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以来, 顾渚贡茶院、北苑龙焙和武夷山御茶园作为直属中央的官焙, 长期向朝廷进贡茶叶, 不仅茶叶品质极佳, 而且进贡茶叶的品种、花色多样, 贡量亦不断增加。随着贡茶生产区域扩大和进贡量不断增加, 以及官茶园的不断开辟, 导致地方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顾渚贡茶院, 位于浙江省长兴县, 自唐代起为著名的贡茶院, 至宋代其地位逐渐被北苑龙焙所取代, 其原因之一是江浙地区天气较福建一带寒冷, 清明前无法将贡茶送至汴京, 因此范仲淹写诗有“建安三千里, 京师三月尝新茶”; 其原因之二是顾渚贡茶院自唐大历五年(770年)建成, 成为第一官焙, 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苑龙焙兴起取代之时, 已维持了两百多年, 当地的生态环境已不适应大量生产贡茶, 一度罢贡。明清时期, 顾渚贡茶院持续进贡茶叶, 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

唐时, 顾渚贡茶院在兴盛时期有茶厂30间, 役工3万人, 工匠千余人, 岁造紫笋茶。每年贡期花千金之费, 生产万串以上。《南部新书》记载:“唐制, 湖州造茶最多, 谓之顾渚贡焙, 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8]这个数字不是普通的茶叶数量, 而是岁贡品质极佳的紫笋茶, 更不用说普通的茶叶了。顾渚贡茶院设在浙江长兴顾渚山, 朝廷为保护贡茶生产, 称顾渚山为官山, 禁止樵采, 而顾渚山周边的山林, 林木大多被砍伐, 或用于柴炭焙茶, 或开垦为茶园。北宋左文质撰《吴兴统记》载:“长兴有贡茶院, 在虎头岩盾, 曰顾渚, 右斫射而左悬臼, 或耕为园, 或伐为炭, 惟官山独深秀。”^[9]晚唐诗人李郢的《茶山贡焙歌》描述到:“研膏架动轰如雷, 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 驿骑鞭声砉流电。”^[10]另外, 时任湖州刺史、督造贡茶生产的袁高写的《茶山诗》中有:“悲嗟遍空山, 草木为不春。”^[9]

至北宋初, 顾渚贡茶院一度停贡,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仅仅进贡100斤而已。北宋知州葛胜仲在《同道祖及子舍游茶山归因成》一诗中写到: “忆昔贞元守修贡, 木瓜堂庑辉山扃……只今金沙杂榛莽, 空照华发垂星星。”^[11]元时, 皇室喜爱顾诸茶, 改贡茶院为磨茶院, 仍保持进贡千斤左右, 但至元末磨茶院亦衰败, 湖州沈贞《尧山》描述到顾渚山南的尧山, “顾渚山头生紫笋, 先春金芽绿云隐……如今重来惊异世, 山木凋零屋庐废。举眸风景更愁人, 对泣新亭周顗泪。”^[12]至明朝建国初, 朝廷重视顾诸茶, 修复贡茶院, 顾诸紫笋茶生产得以恢复, 进贡量持续增加。据明代长兴县令萧洵《顾诸采茶记》载:“吴元年又增贡荐新芽茶二斤, 磨造末茶二千八百八十三斤一十五两七钱五分; 叶茶二万二百八十二斤二两二钱五分。……洪武四年又增末茶三千二百四斤六两七钱五分, 芽茶一万六百一十一斤一十四两二钱七分五厘, 叶茶九万六千八百八斤七两一钱七分五厘。”^[13]可知, 仅洪武四年(1371年), 顾诸贡茶院就进贡了超过10万斤的茶叶。弘治十三年(1500年), 尽管《明会典》记载全国各地岁进茶芽共计4 000斤, 其中常州府宜兴县100斤, 湖州府长兴县30斤。但实际进贡量却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据《明宣宗实录》记载, 宣德六年(1432年)秋七月壬午, “常州府知府莫愚奏:‘宜兴旧额岁进茶叶一百斤, 后增至五百斤, 近年彩办, 增至二十九万余斤, 除纳外欠九万七千斤, 乞以所欠茶分派产茶州县均办, 且定每岁所进茶例, 免差官督责。’上谕行在户部臣曰:‘不意茶之害民如此, 所欠者悉免追, 今后岁办, 于二十九万斤减半征纳, 一委有司提督, 朝廷勿复遣人。’”^[14]

