达到23亿人次。而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旅游业收入将占到全球GDP的11%,健康产业将占到12%,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目前,美国森林康养激活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人均年收入的1/8亦用于森林康养当中,森林康养场所每年接待游客量也达二十亿人次[23]。在德国巴登·威利斯赫恩镇,人口仅有1.5万,但是却拥有70位专业的医生和280位森林理疗师,每年接纳游客7万余名,约有60%的当地居民的工作与森林康养有关[24]

      旅游和健康的结合,今后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将森林旅游和健康疗养产业相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森林康养在我国养老市场也将做出一定贡献,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 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森林康养则为当前的生态养老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实践场域。老人是最有闲暇的人群,伴随着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将会成为我国森林康养视域下林下经济、园艺疗法等的主要消费者。但必须重视是,森林只是现代养老服务业的一个载体,养老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医疗条件、亲情关怀和社会交往的共同支撑。整体而言,森林康养作为林业发展的高端复合产业,以林业为载体,集合了保健、养老、休闲、文化教育等于一身,逐步衍生为一种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型休闲养生产业,并且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和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处在萌芽起步阶段,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发展困境和挑战。

    • 森林康养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起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是鉴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发展道路及具体国情等,森林康养在我国现阶段仍面临很多发展困境。这具体体现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制度规范不健全、人才供给未跟进、政策机制不成熟等方面。

      1)基础设施不完善。森林康养是一个综合性休闲养生服务,除了可以提供给人们度假、旅游、娱乐之外,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功能。但是从走访调研来看,当前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只“游玩”无“康养”的初级阶段,并且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贵州六盘水的剑河县仰阿莎康养基地已经开始有本地资源进入温泉疗养领域,但是在自然教育和养老方面,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运营中都尚未有涉及。这一方面与当前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有关,另一方面在于我国森林康养产品的设计目前还处在探索期。当然,这也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与此同时,森林康养的相关基础设施也极不完善,剑河县八万山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县城近百公里,拥有1 350 hm2的森林,其中原始森林有近万亩,涉及25个村,生态环境优越,是森林康养的适宜场所。然而目前因为其区位劣势,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不足,难以吸引投资者改善当地经济状况。如何解决生态资源优良但处于边远地区的林区发展问题,通过国家的力量来“筑巢引凤”或许是可行之道。

      2)制度规范不健全。森林康养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虽然也开始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其进行规范与管理。但是整体而言,相关制度规范仍然不够健全。一方面土地制度规范尚难以满足森林康养发展的需求[2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虽然已经提出:“利用1% ~ 3%的治理面积从事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等产业开发。”但森林康养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公益林保护问题。为保护生态红线,当前我国对公益林有着严格的限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出台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另一方面对森林康养的科研支持制度相对欠缺,从目前来看,尚未见到与森林康养相关的科研支持制度文本。这也反映在实践中,纵观近些年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有关森林康养方面的项目支持极少。缺乏国家科研基金的支持,森林康养的理论、技术及实践方面的知识无法得到全面的总结归纳和深化探索。要强化对本领域的研究,国家有必要在科研立项上进行倾斜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对本领域的重视,比如湖南省林业厅推动的“森林与人体健康研究”项目。

      3)人才供给未跟进。森林康养是伴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综合性跨学科产业,但这一领域的人才队伍及后续人才的培育力度都明显不足。新兴的产业发展需要专业的人才方能得到技术支撑和持续推进。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森林康养产业领域的各类人才严重短缺,使得有关森林康养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都没有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26]。笔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是相关管理人才的缺乏。森林康养目前属于林业部门管辖,但是其融合了林业、旅游、文化、康养等为一体。既有的林业工作者,对这一新型的、复杂多样的森林康养体系,无论是在管理理论亦或是实践经验上积累都明显不足,导致在涉及到相关发展规划和政策落实时无所适从。二是工程型专业人才缺口较大。森林康养行业的专业人员要求应有林学、医学保健、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这方面的人才当前较为稀缺。如何尽快地解决这类工程人才短缺的问题,需要政府尽快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编写相关的培训教材,组织专业人才的培训和考试制度。比如日本森林疗法协会在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森林疗法鉴定考试[19]。我国国内一些社会机构也开始了森林康养人才培训的实践探索,如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促进会、北京市园林绿化国际合作项目管理办公室联合北京林学会,每年都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授课,培养森林康养师。

      4)政策机制不成熟。森林康养作为一个新概念、一个新产业被引入我国,短短几年时间内即掀起了热潮。国家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引导,但与此相关的政策机制还不成熟,主要体现在当前多部门合作机制尚未达成。作为一项跨行业的产业模式,“森林康养”不单单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同时还涉及到卫生、体育、教育、文化等部门。但是目前的统筹协调合作机制(森林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只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内部达成,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机制有待进一步推进。多部门之间利益错综复杂,不仅存在共赢,也存在互斥。如何实现多部门联动并拧成一股力量是促进森林康养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此,有必要采取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通过协调、信任、合作、整合、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流等手段来解决部门之间的合作难问题[27]。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扮演积极组织和协调的角色,为森林康养的发展提供相应支持。

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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