唐代顾渚山, 位于常州府宜兴县与湖州府长兴县之间, 两县所产之茶品质相同, 皆称紫笋茶, 同为贡茶进贡。如果根据《明会典》和《明宣宗实录》所载, 以宜兴紫笋茶/长兴紫笋茶(100斤/ 30斤)的比例换算, 湖州实际进贡量也将达到8. 7万斤。从明初开始, 如此大规模的持续进贡茶叶, 以致《吴兴备志》记载:“(天启年间, 作者注)顾渚山骨现于顶, 而胸背多肤, 大约以态胜, 以毛发奇。”^[15]可推知, 明代200多年的茶叶进贡, 使顾渚山的生态环境已受到严重的破坏, 不仅顾渚山周边的山林被大量砍伐, 且顾渚山顶已秃, 山上也是无草木覆盖, 肌肤尽露。入清以后, 尽管文献记载湖州茶叶进贡量也是百斤左右, 但湖州生产贡茶一带山区的周边已经是杂草丛生, 遂下令停贡。据《嘉庆长兴县志》记载:“国朝顺治二年定浙, 山寇未靖, 茶地多成榛芜。三年春, 知县刘天运, 随以豁役免解事, 请详浙闽总督张存仁批解。”^[13]由于顾渚山生态环境日益变差, 地方百姓和官府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保护水源、保护古迹的重要性。嘉庆时, 在顾渚山立有《禁止庙潭淘花生碑》, 其碑记载:“潭之水发源西际顾渚山下, 为金沙泉。伏流十余里至此潭, 滚滚流出如涎之出于口子, 此水口镇之所由名也。……尔者沿山一带多种茶, 生泥沙石砾, 淘于潭中, 渐失泉源, 逢干旱而泉竭矣, 苗尽槁矣, 膏腴也而变为赤土矣。”^[16]由于长兴顾渚山古迹碑刻众多, 是风景名胜区, 也是唐代顾渚贡茶院遗址所在地, 且金沙泉是历代制作贡茶所用之水, 具有保护价值, 在地方百姓的呼吁下, 湖州官府于嘉庆年间立下此碑, 禁止百姓在此淘洗花生, 堵塞泉眼。

入宋以后,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北宋政府始置北苑龙焙, 成为御茶园, 并逐渐取代了顾渚贡茶院。之后, 北苑龙焙不仅规模不断扩大, 贡茶数量大大超过前朝, 而且穷奢极侈, 贡茶品种和质量超过任何一个朝代。据《东溪试茶录》记载, 建安有“官私之焙, 千三百三十有六”^[17]。其中官焙之数, 在五代南唐时已有38, 建安下属6县皆从事贡茶生产之事。宋朝建立后, 尽管官焙数量时有增减, 但庆历中, 北宋北苑龙焙共有御茶园39座, 且贡额不断增加。据《宋史·食货记》记载, 北宋大观年间, “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18], 其贡额超过唐顾渚贡茶10倍, 至南宋时, 贡额已大大减少。据《荣斋三笔》记载, 至孝宗淳熙年间, 北苑贡额达到5万有奇, 尽管如此, 其贡额亦是唐代顾渚贡茶的两倍多。元代, 北苑龙焙虽有进贡, 但进贡数量已不能望宋项背,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罢造龙凤团茶, 北苑龙焙正式裁撤。北苑龙焙, 自闽国时起计, 至武夷山御茶园取而代之时, 后明初正式裁撤, 已维持约500年。北苑龙焙的退位, 一方面是明朝朱元璋爱惜民力, 废除制作精细和奢华的龙团凤饼, 另一方面也是北苑龙焙所在的建瓯东峰镇凤凰山一带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例如, 北苑龙焙之一的石坑, “庆历中, 分属北苑。园之别有十:一曰大番、二曰石鸡望、三曰黄园、四曰石坑古焙、五曰重院、六曰彭坑、七曰莲湖、八曰严历、九曰乌石高、十曰高尾。山多古木修林, 今为本焙取材之所。园焙岁久, 今废不开。”^[17]可知, 在北苑周边产茶品质较好的茶园(外焙)都选入北苑(龙焙), 而官焙周边山林多长有高大古木, 却大量被砍伐用于焙制贡茶, 久而久之, 部分御茶园生态环境变差, 逐渐不适合生产贡茶, 便被废置。与此同时, 北苑龙团凤饼进贡时, 建州的建盏作为茶具亦是贡品之一。当地百姓和宫廷都流行斗茶, 建盏颜色贵青黑, 蔡襄曾说道, 北苑龙团凤饼“茶色白, 入黑琖(古同“盏”, 编者注), 水痕易验”^[19], 且宋徽宗特别善于斗茶和分茶, 因此建盏是两宋时期流行的重要茶具。虽然建盏的主要产地在建阳的水吉镇, 但随着建窑的兴起和斗茶的流行, 建盏的生产已经逐渐扩大到闽东、江西、浙江和安徽。据考古挖掘, 已知与建瓯市东峰镇(北苑龙焙所在地)交界的小松镇就有出土的宋代的建瓯渔村窑址, 另外建瓯市周边一带均有黑窑模仿建窑生产黑釉瓷器。如弘治《八闽通志》记载, 瓯宁县有“黑窑坑山, 山下旧有窑”^[20], 而除记载之外, 民间的黑窑更多。建盏的烧制需要大量的木炭, 民谚道:“一里窑, 五里焦”, 木炭来源于周围山林的木材, 如此更加剧北苑龙焙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 贡茶品质和产量逐渐下降, 也是后人为什么只道有武夷山御茶园, 而不知有北苑龙焙的原因。

元代, 北苑龙焙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武夷山御茶园。至元十四年(1277年), 浙江平海行省平章事高兴采制武夷茶进贡。大德五年(1301年), 元朝政府下诏创皇家焙局, 不久改为御茶园。御茶园初贡仅20斤, 采摘户仅80。至正年间, 贡茶增至990斤。明初, 虽罢团饼之贡, 但贡额不变, 仍为990斤。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郡守钱璞奏免解茶, 将岁编茶夫银二百两, 解府造办解京, 而御茶改贡延平。而茶园鞠为茂草, 井水亦日湮塞”^[21]。至清代, 尽管武夷山御茶园不属于中央政府管理, 但作为地方管理的官焙继续进贡茶叶。可知, 武夷御茶园自元代创立, 至嘉靖三十六年御茶改贡延平, 作为中央官焙共维持了约250多年。而从明末至清末, 武夷茶作为土贡仍然持续了近300年。武夷山御茶园的开辟, 对武夷山的森林产生极大的破坏, 据《闽小记》记载:“武彝产茶甚多, 黄冠既获茶利, 遂遍种之, 一时松栝樵苏殆尽。及其后崇安令例致诸贵人, 所取不赀, 黄冠苦于追呼, 尽斫所种武彝真茶, 九曲遂濯濯矣!”^[22]明末释超全撰《武夷茶歌》亦说:“景泰年间茶久荒, 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 郭公青螺除其弊。”^[23]可知, 景泰年间, 因为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园, 后又将茶树砍伐殆尽, 武夷山御茶园遂变得荒芜, 九曲溪亦变得光秃秃, 植被反复更替和破坏, 生态环境恶化, 贡茶亦只能采购他山。幸好武夷山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较强, 经过明代中后期近100年的自我恢复, 至明末清初, 武夷山生态系统重现生机, 再次作为清政府的土贡来源, 成为中国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然而, 据徐晓望的观察, 认为“自古以来, 茶山的开辟对森林破坏是极大的。以武夷山风景区来说, 游览武夷山的人会发现, 尽管武夷山的山水十分美丽, 植被覆盖也不错, 但是, 武夷山没有百年以上的大树!造成这一情况是由于明末以来武夷的种茶业大发展, 民众将九曲溪边的山地全部开发为茶山, 为了制茶的需要, 他们将山边的大树砍伐, 用作炒茶的燃料。从明末到清末, 武夷山的种茶业旺盛了三百多年, 而武夷山的树, 也都无法长成大树!武夷山的破坏, 是闽北全区的一个缩影”^[24]。

武夷山御茶园, 尽管每年进贡不到1 000斤, 然而不到250年后, 武夷山御茶园已经停用, 改贡延平, 由此可知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而武夷茶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在清代表现得尤其突出, 后面将有详细介绍。总之, 直属中央的贡茶院, 为满足皇室对贡茶的需求, 全然不顾地方环境生态的破坏采茶制茶, 已经对地方生态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元明清时期, 各地亦有官焙, 规模不如北苑龙焙, 但亦是朝廷重要的土贡, 如六安官焙、慈溪冈山造茶局等。

六安茶, 自明始入贡。入清后, 清朝皇帝十分喜爱六安茶, 将六安茶作为宫廷必备贡茶, 且贡茶量不断增加。据《六安直隶州志》记载:“明时, 六安贡茶, 制定予未分霍山县之前, 原额茶二百袋。弘治七年, 分立霍山县, 产茶之山, 属霍山者十之八, 于是六安办茶二十五袋, 霍山办茶一百七十五袋。国朝因之。康熙二十三年, 奉文增办一百袋。于是六安办三十七袋, 霍山办二百六十三袋。康熙五十九年, 又增百袋。雍正七年, 暂停。十年, 复增。”^[25]起初, 六安贡茶均为土贡, 由茶户承办采制后汇总至官府, 由官员解送至京师, 但因茶户所采制六安茶“色类错杂, 驳换迟误”^[26], 于是知州王廷奏请贡茶改为官办, 设六安茶官焙, 统一收购极品一枪一旗, 依法焙制。六安茶从弘治七年(1494年)入贡, 至清末罢贡, 入贡长达400多年。六安官焙的设立, 对霍山和六安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 据《六安直隶州志》载:“国初山中林木丛蔚之地, 后民尽伐以种茶。茶之焙又多需木炭, 于是林木益少, 而山岭之土日垦, 遇大雨则砂石下流, 塞填河道, 水患易成, 故茶为六安民利而抑其害也?!”^[25]除了进贡朝廷的贡茶外, 地方官员又索要无度, 加速地方茶园的开辟, 砍伐山区林木。而霍山地区多山, 土壤层不深厚, 森林被破坏之后, 一遇大雨, 则发生泥石流灾害, 进而淤塞河道, 影响了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商贸。时人已认识到垦山而不种树的害处, 即“霍山民智未开, 未能远虑, 不识考求树艺之利。而垦山之害, 旧志已历言之, 谓必有地竭山空之患。阅数纪而其言尽验。道咸之劫, 人无孑遗。而山于此时少復元气, 故中兴以来, 得昌其利者, 四十年近以生息益蕃, 食用不足, 则又相率开垦, 山童而树亦渐尽。无主之山, 则又往往放火延焚, 多成焦土。使不早为之警劝补救, 不出三纪, 昔时景象又将再见。”^[27]

慈溪冈山茶产于宋代, 元代开始进贡。据清谈迁《枣林杂俎》记载:“宋宝祐间, 丞相史嵩之治墓, 建开寿、普光禅寺。其山颇产茶, 殿师范文虎因置茶局进贡, 元明皆仍之。”^[28]即由于南宋降将范文虎督办茶叶, 为讨好忽必烈和元朝高官, 特别设立专门的造茶局, 其茶列为元朝贡品, 明初仍沿用元代的冈山造茶局。贡茶的生产, 不仅对当地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 对慈溪地区的生态环境亦造成严重的破坏, 越来越不适合贡茶的生产, 贡茶产量也越来越少。冈山贡茶最终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停止”^[29]。冈山茶自元入贡起, 至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罢贡, 进贡长达约300多年。据明顾言的《贡茶碑记》记载: “盖茶户之起, 由国初时本县十、四、五、八、九等都地方, 广种茶园, 因而设局, 其所烘焙乾净茶芽, 相沿酌定年以二百六十斤为额, ……以供上用。……自后土地渐瘠, 茶园渐乏, 以迄于今则根株尽绝, 无复影响, 但其贡典已定, 岁不能缺, 该县不得不按册寻户照旧举行。至嘉、隆时, 议给茶价每斤一分, 后复渐增六釐。……民有出力以采之者; 有出财以贸之者, 而所采所贸, 又不足以给额。外之, 诛求至不得已而折乾纳价, 重敛腴膏, 填充囊槖。及茶将起解, 潜往鄞之天井山、象之朱溪各产茶地方轻价收买, 复指烘焙之虚名。”^[30]可知, 由于贡茶制作极耗费民力, 百姓不胜其苦, 且贡茶量不断增加, 导致山林贫瘠, 土地肥力下降, 茶树逐渐枯萎, 已无法再生产贡茶, 而定额的贡茶不变, 茶户纷纷逃离。经过几百年的贡茶生产, 冈山的生态环境已变得极差, 至嘉靖、隆庆时期, 冈山实际已不产茶, 贡茶均收买自周边鄞县、定县和象县的茶叶。

历代贡茶的生产, 集中了地方的人、物、力, 不仅集中了制茶精湛的师傅, 而且选择了名山名泉之地, 另外还有专门的茶户进行采摘、维护等。总之, 贡茶代表了当时最优质的茶品。而由于贡茶的名气, 也带动了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 历代有名的蒙山茶、武夷茶、松萝茶、庐山茶、六安茶等, 这些贡茶均促进了地方茶园的开辟和茶叶的生产, 许多所谓“伪茶”便相应出现。“伪茶”的出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是普通民众都想品尝一下帝王所饮的贡茶。为了满足需求, “伪茶”便应运而生。而所谓“伪茶”并不是假的茶叶, 仅或者是核心茶区之外的地方所产之茶, 或者是制法相同的茶。如闽北地区的建阳所产之茶, 亦称为武夷茶, 再如蒙山茶核心产区之外的地区所产之茶, 亦冒称蒙山茶, 还有休宁的松萝茶, 凡是以松萝制法所产之茶, 亦称松萝茶, 以此类推, 不胜枚举。总之, 由于官焙贡茶的生产, 推动了周边区域“伪茶”的生产。由于明清时期茶叶贸易获利甚多, 地方百姓趋利而往, 一哄而上, 官焙周边地区广泛开辟茶园, 以致地方生态环境逐渐遭到破坏, 显著的例子如闽北建阳县、安徽霍山县等。

武夷山御茶园自元代创立, 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改贡南平。明末清初, 武夷山再次恢复贡茶生产, 其武夷茶的名气已经深入人心, 清朝皇帝对武夷茶亦是赞赏有加。有清一代, 武夷茶的价格昂贵, 获利甚多, 加之有贡茶的声誉, 地方百姓和各地茶商均来闽北采购武夷茶。然而武夷山所产之茶有限, 武夷山周边的各县逐渐加入生产岩茶的行列, 所产之茶亦称武夷茶, 如武夷茶的重要产地之一建阳县。建阳“山多田少, 荒山无粮, 以历来管业者为之主。近多租与江西人开垦种茶。”^[31]随着清初武夷茶的风潮席卷世界, 武夷茶出口呈现井喷之势。道光年间, 建阳山已“茶居十之八九”^[32]。建阳地区无山不茶的现象, 很快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其一, 茶园开辟和制茶需要大量砍伐木材, 极大地破坏了森林生态。县志记载:“今建阳所辖之山, 惟近城官道旁种茶差少, 余则弥望皆童。”^[32]其二, 是形成了泥石流灾害, 损害农田。建阳人徐经记述其情形曰:“茶利兴而田害不可甚言矣。近十年来, 附山之田为山土壅蔽, 不得栽种。且春夏积雨, 山无浅草以蓄雨水, 又无坚土以当水势, 遂至一崩而下, 动数百亩。”^[33]其三, 泥石流灾害造成了河道淤塞。县志记载:“三十年来, 每遇大雨时行之候, 东北二溪, 辄红波汹涌, 势若黄河, 皆茶山之水, 由山沟而田涧, 由田涧而大溪, 以故澄潭皆淤泥填塞。有旧深数十丈者, 令只数尺, 如溪东浮桥潭是已。水道愈浅, 水患愈多, 既伤禾稼, 而沿溪庐舍, 亦多受坏, 凡皆涝之为害也。”^[32]与此同时, 周边地区百姓由于贡茶产生的经济效应巨大, 也纷纷加入到武夷茶生产的行列, 许多茶农和茶商因茶致富。然而有大利必有大害, 大量砍伐木材、破坏森林所致的自然灾害连锁反应接踵而至。茶农和茶商只见眼前利益, 对大自然任意索取,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 武夷茶贸易逐渐走下坡路, 而木材生意兴旺, 茶农又纷纷砍伐茶树, 改种松树, 经营木材, 植被反复更替而土地得不到修整恢复, 更加剧了地方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与福建同为产茶大省的安徽, 六安贡茶的生产对霍山的自然生态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表现有:其一, 茶与田争地, 安徽六安官焙境内原本山多田少, 旧时承担贡茶制作的茶户多以茶换取粮食, 而由于贡茶数额较大, 且官员贪污勒索, 压低茶价, 导致茶户多数破产。乾隆《霍山县志》记载道:“民始为茶所累, 而兴作无资, 则茶愈荒芜, 所出之茶不足以供茶粮, 人又畏其负累, 卒之旦夕。”^[34]安徽虽然地处产茶之地, 但普通百姓并不将植茶作为重要产业, 田地首先要保证粮食的生产, 仅在田地的周边空隙顺带植茶而已。其二, 山林多开辟为茶园, 大量砍伐木材, 造成泥石流灾害。六安茶虽不敌武夷茶、松萝茶, 但因霍山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的原因, 所产六安茶入药最好。屠隆《茶笺》评价六安茶:“六安品亦精, 入药最效, 但不善炒, 不能发香而味苦, 茶之本性实佳。”^[35]姚可成《食物本草》亦评价曰:“六安茶主消食调中, 祛风邪, 升阳气。”^[36]清康熙、乾隆、雍正皇帝十分中意六安茶, 他们正是看中了六安茶所具有的保健功效。因此, 六安茶“价亦倍于各乡, 茶商就地收买……运至苏州……转由内洋至营口, 分售东三省一带, 近亦有与徽产出外洋者。”^[27]然而, 随着六安茶进贡岁增, 以及百姓趋利开山种茶, 长久以往, 逐渐引发自然灾害。县志记载:“茶独擅于淮南。茶之产在霍山者为多, 平地亦可种, 而以在高山中复有平壤, 艺者为位, 故曰云雾茶也。六安茶之上者, 香色不能胜武彝、松萝之绝品, 独其美地气为厚, 能开滞而不甚峻削, 则愈于江以南诸产矣。以茶行贾, 几遍天下。国初山中林木丛蔚之地, 后民尽伐以种茶, 茶之焙, 又多需木炭, 于是林木益少, 而山岭之土垦, 遇大雨则砂石下流, 塞填河道, 水患易成, 故茶为六安民利而抑其害也。”^[25]

回顾历史, 尽管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亦认识到贡茶生产对地方自然生态的破坏, 但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 还是少之又少, 寥寥几句, 虽有提及, 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再从贡茶院的贡茶量分析, 从上万斤到几百斤, 甚至贡茶购置他地的情况来看, 可知其地方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 严重影响到地方百姓的生活。通过上述分析, 让我们在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同时, 也提醒当代人们应将地方茶叶生产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起来, 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